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 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 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 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 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 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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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 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 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 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 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 ‘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 莱温没有补上： ‘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 （24） 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 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10年的医务观察中，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 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马·高 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 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 “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 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 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 道： “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 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 而我们，我们的人 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 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 （27） 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 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 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 “最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 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 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 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 1901年 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 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 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 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 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 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 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 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 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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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 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 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 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 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 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 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 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 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 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 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 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 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 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 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 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 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 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 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 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 ”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 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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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 《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 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 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 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 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 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 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 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 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 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 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 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 “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 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 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 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 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 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 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 “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 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 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 “医药谋害”活 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 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 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 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 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 “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 志们，你们饶恕我吧！”（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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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 “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 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