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1279年1月，元军主帅（宋降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2月，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1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府规定，对西方贸易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周去非著）、《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é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这些国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最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主要码头、港口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中国至苏门答腊岛东南）。广州到三佛齐用38天。三佛齐古称室利佛逝国，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国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饶超过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阇婆的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中国至印度）。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班达亚齐，扼孟加拉与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白锡等。从广州至蓝里40日，过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个月到故临（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带）。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中国至阿拉伯）。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中国远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常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中国”（《岭外代答》）。
（6）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的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2对日航线
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献记载中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到博多港。与唐时的渡日南线相同，全程约七天。到南宋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权时，直接控制大宰府（掌对外贸易的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一变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平清盛极豪富，拥有“中国的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日本《平氏物语》）。宋船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锦、绫、香料、药材、瓷器、竹木、书籍、文具、铜钱等。再从日本购回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及工艺品宝刀、折扇、屏风等。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也传到日本、高丽。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一艘“东夷”商船因桅杆被大风折断，飘流到我国苏州昆山县海边。昆山知县派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日本名僧荣西曾于南宋孝宗时的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两次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入日本，还把茶种带回日本。
3对高丽航线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用两天可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比唐代的高丽渤海道便捷。南线：从明州出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约15天左右可到达。宋代高丽遣宋使57次，宋使往高丽30次。两国来往很多。中朝间的贸易起初是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北宋多次向高丽赠送礼服、乐器、金器、银器、漆器、川锦、浙绢、茶、酒、象牙、玳瑁、沉香、钱币等。高丽也多次向北宋赠送良马、兵器、弓矢、人参、硫磺、药材等。宋代到中国留学求法的高丽僧人很多。这些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泉州造船业
两晋之前。/ www。
隋、唐、五代。
宋——每岁造舟通异域。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改进。船壳法的制作顺序。“科民”造舰。
后渚港宋末沉船——船型设计。船体结构。造船工艺。船桅及蓬。舵的发展。船碇。防腐技术。牵星术。
元——造船。《伊本·巴都他游记》的记述。泉州元船的技术特征。
明——结构法的造船顺序。抗倭战船。福船特点。
清——《海国闻见录》记叙的航海技术。造船。造船顺序。
两晋之前
泉州造船历史悠久。
春秋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百越族擅长造舟航海，《越绝书》称其“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去则难从”。
战国时期，越族入泉，与闽族土著融合，形成百越中的独立一支——闽越族。
秦汉时期，闽越族善于驾舟和水上船行，历史上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
《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泉州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四大对外交通港口之一，也成为当时全国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十分发达，所造海船具有船身巨大，结构坚固，载重量大，抗风力强的特点。
造船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船板之间用钉榫连接。使用铁钉工艺，需要较高的捻缝技术相配合。船匠用桐油、灰、竹丝混合，作为捻料，解决这一工艺难题。
水密隔舱板的设置，使全船分成若干舱。个别舱破漏水，不会流到其他各舱，既便于修复，增加抗沉性，又可加强船体结构，有利于船型的增大，这是唐代中国造船技术工艺的一大发明。
据《唐会要》载，福建（包括福州、泉州等地）造的海舶，一艘可容置数千石（约50—60吨）。
宋
从宋代开始，泉州进入鼎盛时期。
每岁造舟通异域
宋代，泉州造船业更加发达，成为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谢履《泉南歌》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南门车桥澳（圆通港），南门外海滨的后山社、城南厂口街、法石（乌墨山澳、鸡母澳）、后渚、晋江江畔的申（辛）公亭，惠安西坊乡等处，都是南宋时著名的造船场所。
《太平寰宇记》将“海舶”列为泉州土产。当时福建“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筹财力，兴贩牟利而已”。
福建、泉州所造海船质量居全国之首。吕颐浩《三朝北盟会会编》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州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当时中国造的帆船有“沙船”、“乌船”、“福船”和“广船”四种主要船型。泉州造的帆船属“福船”船型。其特点是大且坚，抗风浪，耐远航，向大型化演变。
当时奉使出国的座船，载重量可达2000斛，大商船达5000斛。斛与料、石相同，每斛按容量计约合51。77升，按重量计约合92。5宋斤。2000至5000斛的大船，载重量约在100—250吨，作为木帆船来说，已很巨大了。
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改进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北宋·宣和时（1111—1125年）遣使往高丽，到泉州雇募“客舟”。
泉州所造海舶，船身巨大，“皆以全木巨枋楔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破浪而行也。”深阔各10丈，全船分为三舱，中舱又分为四室，有水密隔舱，设备齐全，商人分占贮货。
“客舟”船头用矴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碇起碇用滑车。如遇风涛紧急，还须抛“游矴”。
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深浅更易”；另外加设两个“三副舵”，更灵活地控制航向。
船舷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载人与货，“水不过橐”，既作为防船身碰撞之用，又是吃水线的标识。
主桅高10丈，前桅高7—8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蓬”，风有八面，惟当头不行。
用鸟羽悬于桅顶以测风向，以铅锤测水深。如遇风涛紧急，则抛游碇用铅锤底沾上油，以便把海底泥沙粘附上来，以考察是否达到海底；海底泥沙的性质记录下来，为日后航行时对照之用。
根据以上材料，对比隋、唐、五代，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有较大进步。
（一）船型从平底船改为尖底船。
（二）船体增大。深阔各10丈，如长宽比以4计，则船长达40丈，比唐代海舶的长、阔、深都增加2倍以上，体型大8倍以上。
（三）造船工艺和材料更加讲究，选用整根木材和巨枋楔叠而成。
（四）船舱分隔更多，普遍设置水密隔舱，防漏抗沉，提高安全性。同时客货分贮。
（五）用矴石作碇泊船只工具，用粗大藤索长达500尺来系矴，使用滑车抛碇起碇。
（六）为多桅多帆船，增加受风面积。帆可以调整方向。八个方位的风，只有当头风不行。
（七）舵有大小主副之分，可随水的深浅升降，操纵驾驭控制能力大为提高。
（八）设置吃水线、风向和水深的探测工具，虽很原始，但表明驾驭航行的技术比前更灵活。
朱惑《萍州可谈》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用观测天上星体来定船舶位置的天文定位法，早为航海者所运用。到十二世纪，以指南针来定位，更占主导地位。当时指南针称“浮针”，是在磁针上横贯几条灯芯草，使磁针浮在水碗中以指示方向。
船壳法的制作顺序
宋代造船是先定龙骨，后定水底板，再是隔舱板，在隔舱板与外板相接处遍设肋骨，起加固隔舱板与船壳板相连结的作用。这种制作顺序称“船壳法”，一直沿用至明初，没有改变。
“科民”造舰
宋廷所造战舰的经费“科民”承担。“科民”就是按户口、田亩或区域，责令人民摊派的临时税。地方官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黄彦辉为晋江知县，适逢朝廷命令滨海诸县造战船，晋江县分配造9条的任务。黄彦辉对属下说：人民的赋税有定额，不要横征暴敛。造船的经费“刷县帑本钱为之”。
南宋·绍兴中另一个晋江县令傅伫，接到造战舰的诏令后，亲自监督建造，所花经费比邻近县少一半而且先完成任务。张浚向朝廷报告，受到减勘验成绩三年的奖励，升为茶司干办公事，后转为南剑州通判。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晋江知县林湜接到大造战舰的诏令，他不忍按常规向百姓摊派，又不能违抗朝廷的诏令，欲投檄辞职。寓居境内的各国商人钦佩他的仁义，慷慨捐助，结果“舰就而民不知”。反映了宋代居住泉州的外国人与泉州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cn也可以看出，林湜为官清廉，博得外国商人的爱戴，所以会自发集资造战舰，帮助林湜完成朝廷下达的造战舰任务。
南宋·淳佑三年（1243年）八月，宋廷令福建安抚司照沿海例，团结福、泉、漳、兴化民船，以备分番遣戍。
后渚港宋末沉船
1973年7月在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宋末沉船，古船只剩下甲板以下部分，1974年出土。经研究，他大约沉没在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前后。1984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参观这艘古船后，赞叹：“这艘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是一艘中型远洋艚船，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宋代三桅木帆海船，属于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福船型，载重量约200吨，相当于唐代一支700头骆驼的运输队驮运重量。具有结构坚固，抗风抗浪力强，吃水深，稳定性好的特点。
船型设计
船身尖底造型，扁阔短肥，平面椭圆，方头方艄。
古船残长L＝24。2米，残宽B＝9。15米，残高D≤2米。外板联结方法为搭接和平接混合使用。底部外板为两层，第三接头以上为三层。总厚度约18厘米。全船用12道隔舱板分割为13个水密隔舱。第一舱保留有头桅座，第六舱保留有主桅底座，可见是艘三桅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