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进行不平常的军事准备”的消息；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自巴黎发回的电报则说，当地的宫员们“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十比一”4月9日，罗斯福在他的疗养地温泉向他的朋友们告别时公开表示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到了秋天我还要回来的。”由于总统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代名词，立即引起了一向害怕美国介人的孤立主义者们的恐惧；而反对他们的人则欢迎这种说明美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间的一场斗争不会再继续漠然置之的表示，罗斯福4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白表示，这确实是他的意思；当时他还表示完全同意这天早晨《华盛顿邮报》上出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在结尾说，“我们”显然是指西方文明而言的，美国作为这种文明的一个部分，其切身利益自将受到影响，“不管怎样”，美国“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已介入了”。作者又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受到警告：“美国极其强大的力量必须是他们目前思想所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果在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如何更好地保卫美国自己，以及他们能采用何种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4月12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政府各部门代表开会商讨保护美国经济的紧急计划。六天后，他们向总统汇报说，已经拟定了一项紧急财政方案。同时，罗斯福决定再向独裁者们作一次公开呼吁，吁请他们不要诉诸武力，而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在4月14日，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加强西半球的团结这一题目发表了一篇泛美日的演说后，他就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了电报，建议把一切国际争端放到会议桌上来解决，并自愿充当一名“友好的调停人”。不过，首先他要求他们保证至少在十年之内不进攻欧洲和近东的三十一个指定的国家，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如果能作出这样的一个保证，他就再要求各有关国家也给予他一个同样的保证。在有了这些保证之后，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关于裁减军备和在各国一律平等的条件下促进国际贸易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直接同领土和政治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合国政府，可以安排在一种和平的气氛下讨论这些问题。总统的这些信息，在美国国内到处都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但是在当时占优势的舆论气氛下面，罗斯福还不可能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任何同别国搞联合政治行动的倡议都会被说成是搞“陷害人的联盟”。因此，罗斯福的建议只限于在经济上给予报答，如果轴心国能改变态度的话。不过，他也提了一些相当含糊的威胁的话，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不能保持和平，美国就要进行报复。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希望，对战时交战国家供应军火的禁593运规定取消之后，这种警告将会具有更大的压力。
第三章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立法进行的斗争按照所谓1937年5月的中立法，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对所有交战国家不加区别地自动禁止武器出口，就立即生效。政府相信这一法律直接对轴心国家有利，因为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民主国家则刚开始从后面追赶上去。德国也知道，它的那些准备差的对手不能购买美国军火来弥补不足，从而更得到了直接的鼓励，甘愿冒战争的危险去试试运气。另一方面，倘若取消了禁运，战时能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因为英国及其同盟国将能处于这种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希望取消禁运甚至也许还能阻止轴心国家发动战争。整个1939年春季和夏季，中立法应否进行修改的问题成为孤立主义者与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的焦点。捷克斯洛伐克之被占领以及后来轴心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动，虽然使美国人深切感到欧洲局势的严重，但争论的主题依然不变。政府及其支持者相信，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更增加了运用美国的力量未反对侵略者的必要性，而孤立主义者却得出了极为不同的教训。他们认为战争的危机只能更加说明，使美国在严格的中立法这条马其诺防线后面保持孤立的重要性。给修改中立法的主张泼冷水的另一因素是，过去很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的人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而都灰了心，态度消极。虽则英法两国政府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博得了美国的欢迎，但它们的早期政策所招致的疑虑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因此许多人预计但泽问题将会以第二个“慕尼黑”的方式来解决。在自由派《新共和》周刊6月间主办的一个外交政策讨论会上，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仍然是对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厌恶和怀疑。看来，部分撰稿人似乎更加关心一个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的集团中那些可能会参加的成员的政治纯洁性，而对组成这样一个联合阵线的实际步骤反倒不那么关切。那些确实赞成取消禁运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愿意支援英法两国，但是这些国家必须参加一个反法西斯集团（其中也有俄国），并保证它们的民主国标决不动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不过是在进行恫吓，如果英法态度坚决就足以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一般人都低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实力，这也鼓励了这种观点。这种种态度都是美国公众不愿承认战争已迫在眉睫、不愿美国采取一项坚定的政策来对付局势的表现。特别是那些议员，更不愿意听到关于战争的警告，或着手去解决象修改中立法这样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尽管在1939年度前三个月的会期中有大约二十个关于修改中立法的提案和决议案在国会中提出过，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方面的立法很少实际进展。这些议案从建议更广泛、更严格地援用强制禁运的规定，直到完全放弃特别中立法、恢复国际法的传统规定，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所不包。在这几个月期间，政府并未加以直接的领导。罗斯福1月4日在他的国会开幕致词中曾指出，中立法有必要加以修改，但后来又断定，把立法工作让国会去负责进行更为明智。早在1月间，赫尔就已同参议员毕德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索尔·布卢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主席）商讨过此事。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曼于是就承担了提出适当的法案的责任。3月20日，他提出了一项名为1939年和平法的提案，提议解除禁运而代之以“现购自运”的规定。4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和平法及有关中立问题的其他提案举行公开的意见听取会，出席作证者中有史汀生、巴鲁克和其他主张或反对修改现行中立法的知名人士。然而这次讨论只能表明在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上有多大的困难。当辩论结束时，没有一个提案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把它送交国会采取行动。一部分态度坚决的参议员准备为反对废除而奋斗到底，包括使用很厉害的在参议院中阻挠议事的那些作法。而另方面，支持修改中立法的人对于新的中立法应采取什么形式，看法却又大为分歧。当毕德曼提案及其他提案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赫尔已亲自同一部分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政府一直未作任何公开的声明。罗斯福和赫尔都确信他们在废除中立法问题上将获得赞同。可是由于国会争吵不休，事情拖延不决，而欧洲的局势却日益紧张，他们两人就越来越不耐烦起来。5月初，毕德曼终于承认要参议院通过他的议案已经毫无希望，罗斯福和赫尔才决定在这场斗争中亲自出马。同时，两人还决定在众议院展开一场修改中立法的决战，希望一旦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参议院将也跟着照办。5月19日，罗斯福邀请众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在白宫开会研究此事。在这次和以后几次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指出，无论是作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还是在战争中作为防止轴心国家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取消禁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国务院草拟了一个政府对于修改中立法的具体建议的文件。文件一开头先列举了主张修改中立法的种种理由，最后提出了实施的六点方案。5月27日，这文件的副本分别送交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两天后，在5月2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卢姆在院内提出了一项包含有赫尔建议要点的议案，这项提案迅速得到了外交委员会的通过，并于1939年6月19日上报众议院。这项议案提议取消军火禁运，但包含有一些保证美国安全的规定。这些规定中包括，1937年法律中原来有的关于禁止给予交战国贷款和信用贷款的条款，以及军火的进出口必须得到国家军火管制局的许可这一必要条件。其他条款有授权总统禁止美国的船只和公民进入由总统划定的交战地区，以及规定向交战国家输出货物必须在出口前先将货物过入外国购货人的名下。这些条款在性质上是一项已作了修改的“现购自运”政策，一旦通过就将使交战国能够从美国获得包括军人在内的物资。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6月30日众院通过了一项修正议案，它完全否定了政府的意愿。准许总统划定交战地区的规定被取消了，主要是因为在划定战区方面，它赋予罗斯福的权力太大。结果，一项恢复军火禁运、仅在形式上稍作修改的修正案以两票之微弱多数得到了通过。当时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参议院也许会完全改变众议院的决定。但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因为7月11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十二票对十一票决定将中立法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再讨论。罗斯福和赫尔似乎深信废止禁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失败。7月14日，总统把赫尔的一项强硬声明送交国会。在这项声明中，赫尔再次强调他们的信念，即禁运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也不利于美国的更高利益和安全，要求国会重新考虑对它的决定。为了说服参议员们同意迫切需要废止禁运，罗斯福和赫尔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邀请参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反对党共和党的重要议员，7月18日来白宫开会。两人同不愿被说服的参议员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也未能使他们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老孤立主义者参议员博拉最后还宣称，他就是不相信会发生战争。当赫尔再次提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很不妙时，博拉傲慢地断言他有他自己的情报来源，而且他认为比国务院的情报更为可靠。到场的其他参议员们则表示，在本届国会中他们不可能在参议院里集结必要的力量，为修改中立法有阶行动。这样，修改中立法的长时间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国会于1939年8月5日体会时，1937年的中立法，连同它的禁止军火出口的规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政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心理，害怕取消禁运将导致美国被拖进战争；并害怕罗斯福可能要滥用其自行决定一切的大权，不遵守中立的原则而使美国难以保持和平。对于英法两国的退迟不偿忖战债，仍然很反感，正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策极不信任，这些都在起着作用。但是国内的政治情况则应对这一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已在美国的政治局面上投下了阴影。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第三次联任，议论纷纷。共和党人急于要贬低总统并削弱其声望。因为总统对于废除中立法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就把中立法看成是可以用来达到这项目的的一个大好机会。共和党人还得到了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后者同样反对总统的第三次联任，因为他们害怕这将意味着“新政”政策的延长。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个普遍信念，认为严守中立的政策也是获得选票的最好办法，但是抱这种观点的人很可能是低估了已经在发生变化的公众舆论。连续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抛弃僵硬的孤立主义的趋向逐渐抬头。盖洛普博士的美国舆论学会于1939年3月12日发表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向英法出售战争物资，而到了4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这项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六。在六个月内公众意见的变化，如果以4月的数字同慕尼黑会议以前一次测验的数字相比较，那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在六个月前的那一次测验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赞同出售军火，其余绝大多数人则表示反对。然而，虽然民意测验表明赞成以物资援助英法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同时也说明公众的绝大多数仍反对直接介入。这种情绪的力量在中立法的辩论中显示了出来，反对和支持修改中立法的双方都宣称，他们的政策才是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最好的政策。确实，这时只有极少数人是赞成武装干涉的。激烈争论集中的焦点毋宁说是关于美国应保持的中立的程度这样一个问题。用总统的话来说，斗争是在这样两派人之间进行的：一派人希望用“战争以外的一切办法”来抗击侵略者，而孤立主义者则希望美国完圭割断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孤立主义者的势力确实十分强大，足以阻止对现行法律作任何改动，足以坚持严格的美国中立地位，但他们也并未能使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提出的各项新措施获得通过。战争公民投票决议案（参院法律决议案第84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它是由一些西部和中西部的参议员在2月28日提出来的。这项决议案是1938年在众议院中被微弱多数票击败的路德劳计划的一个翻版，它提出一个对宪法的修正案，要求宣战权改由人民通过一次全国公民投票来行使；国会只是在美国领土受到袭击，或一个西半球国家受到一个非美洲的国家的袭击时，才保有它原先的宣战权。5月和6月间，赫尔和陆军部长伍德林都给审查这项决议案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了措词强烈的抗议信。赫尔追述了他过去表示过的不赞同战争公民投票的意见，并指出他深信这项提案“将严重地削弱政府维护我国人民的和平的能力”。陆军部长的措词甚至更为强硬。经过仔细考虑这项提案后，他说他坚信如果它得到通过，将“在实质上妨害和限制陆军部执行它的保护美国及其财产的主要任务，在某些情况下甚室才能危害这一任务的胜利完成，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7月6日，司法委员会用最强烈的措词表达了它的不赞同，它一致表决将这项决议案报送参议院，建议不予通过。参议员博恩3月21日提出的一项对战时利润征税的议案，其主要目的同样也是为了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这项议案与以前的一些议案一样，根子在于亲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它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诸于制造商和银行老板们的利欲熏心。议案的原发起599人们相信，如对来自战争的利润课以重税，则主要的战争鼓动者就会有所“畏惧”而不得不维护和平了。但当批评者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征收的税会比一个人的全部收入还要多时，这项建议的宣传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此外还有李氏议案也是目的在于对战时财富加以征课，办法是强制贷出资本，其数额在最高收入一级可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这一议案于5月5日获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但同样未能在全院通过而最后成为法令。然而在这种坚决不让美国卷迸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决心背后，还潜伏着一种很多人不肯承认的恐惧心理，害怕美国最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卷进去的。这种美国人的感情和愿望的两重性说明了1939年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