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 第25部分

时聚集在威尼斯宫外的人群就高呼响应：“一直进到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最好是让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事件发生后先等待两周，然后再就重开法意讨论的事作任何建议。它然后在罗马和巴黎都采取了外交行动，强烈要求每一政府采取主动，但又不告诉它们另一方也正在被接近中。当珀思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见墨索里尼时他们讨论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但是当珀思建议意大利政府应195当系统地提出它的要求时，墨索里尼认为这些早已为法国政府所深知，因为2月间已经向一位法国的非官方使者保罗·博杜安解释过。下一步因此必须由法国来走。菲普斯和达拉第4月22日的一次会见甚至更加令人沮丧。达拉第终于深信意大利政府已“彻底地倒向希特勒”，菲普斯也没有能使他相信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的好处将超过坏处。无论如何，大约就在这时，博内似乎已说动了达拉第和他的其他同事们，去让弗朗索瓦蓬塞向齐亚诺作一次接近。4月25日弗朗索瓦蓬塞于是利用与齐亚诺商谈同一项商务条约有关的某一点的机会，乘机提96出了意大利的要求的问题。齐亚诺在确实知道弗朗索瓦蓬塞的行动是由他的政府授权的之后，就说意大利对法国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他在2月间已告诉博杜安）在吉布提有一个自由港，分享吉布提一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股权，在苏伊士运河董事会中有两名意大利董事，和修改1896年协定中关于突尼斯的条款。次日，齐亚诺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这次谈话，墨索里尼说，在他已经决定与德国缔结的条约签字之前他不打算与法国开始谈判。27日博内向菲普斯要求说，英国政府应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支持继续谈判。哈利法克斯5月1日向科尔贝强烈劝告，决不要放过齐亚诺和弗朗索瓦蓬塞会晤所提供的机会，达拉第也答应菲普斯，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博内吩咐弗朗索瓦蓬塞继续会谈，他认为除与突尼斯有关的一部分外，就意大利的那些要求达成协议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也要求5月初访问罗马的加芬库尽他所能去促进友好关系。不过，在5月7日宣布德意两国政府决定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同盟之前，弗朗索瓦蓬塞和齐亚诺就没有再会晤过。弗朗索瓦蓬塞在10日又会见了齐亚诺，但是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会谈表明，两国在突尼斯问题上的看法差距太大，不可能迅速解决。5月11日，达拉第发表了一篇演说，意大利人因此见怪，于是在12日墨索里尼决定中断会谈。与此同时，即将签订意德条约的消息，象阿尔巴尼亚危机的消息一样，没有使英国政府改变想看到法意和好的愿望，但却加强了达拉第和具有他这一派想法的其他法国人不愿朝这个方向采取任何步骤的决心。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与达拉第讨论了这个和其他的问题，他提到有很多方面的消息说，意大利政府在与德国的关系197方面很想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并希望获得一些成就以加强其国内地位。然而，达拉第固执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打破僵局。他说，当意大利有近两百万人拿着武器时，法国不能作出让步。在正常情况下，给意大利一个在吉布提的自由港和让出一部分吉布提铁路，那不会是灾难性的；但是当意大利刚在利比亚把它的军队增加一倍时，考虑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太丢脸了。“法国能够做出的最糟的事，就是向这场暴力和讹诈的战争让步投降。”如果把在利比亚的驻军减少一些，那么能够被法国舆论接受的某些让步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相互的让步，法国就不可能放弃它的任何权利。英国政府的观点（美国驻伦敦大使持同样的看法）是，达拉第在与意大利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态度过于“不必要的僵硬”，但现在哈利法克斯已经用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剩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张伯伦写一封私人信也许还能使达位第改变他的主意。博内虽然赞成这个办法，但思考了几周之后认为，最好是等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完成之后再办理。直到7月13日，在张伯伦直接向墨索里尼呼吁帮助避免战争并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之后，张伯伦才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私人信，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对意大利问题的立场。我觉得（张伯伦写道）墨索里尼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但我关切这样的想法，即他和希特勒可能会说，“当法国拒绝与意大利讨论分岐，尽管意大利己公开表示愿意这样做，这时再要与西方国家讨论和平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建议的就是……你现在应198当表示你愿意……倾听意大利的建议。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是处于你的某些前任的那种软弱地位，你也许不得不考虑，根据什么理由你可以向法国的舆论推荐一项与意大利签订的协定。……但是你并不处于这种地位。……在近代还没有一位法国部长曾得到他的人民如此坚强的支持。菲普斯7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达拉第，他报告说，达拉第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虽然不是如此的剧烈”；但在他7月24日的经过考虑的复信中，达拉第客气地但坚定地继续拒绝考虑，对一个已深深卷入轴心国政策的意大利政府作单方面的让步。当他强调维持英法团结的重要性时，达拉第按下了一个英国政府几乎一定要作出响应的琴键，据他的看法，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使意大利人改变他们的路线。8月3日在回答达拉第的信中，张伯伦承认，他已发现法国的论据是有力的，他倾向于同意，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政府采取主动去重开法意谈判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英国想促成法意和好以诱使墨索里尼起到拖住希特勒战车轮子的作用这一尝试的终结。但它并不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另一种努力的终结，这种努力与法意问题无关，只是想加强意大利国内的和平倾向和消除人们对和平阵线的怀疑，即怀疑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项反意大利政策的一种表示而已。在阿尔巴尼亚危机过去了几周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是以尽量少干扰英意关系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卸任英国大使琅恩勋爵的离开罗马，又给了英国政府向墨索里尼传送一个友好信息的机会。在他的告别拜会中，珀思奉命表示，英国政府仍旧确信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但泽的前途和法意关系这类问题是有可能的，它表示决心抵抗侵略并不意味着有包围或威胁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意图。墨索里尼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大使并告诉他说，他是“真正地为和平感到担心”，并同意“需要围着一张桌子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德波关系和法意关系这些问题。到5月初，在罗马的人们已得知齐亚诺199即将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会晤。弗朗索瓦蓬塞和新到任的英国大使珀西·洛雷因爵士都相信，齐亚诺打算去极力劝说里宾特洛甫对待波兰要有节制，并为和平解决但泽争端做工作，这一争端由于希特勒宣告德波协定无效正变得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米兰会议的结果是宣布了德国和意大利打算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但接着在几天之内，另一阵营的一个发展却使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受到了一次不愉快的冲击。这就是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于5月12日发表的那项宣言，根据宣言，如果发生“一项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双方应即相互给予援助。意大利政府把土耳其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它对这个消息反应十分激烈。齐亚诺5月15日对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性包围政策”，他在5月30日对弗朗索瓦蓬塞也作了同样的抱怨。此外，在5月下半月的意大利报刊上出现了强烈攻击英法两国的文章。不过，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和几天之后在库内奥发表的演说，单就涉及法意关系的部分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并没有推广到英国，当墨索里尼在5月27日第一次接见洛雷因时，气氛就已大不同于他最后一次接见拍恩时的了。墨索里尼问道，考虑到英土宣言（他把这说成是一个同盟）、西方国家与俄国的会谈以及“这些手段和给予保证的政策所意味着的对轴心国家的包围”，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英意协定还具有任何价值”。他还要求洛雷因告诉他的政府，他认为“任何针对德国的包围行动……也同样是针对意大利的”。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意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意大利占领阿尔200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意大利措施”。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7月初，张怕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道。“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反对转让但译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201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意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张伯伦没有直接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7月7日在一次对意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意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202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最近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和“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203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困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