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宗教上的绝
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
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贵格会教
徒不一定非得拿起武器，但需要以支付防务费用来助一臂之力。反对宫兰克
林一派的是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分子，由拒绝为任何军事目的纳税的伊斯霄
尔·彭伯顿之类顽固的和平主义者领导。与上述两派相对立的是领主及其总
督，他们不愿由领主承担理应由贵格会教徒缴纳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方
法选举民兵军官，但也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贵格会的情绪不断高涨，该殖民地的非贵格会派人口也在逐渐
增加，而且历任总督也对贵格会很恼火，但贵格会教徒在 1756 年开始时仍
然控制着政府。这一年，贵格会教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不足四分之一，
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三十六个席位中，他们却占了二十八个。而且，顽固分
子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
边境地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反对贵格会派统抬的鼓动大力加强。
英国政府又一次威胁要采取某种果断措施，如永久取消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
尼亚担任官职的资格。大西洋两岸的舆论看来都支持这种措施。伦敦年会的
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博士这样概述了领主们反对贵格会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一点是你们不适于执政。你们接受了我们公众的信托，同时却承认不能履行职责。你
们本该保护人民，现在却不让人民保护自己。难道所流的全部鲜血不会淌在你们门前？难道我
们——他们问道——能坐视这个殖民地放弃给残酷无情的敌人、见危险而不力加拯救？
若干实际问题的考虑变得重要起来，害怕制订出禁止贵格会教徒担任官职的
法律、希望通过让非贵格会派人士执政来转嫁有关印弟安人大屠杀的责任、
期望保留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机会。所有这些考虑都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的
愿望结合在一起。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敦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趁着还来得及把对于屠杀
的责任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赶快引退。他们在伦敦政府中进行了紧张的幕后
活动，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使贵格会教
徒不被取消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就将使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退出殖民地议
会，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引退的必要性，而
费城年会答复说，他们保证尽力劝使教友派教徒在战时不担任官职。这个保
证并未使伦敦的教友们满意，他们马上派遣两名成员——约翰·亨特和克里
斯托弗·威尔逊，督促这一诺言的履行，并试图弥合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
内部的裂缝。
1756 年春末，事情到了决定性关头。当时总督及其参事会对特拉华族
和肖尼族两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宣战。1756 年 6 月 4 日，议会中六名贵格会
主要议员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否认“有意使议会陷于不必要的困难”，但
宣称“看来许多选民认为目前时局要求我们以军事方式提供服务，而我们在
仔细考虑后确信不能从命。我们认为批准我们像现在这样提出的辞职决定，
最有利于我们良心的安宁和我们宗教信仰的名誉，并要求把这些理由载入议
会记录。”在暴风骤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的统
治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不是由于被击败，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引退。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松了一口气。在殖民地，各种信仰的人都为解脱了教
条的重负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道说：“除了那种怕被怀疑为出
于宗教动机而反对尽职的人冬烘先生们全都自愿退出了议会，国教教徒被建
议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我盼望已久的好天气”。
富兰克林很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从引退一事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他那一
派。在取代刻板的贵格会教徒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有六名他的忠实追随者
当选。10 月间举行了三十六个议席的正规议会选举。伦敦年会的使者未及
时赶来说服贵格会教徒不要选自己的教友，或最好干脆不投票。尽管富兰克
林派和领主派（它们彼此深为忌恨）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最后计票时仍有十
六名贵格会教徒当选为议员。当然，这说明贵格会教徒们多么不乐意默认伊
斯雷尔·彭伯顿等顽固分子为他们作的决定。选举完毕后不久，英国贵格会
教徒的使者亨特和威尔逊到达，与彭伯顿一唱一和。每个当选的教徒被单独
召到“贵格会派昔难会议”面前，听取要其辞职的劝说。于是四人辞职，尚
余十二名信奉该教的贵格会派议员。正如贵格会教徒及其对手都欣然发党的
那样，这十二人中只有八人在公谊会中有好名望。
虽然人们至少在 1776 年以前继续谈论所谓“贵格会派议会”，但这只
是因为许多议员仍然喜欢不经宣誓而作出正式证词，或者与早先的贵格会教
徒有某种关系。事实上，1756 年戏剧性的引退远不止是个姿态，它是费城
年会这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的最高权威放弃政权。某些伪教徒或半截子教
徒继续在议会中谋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正统派拒绝为此承担责任。严谨的
贵格会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既不由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对其决定负责。顽
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间“做工作”，使他们不谋求议员职位，也不
投票选举任何这样做的贵格会教徒。已经有迹象表明，某些贵格会派领导人
指望殖民地战争的结束会使他们重掌政权。
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政府的控制不是可以随意取舍的。贵
格会教徒的引退以及他们承认其原则同政府责任相矛盾，或许是证明他们尚
有现实感的最大证据。但他们企图伴随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来的和平重掌
政权那种隐秘希望表明，他们基本上不理解社会和社会问题。
美国革命粉碎了这种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贵格会教徒的
反战原则也是个反革命的原则。他们的年会在近一个世纪前宣布：“扶立和
推翻国王与政府是上帝的特权，上帝为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或废或立。”就
像贵格会教徒十七世纪在动乱的英国各种阴谋和反阴谋中力图保持中立那
样，他们在美国革命的岁月里也谋求中立。他们又一次关注起是否有任何法
律违背了他们个人的贵格会派良心，而忽视复杂的施政问题。随着革命的临
近，年会询问下属的每个月会：“教友们是否注意不去骗取应归于国王的权
益？”英国某些较有远见的教友们认识到，英国的自由事业同美洲自由事业
的成功休戚相关，强烈要求美洲的教友们不要加以阻挠。但是，后者出于良
心，谨小慎微地遵从英国政府一切非军事性的要求，而且总的说来是一视同
仁地不和英军与美军合作。他们拒绝缴纳美利坚政府征收的税款和罚金，无
怪乎被人称为托利党人。1756 年时他们被指责为盲信，现在更被冠以通敌
的臭名。
贵格会教徒自 1756 年退出政府后，遂致力于纯净他们自己的教派。到
1777 年，年会己要求进行“一次改革”。如果说他们不能治理这个殖民地，
至少不可不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某些季会，如切斯特县的季会，力图
“恢复古朴之风，即衣着朴素，家具简陋，教育青少年简朴纯真，参加宗教
聚会按时认真”。例如，他们企图废除墓碑，认为这只是尘世间又一虚荣之
物。他们打算加强宗教在教育中的影响。他们更热烈地着手“在教友酿酒饮
酒和保持各类酒馆这一有害做法的问题上进行改革努力”，并开始报道“一
些教友在最近的收获季节里饮酒极有节制，另一些教友则完全自愿地滴酒不
沾。”他们加强努力，争取使所有贵格会教徒蓄养的奴隶都获得自由。总之，
他们致力于在公谊会周围建筑一条抵制一切外来影响的围墙，甚至反对参加
其他教派的宗教仪式。毫无疑问，放弃政治权力导致他们更专心地修身养性，
更严格地坚持本教派的信条。
对公谊会和宾夕法尼亚来说，幸运的是贵格会教徒并未全然从社会事务
中引退。他们中有些人成了兴旺发达的商人和锐意进取的科学家。随着宾夕
法尼亚贵格会派内政治倾向的削弱，它的博爱主义倾向愈益加强。十八世纪
中，他们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日益发展的运动，致
力于建立医院、改良监狱和疯人院。许多遗留下来的机构，诸如费城妇产医
院，就是贵格会教徒在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领域中成效卓著的纪念碑。不
过，这种成功正是贵格会教徒不再致力于政治的一根标尺，它是一个适当的
一虽然是具有讽刺性的——尺度，表明他们的教条多么不适合在新大陆建立
新社会这一更巨大的任务。
11．至善论的祸害
从欧洲史的观点看，贵格会教徒的引退只是一个教派未能掌握住政权的
又一实例。但从美国史的观点看，却远不止此。它展现了美国对于教条的独
特考验，在这个实例中则是以贵格会派教义自身中的具体矛盾为特征的。贵
格会派在宾夕法尼亚的经验可以从三个倾向来叙述，它们将帮助我们理解贵
格会教徒执政失败的缘由，以及促使他们虽遭受严重考验、仍一意奉行教义
的因素。
洁身自好和至善论。虽然佩恩起初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从事神圣的实验
和在友爱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但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领袖们却表现了一
种对自身灵魂纯洁的不懈的关注，有时简直入了迷。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
到，掌权的贵格会教徒对于自己的原则，似乎比对于这个殖民地本身的幸福
甚至其生存更为关切。在无保留地赞美这种坚定性以前，我们应该先看看它
对于一套健全的贵格会派教义的生存、对于其他许多人——按照贵格会教徒
自己的看法，这些人有权在美洲生活和获得成功——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
么。不知怎地，贵格会教徒在受到考验时，总是选择使他们自己不受玷污的
解决办法，即使其他人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为避免宣誓，牺牲了
刑法的人道原则。贵格会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避免了黩武主义的玷污，信守了
自己的反战声明，但与此同时千百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
遭到印第安人杀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许多前来促使宾夕法尼亚教友更
加顽固的英国说教者激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清白”，即使在荒野中也
必须是“荆棘丛中的一朵百合花”。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强烈要求“像其他地方的教友那样留心自己的事
情”。对一个贵格会教徒来说，留心自己的事情意味着追求自己原则的纯洁。
这种内省导致他对身外的现实——印第安人的性格、西部边境遭受的威胁，
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一概视而不见。服从上帝的意志使他漠不关心日常生
活的潮流。
威廉·佩恩早在 1701 年就强烈主张：“让我们尽自己的责任，而把其
他事情留给上帝。”战争不应由人、而应由上帝进行；政府只应由上帝废立。
富兰克林一类人由于“不能相信上帝将保护那些不注意运用其合理防卫手段
的人”，会不断地面临道义问题。但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这样的问题都能
预先被解决。约翰·伍尔曼等贵格会圣徒努力追求“完全顺从……一种信仰：
我主乐意指派给我的一切都将促成美善”，他们劝人在社会自谋生计的同时
刷新自己的灵魂。然而，无论是洁身自好，或是顺从上帝的独断，都不能抵
挡好战的敌人，也不能在荒野中建立一个社会。
世界主义。宾夕法尼亚实验的特点之一，在于美洲贵格会教徒处于来自
远方的不断的说服、监督和审查之下。伦敦年会很有权威的支配者们虽然远
离美洲的危险、机会和挑战，但他们的影响阻碍了贵格会派的教义正常地适
应美洲的生活。
公谊会成了一种追求和平与基督教原始完美的国际密谋集团。美国革命
后若干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他们称作“一个……在英国母会指挥下同心协
力的教派。他们象犹太人那样分散，但仍象犹太人那样构成一个民族，同他
们居住的国土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教的那稣会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级的意
愿，在其执行本教派的政策时把对国家的义务忘得一干二净。”来自伦敦年
会的使者力图按照国际贵格会派的利益来塑造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只是问或
在偶然情况下，例如在他们敦促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放宽对死刑的运用、
以避免宣誓时，这种利益才碰巧导致了妥协。更经常的是，他们促使美洲的
教友们墨守正统。在 1756 年紧张的日于里，来自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
士以及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这两位使者，同美洲的极端分子一
唱一和。他们竭力主张贵格会教徒退出政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和平主义
原则不被玷污。在这方面，英国贵格会派组织的利益支配一切。来自英国的
压力并非只是间或才有的。巡回传教士接连不断地到来，他们把世界贵格会
派的“新鲜”潮流甚至带到了小村庄和边远地区。从宾夕法尼亚建立到美国
革命爆发这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外来的男女传教士达一百多人，其中大
多数来自英国。殖民地贵格会派的主要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叙
述了一个公谊会的“大西洋社团”如何在这个时期形成。1670 年后，英国
贵格会教徒的目光转向西方。巡回传教士们建立和保持了这个横跨大西洋的
社团，并象乔治·基思所说的那样，“使贵格会教徒如此刚毅”。虽然他们
经常向已经皈依的教徒布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软弱疲沓的陈词滥调。他
们鼓吹的是烈性药。他们继承了早期贵格会殉道者的精神，他们的欢颜和勇
气十分引人注目。约翰·福瑟吉尔博士的兄弟塞缪尔·福瑟吉尔是其中的一
个。1755 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至今在美洲大陆上已旅行了 2，550 英里，其中 1，750 英里是骑着一匹马走过的。这是一头
极好的牲口，幸好费城附近一位朋友把它给了我，只费了我五英镑。它步履轻松稳健，虽然有
时和它的主人一样吃得很差，有时甚至没东西吃，但我俩仍心满意足地缓步前行。
然而，不管是否心满意足，这些传教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艰苦的任务：充当
荒野中的那利米，使美洲的贵格会教徒想到自己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使命。
他们的布道主题是勿受富裕诱惑，保持公谊会本色。某些人留了下来，
如 1698 年来自英国的托马斯·乔克利。他四十多年里一直是费城月会的成
员，从未丧失作为传教士、狂热信徒和先知的那种精禅。他在 1724 年的记
事录中写道：
在费城月会中，我一心想让人们知道：上帝把精神上的和尘世上的福祉恩赐给该城和该殖民地
的子民，并使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