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而且，《圣经》是一部故事，而不是一部玄思之作，从而他们的乌托邦
主义顶多是一种习惯法的乌托邦主义，它在于情势的类似，而不在于教条、
原则和抽象观念。
也许因为基本理论问题已经解决，请教徒才能把精力集中于人世的实际
问题。奇怪得很，这些问题预示了那些将继续困扰美国政治思想的难题。它
们关系到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群体的效率，更甚于社会的目的和群体的理想
化；关系到保证群体领导人的正直和自我约束，以及防止政府变成压迫性的
机构。
使新英格兰清教徒烦恼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如何选举领导人和代表。
从一开始，使清教徒与众不同（并使他们受到莱奇福特等人抨击）的是他们
对加入教会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是他们担忧未皈依者如果加入教会会成为它
的统治者。他们设想的教会是——以其本身十分狭隘的方式——一种基督教
的自治：每个教会的“成员们”都完全能治理自己，因而不必有主教。在早
期新英格兰的重大争论中，有许多争论实质上是关于谁是胜任的统治者以及
如何把他们选举出来的问题。马萨诸塞海湾的早期政治史几乎可以写成一部
就此问题进行争执的历史。行政官和议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每个城镇应
产生多少议员？他们的布道。甚至“纯理论”著作有许多是以此为主题的。
他们关切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没有谁比约翰·科
顿把这个问题表达得更好了。他说：“对于教会和共同体的官员，最好是不
要在对他们和对人民有益的范围之外赋予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因为不管给予
何种超越此限的权力，它们都肯定会侵害它们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人心中有
一种倾向，除非受到神的制约，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展成过分行为。不应
让人冒这个险。因此，人世间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早期法律汇
编的形式就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成见。马萨诸塞法律的第一部汇编（1641 年）
意味深长地被称为“自由权典章”，它设法根据社会不同成员的“自由权”
来表述整个司法制度。它开头是《大宪章》的释义，接着是有关司法诉讼的
限制因素，然后分述自由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包括“蛮人”的“自由权”。
甚至关于死罪的法律也名为“自由权”，而教会组织则被说成是“我主那稣
给予教会的自由权”。这第一部自由权典章的前言令人难忘，即使假定它并
非出自美洲荒野：
此种自由权、豁免权和特权系由人道、礼仪和基督教所要求，亦应为每个人依其地位而不受怀
疑和侵犯地享有。它们的自由实现己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教会和群体的安宁与稳定，而否定和
取消它们的结果即使不是两者的毁灭，也会出现动乱。
请教徒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有助于形成一个可行的联合组织？权力
应当如何在地方和中央机构间分配？公理会教派本身是以特殊制度来解决这
个问题的一种尝试。它企图找到一种手段，据此教会可以互相伸出“教友自
由之手”，而不使各个教会或教会成员受制干特定的信条，或预先使之遵守
中央机构的决定。那些不属于前两个问题的实际争端都来自这一类。殖民地
议会对于欣厄姆镇选举民兵首领一事有何权力——如果有权的话？就在当
时，有位镇民“宣称他如果不能挑选自己的军官，毋宁死于剑下”。或者，
中央政府有何权力召集宗教会议？城镇的议员们（在一个关于它们的联合应
具有什么性质、因而预示了美国革命和南北战争的争端中）愿考虑应邀派遣
代表，但反对奉命这么做。
所有新英格兰生活的情况——传统、神学和新大陆的各种问题——合在
一起，促成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人们很容易赞成莱奇福特如下勉强的赞词：
“即使比他们更聪明的人，到荒野去建立不同于此地既定政府的一个新异的
政府，也有可能犯下比他们所犯的更大的错误。”
第二编内心的种植园：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
我的……前往美洲开拓外在的种植园的
朋友们：用上帝的精神和力量照料你们
内心的种植园，使心中的葡萄与百合永
不凋零。
乔治·福克斯
当 1681 年威廉·佩恩从查理二世那里得到向宾夕法尼亚殖民的特许状
时，贵格会派的许多特征似乎使它适于建设新大陆的使命。贵格会派教徒的
一套看法同后来美国民主的标准定义是一致的。
信奉平等。基督教中没有哪个派别比它更坚持不渝地信奉平等。约翰·伍
尔曼 1757 年在马里兰所作的一次布道中抱怨说：“有权者老是滥用权力。
虽然我们使黑人成为奴隶，上耳其人使基督徒成为奴隶，但我确信自由权是
一切人的自然权利。”
不拘礼节。他们认为服装和语言应当简朴自然，反对一切繁文褥节。我
们不可能从任何正式的信经中找到他们的教义。
宽容。贵格会教徒相信一切人本性善良，因而同大多数其他人相比，他
们很少为教义上的分歧而烦恼。威廉·佩恩 1682 年所作的施政大纲保证，
所有“信仰和承认唯一全能和永恒的上帝……并真心按照诺言在文明社会中
和平正直地生活的人们”，都享有宗教自由。清教徒认为印第安人是魔鬼的
同伴，不容忍任何对其教义稍有微词的人，但贵格会教徒却深感印第安人的
宗教颇为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欢迎所有教派的教徒。
贵格会教徒既不乏勇气，又不乏干劲。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他
们教义的实际内容，不如说是他们赖以坚持这一教义的顽固性和他们对待自
己的态度。两个致命的缺点损害了这伙卓越的人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一是殉
道的强烈冲动和对本身灵魂纯洁的全神贯注，二是他们对其所有信念的僵化
态度。第一个缺点使他们不去关注群体，而只关注自身，第二个缺点使他们
固执，不愿附和世俗和适应环境。殉道者和教条主义者都是不可能在美国土
地上昌盛起来的。
6．追求殉遭
对于 1620 年的“移民始祖”、清教徒以及贵格会教徒来说，美洲似乎
提供了一个按计划缔造一个社会的机会。躲避迫害对他们来说或许不如登上
统治地位那样重要。美洲不只是逃离牢笼的一条出路，它提供了一个荒野中
的宝座。命运的这种迅速变化总是扭曲了人的性格，而从未有什么变化比早
期殖民时代美洲土地上发生的剧变更令人头晕目眩的了。
请教徒们由于在新英格兰创立各种制度而滋生了一种俗人的自豪，这冲
淡了他们的天命意识和对上帝全能的信念。清教徒的成功即使不是由于美洲
清教作为一种不妥协的神学逐渐衰落而成为可能，也是与这一衰落相伴随
的。贵格会教徒的成功却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对照，因为正值上台施政的
机会到来之际，他们反而宁愿保留纯粹的贵格会宗派，而不去建立一个具有
调和折衷的贵格会派味道的大社会。
英国贵格会派是作为一个抗议运动发端的。用乔治·福 克斯的名言来说，
贵格会教徒认为“每个人都由基督的圣光得到启示”。但这种神学就像大多
数其他的人类学识那样，只能蒙蔽人们的眼光。福克斯这位英国贵格会的创
始人在《记事录》一书中写道：
医生、牧师和律师这三种人由于智慧、信仰和上帝的公道与法律统治世界。医生自命医治人的
肉体，牧师自命医治人的灵魂，而律师自命保护人的财产。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依靠智慧、信
仰和上帝的公道与完善的法律。
在英国，贵格会教徒一直是少数派，他们愤世嫉俗，抨击时事。美洲最早的
贵格会派教徒也是如此。其他人在这里看到了不受妨碍地实行其正统观念的
良机，而贵格会教徒却坚韧不拔地追求殉道。一位协助运送移民去美洲的英
国贵格会主要人物威廉·迪尤斯伯里表达了这种精神。他说，他“进监狱就
像进宫殿一般快乐，身陷囹圄而高歌颂扬我主，视脚镣手铐为珠宝饰物”。
从这个观点出发，前往美洲殖民地的早期贵格会派移民寻求、并找到了丰富
的饰物。他们不愿在罗得岛殖民地居留，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拒绝迫害他们。
罗得岛的审判法庭说：“我们发觉，本殖民地上述人员最不愿意去这样一些
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容许自由表明态度，遭到的仅仅是辩驳。”
任何不了解殉道者的神秘精神和性格的人，都会对早期贵格会教徒在美
洲的活动大惑不解。这些男男女女不仅“宁为纯粹真理而死，不为半真半假
而生”，而且还前赴后继地追求苦难，跋涉于千里荒野，冒险于印第安人和
野兽出没之地，去寻觅殉道者的桂冠。以前大概还从未有过为了享有为上帝
受苦的欢乐而如此历尽艰难或长途跋涉的人。十七世纪美洲贵格会教徒在寻
觅死难方面所表现的极大的勇气和坚韧，只有柯提斯寻觅阿兹台克人的宝藏
或庞塞·德利昂探寻青春之泉才能与之相比。从未有人像贵格会教徒寻求荆
棘之冠那样急切地追求一项奖赏。
英国“教友们”（贵格会教徒如此称呼自己）为美国贵格会教徒甘受新
英格兰请教徒虐待而感到骄做。早在 1659 年，汉弗莱·诺顿所作《新英格
兰之旗》一书就讲了他们受苦的故事。乔治·毕晓普也在英国写了一本《殉
道者书》，于 1661 年首次发表，以后又以《圣灵所评判的新英格兰》为题
重印过几次。在这本大部头著作中，他搜集了许多惨痛的故事，描述去马萨
诸塞海湾的贵格会教徒如何遭受惩治。
“教友们”古怪和无畏的精神可以从几个例子中得知一二。萨拉·吉本
斯和多萝西·沃在罗得岛平安无事，却于 1658 年离开那里，主要靠步行从
纽波特前往马萨诸塞的塞勒姆。他们在三月的暴风雪中摸索前行，夜间睡在
树林里，最后总算到达目的地，未受骚扰地进行了大约两周的布道活动。然
后他们“内心受到驱使”，前往波士顿。在那里，他们遭受了一顿意料之中
的残酷鞭答，接着被撵回罗得岛。同年夏天，乔赛亚·科尔和托马斯·瑟斯
顿走得更远，以便为真理而受折磨。他们从弗吉尼亚前往新英格兰，途中“穿
过不为人知的野径、广袤的荒野和无人居住的土地”。萨斯奎哈纳的印第安
人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在瑟斯顿重病时予以照料。就像
许多其他人那样，这两个人在灵魂深处感受到贵格会教徒所说的“火焰和大
锤”。他们终于到达新英格兰后，首先对印第安人、然后对自种殖民者布道，
直到被关进监狱和最后被驱逐出这个殖民地。
最为坚韧不屈的殉道者之一是克里斯托弗·霍尔德——“新英格兰贵格
会英勇的使徒”。他于 1656 年从英国来到这里，宣传本教派的福音。1657
年 9 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在塞勒姆，他竟大胆地在牧师布道完毕后发言，没
说上几句就有人揪住他的头发，而且“你们的教徒和官员中的一个人狂暴地
用手套捂住他的嘴，接着便愤怒地把手帕塞进去。”尽管已彼驱逐过至少一
次，但他和同伴们仍坚持布道。他们被押解到波士顿，殖民地总督和副总督
怒不可遏，对他们施以超出了任何现存法律的残酷刑罚。关于他们受刑的叙
述惨不忍睹，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贵格会教徒试图为他们的真理所付出的代
价。首先，这两个贵格会教徒各被抽了三十鞭，鞭子用三根绳索缠结而成，
鞭答过程中一位旁观者晕了过去。接着，他们在一间空无一物的斗室里被关
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然后他们在监狱度过了九个星期，其时正值新英格
兰的隆冬，牢房内却没有生火。根据特别指令，囚犯每星期捱两次鞭答，第
一次十五鞭，以后每次增加三鞭。霍尔德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出狱后乘
船前往巴巴多斯，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然后回罗得岛不受干扰地宣讲其信条。
但这并不能使他满足。1658 年 8 月初，他在马萨诸塞的德达姆被捕，再次
被押解到波士顿，在那里被割掉了一只耳朵。
新英格兰的清教领导人并非虐待狂。但他们同样是一心一意的人，他们
孤注一掷地远航三千英里去寻求自己的机会。他们希望不受干扰地实行自己
的正统观念，根据自己的模式建立天堂。贵格会教徒（或其他任何人）有什
么权利进行干涉？清教徒并非故意授索贵格会教徒以施惩罚，后者是自讨 苦
吃。这些狂热者为何不呆在容忍他们的罗得岛，让请教徒干自己的事？或者
像一位清教牧师在辩解那场险些使贵格会教徒威廉·布伦德送命的鞭答（用
涂上沥青的鞭子抽打一百十七下）时所说的那样，他“设法使‘福音书’的
旨意遍体鳞伤”，似乎不是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马萨诸塞历任总督在试图排斥贵格会教徒方面束手无策。他们加重施于
闯入者的法律惩处，恰恰表明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理解。如果他们对贵
格会教徒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就会预见到这只会使他们的殖民地更能吸引殉
道的追求者。马萨诸塞海湾的公众并不存在要用死刑惩治贵格会教徒的狂
热，但这样的法律却于 1658 年以仅仅一票的多数在议会下院通过后颁布了。
不久以后，另一批贵格会教徒怀着（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
扑不灭的火焰，抛弃在罗得岛的安全环境，到达波士顿。他们“受命于”上
帝，前来“面对你们血腥的法律”。他们不怕死，准备迎接任何劫难。艾丽
斯·考兰甚至为那些期待牺牲的人带来了裹尸布。这些不速之客中有个人叫
威廉·鲁宾逊，1659 年下半年他在波士顿的监狱中写道：
我曾同我亲爱的兄弟克里斯托弗·霍尔德一起，旅行于罗得岛的纽波特和丹尼尔·戈尔德会所
之间，当时在我心中响起了主的话音，它立刻使我充满了生气和力量以及神圣的爱。他以此驱
使我去波士顿。我为主的意愿献出生命，以此为他效劳，让他在指定的那天用来在那里显圣。
我立即服从这神圣的话音，不问主将如何完成此事……从此至今我自愿捐弃自身，只服从主的
意愿，不管我囱己的躯体遭到何种命运……我是主的孩子，哪敢丝毫怀疑主。我宁愿献出生命，
也不使主蒙受耻辱。
玛丽·戴尔离开在纽波特的丈夫，去波士顿追求危险和反抗邪恶，她的
故事显示了请教徒在成全贵格会殉道者时的不安，也显示了贵格会教徒在追
求殉道的桂冠时的坚韧。这是殉道史上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值得在此重述。
玛丽·戴尔在 1659 年初秋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她和伙伴门（包括一名十一
岁的女孩佩兴斯·斯科特）便被勒令离境（违者处死）。在纽波特呆了不多
时候，她又去波士顿。她这样解释说：“你们想竭尽全力，来制止你们所谓
的该死的贵格会教徒来到你们中间。你们不会达到目的的。他无疑在你们中
间有着种子。为了你们，我们一直受苦，现在仍然受苦。”1659 年 10 月 19
日，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