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的。
虽然美洲最早的杂志带有某些地方色彩，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远没
有报纸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在美洲这个舞台上盛行较晚。杂志像书籍一样是
“混合的”文学形式，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性内容和教导；它在版式、趣
味的持久性以及对印刷商的要求上，都接近书籍。它在美国取得空前的成功
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当时它成了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的标志，这个特点
就是虽然不重文学但文化十分普及。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然带有文学
界小圈子气息，它就是为他们办的。
直到 1741 年，美国第一份有着连续历史的杂志才开始出版。在革命时
代以前，美洲的杂志为数少，存在的时间短（最长只有三年），而且没有生
气。差不多到十八世纪末，一种能生存、发行面广和有特色的美国杂志才问
世。早期的美洲杂志大多数毫不遮掩地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
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
志”。它们缺少文学上的创新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看来它们主要是用剪刀
而不是用笔创作出来的。美洲的期刊有抄袭的习惯，它们的内容至少有四分
之三抄自其他（主要是英国）书籍、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在版权制度的实
行使剽窃成为不体面的事情以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写作方法。
51．为何殖民她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当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必须进口时，当陆上交通很不发达而城市
又很少时，谁也不能在不为政府所知和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拥有或运转一
架印刷机。对印刷业的控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美洲殖民地的最初年代
里更为有效。在这个辽阔的、尚未拓殖的地区，是找不到那些十七世纪里在
英国惹政府当局着急和恼怒的“秘密印刷机”的。
没有一块殖民地有今日公认的“出版自由”。1686 年英国政府在给各
殖民地总督的正式指令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鉴于印刷出版自由在你管辖下的我国上述领地内可能引起的极大不便，你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
命令，规定在未首先取得你的特别许可和许可证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备有印刷机以从亭印刷，
也不得即制书籍、小册子或任何印刷品。
只要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存在着皇家总督，这种控制就始终是他们的法定职责
之一。虽然要行使这一权力是困难的，或是鲁莽的，但它存在于幕后，必定
使殖民地的印刷商不敢轻举妄动。
报纸能使任何人通过不负责任的指责来兴风作浪，当局对此仍然印象深
刻。欧洲的统治阶级无意放任极易引起轰动的印刷品的印制，正如他们不会
允许擅自制造火药或招募私人武装那样。在美洲是实行出版物控制的，有时
采用这一种方式，有时采用另一种方式，是否需要实行审查制则随事件的进
程而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欧洲那种垄断新闻出版业以巩固社会秩序
的传统观念已成功地移植到美洲沿海地区。美洲的环境，使这种控制比在英
国实施的更为有效。
1639 年至 1763 年间，美洲的出版物有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
极大多数是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地方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于印刷出版
的限制是在早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马萨诸塞的第一家印刷所于 1638 年
建立，此后二十年问并没有一个官方审查机构，但是产量不多的坎布里奇印
刷所没有印过一种会使官员们不快的印刷品。社会内部虽有今端，如安妮·哈
钦森事件或以罗伯特·蔡尔德博士为首提出的法制改革要求，但在马萨诸塞
从未出过支持这些不满者情绪的印刷品。坎布里奇印刷所受哈佛学院院长的
监督。1662 年，马萨诸塞议会由于对一些“共和政治的煽动者”的担心，
通过了一项法令，以“防止印刷所对本殖民地当局的违法和非礼行为”。该
法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交付印刷前的全部原稿进行审查。于是，殖民地
时期马萨诸塞的印刷业的历史，就仅仅是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控
制的故事而已。大约在 1685 年以前，审查是严格的，此后四十年就有些放
松。1723 年后，殖民地攻府不再采用付印前审查原稿的控制办法，但它经
常威胁将根据范围广泛的诽谤法提出起诉（偶尔也真的提出起诉），以此来
施加控制。
在英国，这些年里人口的增长、印刷所的增多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政
府难以实施对印刷业的控制。但是在马萨诸塞，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印刷
业。因为马萨诸塞是殖民地政府，它是按当地法律行事的，所以英国审查法
中的漏洞（就 1679 年以后一段时期而言），乃至 1695 年英国所有的审查法
全部终止，都未能在美洲方面产生同样的宽容效果。在马萨诸塞海湾，审查
制（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
当美洲第一份正规的报纸——《新闻通讯》于 1705 年 4 月 24 日在波士顿
问世时，它还印有在英国早已废除了的审查制标志，即“准许出版”这个很
能说明问题的词句。总督参事会继续保持一种公认的权利，禁止有所冒犯的
印刷品出版。
对新闻出版的有效控制一直继续到革命年代。1770 年，也就是在马萨
诸塞出现的革命鼓动的早期阶段，英国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惩处“煽
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马萨诸塞的总督参事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内
实际上已比英国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不责备英国上院……在
国内不禁止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英
国和我们这儿是五十与一之比。”尽管如此，总督参事会还是打算控告有所
冒犯的印刷商诽谤罪，以表明它没有失责。到革命时期，禁止反对派的出版
物已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出版自由没有得到普遍支持，也未确立成为社会的
习惯。因此，当革命精神在波士顿兴起时，激进派用群众恐怖行动来打击那
些敢于捍卫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1778 年马萨诸塞拟订新宪法
时，其中有一项赞成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然而，也许对于这种新制度的明
智性还普遍存在怀疑，因而这项声明词句浮夸、含义不清。独立战争期间，
凡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出版物全都被禁止，实际上没有出版自由。和平到来后，
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回到“受到严格控
制的”出版业。
例如，约翰·亚当斯一直主张“出版许可证不是自由的证明”。早在 1774
年，英国事业的一个辩护士论证说，革命派关于暴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形形色色的意见在马萨诸塞都彼允许出版，亚当斯就抱怨这个“可耻的
亲英派的出版许可证”。“世上没有好得不会被人滥用的东西。……当人们
变坏时，出版物可以被用作使他们彻底堕落的工具；现在无人不知，内阁每
天都在利用它增添腐败，认可腐败，使道德彻底沦丧……出版自由只会加速
自由事业的毁灭，而不会促进它。”毫不奇怪，约翰·亚当斯和他那一伙在
马萨诸塞的联邦党头面人物赞成 1798 年的关于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的法
令，他们只担心这些法令不会奏效。亚当斯在二十年后仍然警告说：“要是
人类的状况会有改善的话，哲学家、神学家、立法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
会发现出版业的管理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
题。照目前的情况，没有它就不能治理人类，可是现在有了它，也不能治理
人类。”
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一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牧师，如处于其权势顶
峰时的马瑟兄弟，找到了法律以外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准则。1700 年，当
央兑里斯·马瑟写书攻击由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和他的朋友们在该殖民地新
建的一个教会所实行的做法时，被攻击的牧师撰文回击，但为了争取出版，
他不得不把原稿送往纽约。科尔曼在小册予里解释道：“请读者注意，波士
顿的印刷所如此敬畏我们所要答复的作者大人和他的朋友们，以致我们在那
里找不到印刷商来承印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本书印刷困难、我们要把原稿送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印的唯一真实原因。”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缨·格林则解
释说，他拒绝承印是有充分的商业上的理由的，上一次他事先未征得政府同
意就承接了一批印件，结果被要求在出版前修改重印以应付官方的批评。
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印刷业开始时是置于政府的主持之下的。印刷业被
认为应是现存制度的支持者，一旦出现它可能服务于别的目的的危险，当局
就宁可不要它。曾任弗吉尼亚总督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士于 1671
年夸口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兔费学校也没有印刷听，我希望几百年都
没有。因为学问把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带到世界上来，而印刷品又把它
们公诸于世，传播对政府的诽谤。愿上帝让我们避开这两件东西。”下一个
世纪的一些弗吉尼亚领导人物并不像伯克利那样热衷于不要文化，但在许多
年中柏克利那关于弗吉尼亚的温和的寄望至少在印刷业方面得到了实现。
1682 年，政府第一次受到了来自一家印刷所的惊吓。这家印刷所的印刷机
是由格洛斯特县一位有饯的地主和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的，他的罪名是未
经授权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巴克纳被传到总督及其参事会面前，勒
令停止这种破坏活动，并被要求具结交保，“以防止可能由于出版自由而发
生的一切动乱和麻烦”．1683 年英王下令，为防止今后发生此类“动乱和麻
烦”，弗吉尼亚总督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任何人在任何
场合使用任何印刷机印刷”。一直到 1730 年，当威廉斯·帕克斯在威廉斯
堡开店时，弗吉尼亚才有了印刷所。从那时起到 1766 年，弗吉尼亚只有一
家印刷所，而且这家印刷所还是政府的官方喉舌。杰斐逊在许多年后回忆道：
‘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经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我们的革命斗争开始时，我
们只有一家印刷所，它担负着政府的全部印刷事务，独享官方特权，没有任
何被总督厌恶的东西能通过它来印刷。”
除波士顿，殖民地的两个主要印刷业中心是费城和纽约市。在这两个地
方，至少在革命前还继续承认当局有权控制印刷品，即使不是通过事先审查，
也可以通过控告诽谤或议会的谴责来控制它。在费城，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
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第一次印刷是在 1686 年）不断受到政府和公谊会
的责罚，通常是由于一些无足轻重的轻率言行。1693 年，当他由于出版了
一本支持贵格会教徒内部纠纷某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控告时，他厌恶地离开
了这个殖民地，在纽约成了英王敕许的印刷商。在此后六年里，费城完全没
有印刷所。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回到费城，于 1719 年成了官方的
“本殖民地承印人”。他在使当局满意方面，只比他父亲略胜一筹。一直到
革命前夕，审判“诽谤者”和压制反对派的出版物，是那儿常有的事。
纽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直到 1760 年以后，才作为印刷品的印刷地
开始与波士顿或费城竞争。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一案（1734 至 1735 年）
——它肯定了陪审团在诽谤案件中有权既断定事实又决定法律——无论在回
顾方面和作为法学理论的里程碑方面都是重要的。但在这个城市的实践方
面，它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即使在曾格案件以后，纽约的问题并不在于出版
物应否“加以严格控制”，而在于控制权应由谁掌握。对曾格在这场审判—
—使其作为英雄而被载入出版自由史——中所作的辩白的回报，那就是他于
1737 年被任命力有垄断权的“公文承印人”。二十年以后，另一位印刷商
休·盖恩被带到议会法庭，受到了申斥；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原谅”，
但是仍被命令缴付诉讼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犯了印刷议会一部分会议
录的罪过！“纽约议会承印人”詹姆斯·帕克于 1747 年服从总督克林顿的
禁令，不出版议会对总督的抗议书；虽然第二年他在印议会选票时又冒险把
它印了出来。不到十年，即 1756 年，议会本身因帕克的报纸上登过一篇批
评议会的文章而宣布他犯有“行为严重不端和藐视议会权威之罪”。从此，
他的报纸也就垮了。
美洲殖民地印刷业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来自政府的控制、审查制度和
被控犯诽谤罪的威胁。最初的印刷所多亏了殖民地政府才得以存在，这一事
实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印刷商及其印刷所产品的性质：政府的支持意味着政府
的控制。在这些分散的殖民地社会里——在那儿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不大，从
英国进口的文学书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如果印刷业要依靠对于优雅的文艺
作品的需求，那末印刷机的引进很可能要推迟几十年。可是在第一批移民来
到后不久，每个殖民地政府都需要一架印刷机印行文告和法令，向总督参事
会成员和议会议员提供辩论记录、会议录、决议文本以及选票，并供应每天
都需要的法定表格。甚至在各殖民地建立初期——当时商务印件的销路小，
对当地印刷的书籍没有需求，报纸期刊的市场也还未发展起来——政府也可
以同任何能符合其需要的人签订年度合同，保证他们的收入。
总之，美洲殖民地引进印刷业的历史就是这十三个不同的殖民地政府如
何津贴一项公务的概述。在马萨诸塞，最早的印刷业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处
于主要牧师和哈佛学院的严密监视之下；它同时为教会和国家服务。它的业
务范围和局限性可以用它最早的三种出版物作为代表。这三种出版物是：最
新修订的《自由民誓约》（1639 年）、为新英格兰发行的一本历书（1639
年）和著名的《海湾圣诗》（1640 年）——即《赞美诗》的新译本，它由
新英格兰的三名牧师翻译，一般认为译文更为精确。英国殖民地的初期出版
物主要是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位有事业心的事业家。他把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议
会的秘书一事，主要看作是一条为其印刷所谋取政府印刷业务的途径。富兰
克林在不到十二年时间里（1739 至 1750 年），收到的秘书薪金和承印法规
上纸币所得，共计二千七百六十二宾夕法尼亚镑。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
质和必要性》一书（1729 年）——这本书既是他写的，也是他印的——极
力主张印刷更多的地方纸币，用宾夕法尼亚大量可供拓殖的土地作担保。“我
的议会中的朋友们想起我曾有微劳，认为当由我承印纸币以作酬谢；这是获
利甚丰的生意，对我大有帮助。此事也是由于我能够写作而得的又一桩利益。
“在另一个场合，富兰克林甚至因为销毁久用而破损的殖民地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