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干家。
47．市场方式：费城
殖民地时期的费城，书本文化兼容并蓄，开阔自由，这在新英格兰人和
弗吉尼亚人看来，颇带一点异国风味。它那特殊的贵格会教徒的风气，也使
① 格拉布街（GrubStreet），十七世纪英国伦敦穷文人和雇佣文人聚居的 一条街道。——译者
之别具一格，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难以担当美洲文化首府的角色。
描述这个“公谊会派”的大都会里所进行的输入、买卖、阅读和写作书籍的
种种活动，不是将我们领入恩主们的大客厅和浪漫派艺术家的小阁楼，也不
是领入文人学士谈天说地的聚会场所。它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医生、商人、
店主和工匠这样一些普通人的各种分散的日常活动。
以塞缨尔·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坛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费城
学界，两者泾渭分明。它们的不同，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书籍在古老文化和新
兴文化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致函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这位恩
主的傲慢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这样的事，在费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没有
人能想象，富兰克林会去寻求思主的庇护，在高贵的怕爵老爷的候客室里备
受冷遇，还要浪费时间去写信怒斥有意招募谄媚者的权贵所表现的轻慢无
礼。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以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学界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
“讲韬”小团体：在前者，频繁交往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
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
本——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名符其实的文学家；而“讲韬”这个小团体的
年轻而默默无闻的成员，则包括一个釉工、一个勘测员。一个细木工、一个
修鞋匠和几个印刷工。
奇怪的是，尽管费城贵格会派的教义——内省、对教条的不信任和强调
个人主义——使贵格会教徒毫不妥协，难以担当起管辖一个庞大的居民群体
的责任，同样的这些教义却使他们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十分讲求实际。基于
玄想的行事方式是难以预料的：贵格会教徒甚至拒绝与明火执仗的印第安人
打仗；可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却希望向迂腐的学究风气开战。威廉·佩
恩这样地告诫他的孩子们：
书有几本也就够了，但书要精选，还要熟读，不管是有关宗教的还是民俗的……读书太多只会
影响头脑的沉思和反省。在与人的交往和人的行为中来认识自己、了解自然，这是人的真正智
慧所在。人的精神能领略人的一切。更多的真知的见不是来自阅读，而是来自冷静的沉思和正
直的反省，因为过多的阅读，是对精神的压抑，会熄灭自然之光，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饱学而糊
涂的学者，原因也就在于此。
按照英国那种宗教上极端拘谨和刻板的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让们要求人人
专心读书，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却以同样的热忱，敦促同胞们注重经
验。新英格兰的苛刻教条很可能将人们的阅读趣味限制在建造人间天国的实
用目标，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则不那么注重圣书，而是较多地自省内心，
并注视其社会中居民的罪孽。如果说，他们的宗教教义并不鼓动他们学习，
但它至少也不阻止他们获取任何方面的学识。
贵格会教徒和请教徒不同，从不善于妥协。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推移，
他们才逐步表现出言行可以脱节这个稍逊一筹的美德，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地
方，就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威廉·佩恩告诫子女不要过多读书，但他却
有着相当可观的藏书；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贵格会教徒也拥有“供消遣和实用”
的各种书籍。十八世纪早期殖民地的三大藏书室之一，就是属于贵格会教徒
詹姆斯·洛根的（另外两个分属科顿·马瑟和威廉·伯德）。洛根是威廉·佩
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派的领导人。在逝世前，他几乎担任过殖民地的任
何一个重要职位。洛根预料，当汉堡的书商接到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
的订单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美洲熊皮商竟有如此兴致去为这样的
书籍绞尽脑汁”。然而，洛根钟爱书籍，希望它们能陪伴他清闲地安度晚年。
费城的文化知识生活为思想活跃、思绪开阔的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
地。费城的居民不像新英格兰的居民那样受到正统观念的禁锢，不像弗吉尼
亚人那样拘泥于狭隘的实际和政治考虑，也不像伦敦人那样受到文人贵族阶
级欣赏情趣的支配。这些特点，使费城不能成为整个美洲的文化首府，却使
一种初具端倪的多种成分混杂的殖民地文化更加丰富多采。
十八世纪中期，费城并存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信条和礼拜方式。安德鲁·伯
纳比牧师在 1759 年到 1760 年期间对城市的一些建筑开列了一个非正式的单
子，其中包括：一个属于共济会的聚会厅；十余个宗教礼拜堂，具体地说，
两个大教堂，三个贵格会派聚会所，两个长老派聚会所，一个路德派教堂，
一个荷兰加尔文派教堂，一个瑞典教堂，一个罗马小教堂，一个浸礼派聚会
所和一个摩拉维亚派聚会所；还有一所学会（又称学院），原先是为怀特菲
尔德建造的临时聚会所。这种宽容大度的宗教气氛，对于书籍交流和其他许
多问题上的观点沟通。起着推动作用。
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中心。它的重要性，随着十八世纪一个个年代的过
去而日益增长。在 1742 年，市内只有五家书店，到 1760 年，开业的书商达
到了五十家；1776 年，全城有七十七家书店。十七世纪末期，波士顿的书
籍生意在整个英语世界仅次于伦敦，而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这种领导地位
已被费城夺走。
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支配殖民地时期的美洲，但它不断发展，十
分兴旺。它所输入的书籍，内容越来越广泛，有些书店甚至发现，特色经营
更有利可图，詹姆斯·查廷主要出售贵格会派教义小册子，斯巴霍克一安德
顿书店专门经售“适用于美洲少爷小姐教育和娱乐目的的最佳书籍”，威廉·伍
德豪斯专营善本书，查尔斯·斯塔廷专售经典作品和精装版本，亨利·米勒
专售德国书籍。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全城书商的五分之一备有德语的书
籍。自由和竞争的气氛也招来了法国书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费城书店里
的法国书籍恐怕比十三个殖民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书商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商是最早在报纸上广泛刊
登广告和采用现代推销方法招徕顾客的美洲商业行业之一。在十八世纪下半
叶，报纸普遍充斥着书商的广告（有时甚至整版刊登）。这些报纸传至周围
的乡镇，再加上为推动乡村销售而偶尔散发的印刷品和书目单，构成了书商
们为推动他们的殖民地同胞阅读书本而发动的宣传攻势。
在早期的美洲商人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罗伯特·贝尔。贝尔是苏格兰
人，他的宗教信仰暖昧，道德品行欠佳——他有一个私生子，并公开地与一
位情妇保持关系；可是，这些不良行迹，看来反倒使他成为一个手法高明的
推销员。作为“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贝尔见缝插针，他在几乎所有的
殖民地报纸上塞进广告，宣告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评论》和其他这类书
籍在美洲首次印制发行。他的足迹遍及大陆各地，广泛收买各种藏书精品带
回费城；这些书籍而后又在费城出售，或被扩散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他的
最为闻名的书籍收购，是买下了弗吉尼亚威廉·伯德的大量藏书；他用了“大
约四十辆运货车”才将这批书运到费城。在拍卖小木槌的节拍的伴合下，贝
尔妙语连珠，谐趣横溢，围观者为之捧腹。在贝尔首创之下，书籍拍卖发展
成了一种时兴的美洲惯例。在欧洲大陆，早就有了书籍拍卖，但直到十七世
纪末才传入英国，而波士顿尽管有繁荣的书籍交易，书籍拍卖也要到 1713
年才出现。正是在蓬勃兴旺和自由放任的费城——读者需求不同，口味迥异
——书籍的大众商业推销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744 年，本杰明·富兰
克林登出广告拍卖自己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并标示了每册书籍的最低售
价。拍卖活动每天进行，开市和收市都有固定时间，前后共延续三个星期。
书籍拍卖绝不限于旧书，出版商们也使用这个方法将未售出的库存书籍直接
抛售给读者大众。贝尔在 1770 年做拍卖广告时，列出了新书的零售价格，
并宣布这些书都以半价出售。殖民地的一个印刷商解释说，用这样的方法销
售，他可以将“滞积的死货变成流通的活钱，用这笔钱又可进而尝试印制某
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把知识扩散到整个美洲。”
贝尔的巧妙措辞和滑稽动作，无人能与之匹敌，堪称费城的一项引人注
目的表演节目。一家报纸报道说：“许多人上他的拍卖市场，是为轻松快活
而去的。他们心情高兴，也就乐意购书。观看他做买卖实在有趣极了……他
几乎对随便哪一位作家都能讲出一两件轶事掌故。这些趣闻往往引起观者哄
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上一听啤酒，做着古怪逗人的祝酒姿势。他的丑
角式的表演套路多端、变化无穷。”在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一度由贵格会
教徒控制的都会，书籍变得仅是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很难
想象，一位波士顿的牧师或一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会参与这样的滑稽剧，
对他们说来，书籍有着更为狭窄而又更为重大的目的。贝尔将兜揽生意的俏
皮话抛向乡镇的“工匠”和过路的顾客，足见他对日益兴盛的费城市场的判
断是何等的精明：这个市场毫无傲慢和自大的风气。
引进书籍的读者还因所谓的“社会图书馆”这样一种机构的出现而有所
扩展。在美洲，“社会图书馆”首先是在费城创办成功，这也是美洲将学问
和自我修养相结合的一个早期例子。尽管这并不是美洲的发明——这样的图
书馆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并不少见——但它在这个美洲城市的生活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社会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读书协会，它的会员付一笔入会费，加上
每年再付一定数额的会费，就取得了使用该会书籍的权利。美洲殖民地最早
的这类协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 1727 年组织的“讲韬”学会发展而成。
这个由年轻的手艺人和商人们组成的协会，以“共同进步”为建会宗旨；它
是以科顿·马瑟热切推行的发展邻里互济协会的计划为样板的（马瑟本人就
是二十个这类协会的成员）。它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和后来的“扶轮社”之类
美国“服务性”协会极为相似。
富兰克林的“讲韬”学会并非高雅地谈论纯文学作品的优美和妙趣的场
所，它有自己的各种问题要“辩论”。“为了公众的安全和宁静而处死一个
没有犯罪的人，譬如处死染上瘟疫的人以防传染蔓延，或者像在这里处决那
些威尔士人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有道理？”“如果帝王试图剥夺臣民的权利
（或者，换句话说，剥夺他认为他应有的权利），那么他是否有理由违抗—
—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在炎热的夏季，盛着冷水的大酒杯外会出现露珠，
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当“讲韬”的会员发现自己因缺乏书籍而难以在辩论中言明道理时，他
们不是去向有钱的赞助人请求赠书，而是将各人极有限的书籍合在一起。起
初，他们只是将从会员中征集来的书籍集中放置在聚会处房间一角的书架
上，但这是不够的。1731 年，富兰克林提出建立费城合作图书馆的计划，
“在我的‘讲韬’学会朋友们的帮助下，五十个赞助者每人先付四十先令，
然后以五十年为期每年再付十先令，这也是我们的图书馆准备延续的年限。
后来，我们订出一个章程，参加者也增加到一百人。”在漫长历程中——比
富兰克林乐观地预见的五十年要长得多——费城合作图书馆鼓励人们进行
“有目的读书”，而这“有目的的读书”是南北各殖民地的居民共有的特点。
像后来的“书籍协会”的会员一样，在选择书籍方面，富兰克林和他的
伙伴们不是靠自己作出判断。“委员会一致推崇洛根先生，认为他是才学渊
博的缙绅，选择书籍的最高权威，因而指派戈弗雷拜访洛根，请他惠允代拟
一份合适的书籍目录。”洛根所选的书价值共达四十五英镑，于 1731 年 3
月 31 日向伦敦订购。这套书籍共四十来种，其中没有神学著作，但包括词
典、语法书、一本地图册、几部多卷本的历史、游记和传记性著作，还有一
些论述政治和道德的书籍。三分之一左右的书与实用性科目有关：解剖学、
生物学、化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和农业耕作，还有丹尼尔·笛福的《地
道的英国商人》。只有几本古典名作（最著名的当然是《伊利亚特》、《奥
德赛》和德赖登翻译的维吉尔的作品）和少到极点的纯文学作品（《旁观者》、
《卫报》、《闲话报》和艾迪生的若干作品），多少表示了一点对伦敦文学
界欣赏趣味的敬重。虽然图书馆的规模有所扩展，但它的基本性质和吸引力
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并无很大变化。雅各布·杜谢在 1772 年报告说：“图书
馆管理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在经常到此来看书的读者中，名声卓著和家境
富裕的人与一般的商贩和手艺人相较，不过一比二十而已。”两年之后，在
它的八千种书籍中，属于“小说、散文和幽默小品”的书仅仅八十种。
这个合作图书馆和许多类似的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里，办
得很有生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达五十所之多。在费城范围内，仑作图
书馆常常兼井其他的图书馆。到革命爆发时，它已成了费城文化生活的一个
重要机构。詹姆斯·洛根于 1751 年去世时遗赠给费城公众的大量藏书也并
入该图书馆。富兰克林后来吹嘘说，他的合作图书馆是“现在雨后春笋般地
出现的所有北美合作图书馆之母”；事实上，它只是美洲殖民地文化普及的
一种表现而已。然而，他的下述言词倒并不夸张：“这些图书馆的存在，改
善了美利坚人总的社会交往，使普通手艺人和农民变得像其他国家的大多数
上流人物一样富有才智；也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整个殖民地上下为
保卫自己的特权所通常采取的立场。”
＊ ＊＊
各殖民地对于书籍的不同态度，在事实上比我们在这些章节中描述的情
况更为多样化。在纽约，人们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书籍很少表现
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兴趣；在革命之前，它所拥有的书店既比不上波士顿，也
比不上费城，虽然书籍交易情况和英国的纽卡斯尔，利物浦或巴思这样的地
方城市大体相仿。实际的商业利益主宰着书市。荷兰文化的使人头脑混乱的
残余，以及几种语言文字的竞争，阻碍了书籍交易的发展。南卡罗来纳的查
尔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