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不会创造出一批职业的“鉴赏家”，一群为形式而形式的一知半解的人
物。在这里，美国的生活也是集中注视着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最终产物：
文字出版物与其说被视为“文学”，不如说被当作传递信息的工具。上述这
些倾向，其实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这种倾向之所以盛行，部分的原因是
殖民地时朝，我们的土地上并未出现过蓬勃的文学文化。
在西欧，统治阶级的文学最早是用业已死亡的、外来的“经典”语言写
成的。其深奥难懂大大抬高了这些作品的身价，那些握有打开古老的学术殿
堂钥匙的人们，也权势陡增、自命不凡。在那些贵族文化中，古希腊和古罗
马的作品，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现代作品所望尘莫及的。英国统治阶级接受
的正统教育，历来是古代的经典著作——在牛津，它们就被意味深长地简称
为“名典”。人们一直认为，期待进入政界的人士，在他们接触本国语言的
文学以前，应当首先了解深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了在美洲，这种情况在很大
程度上被扭转过来。一些最有修养的人士大力进行鼓动，反对在学术中将“经
典”标准永久化。尽管美洲也出现过浪漫主义的例外，如乔治·桑兹于十六
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弗吉尼亚翻译过奥维德①的诗作，但在我们的文化中，通
晓古典语言，从未得到过在英格兰一向得到的那种普遍的声望。我们从本地
语言的文学起步，这样的文学以它的实用性而赢得了自己的名声。
由于书籍不同于口头语言，必须随身携于行李之中，因此在殖民地时期
的美洲（或它的各个地区）所能看到的书本文化，从某种观点来说，受制于
当时的交通工具。书籍是在某一特定地点印制的有形物品，它们往往只存在
于印制地点附近，或者至少是几个发行中心附近。因此，把美洲殖民地拥有
的书籍描述成仿佛处处皆有，是特别会使人产生误解的。
在殖民地时期，进口和销售书籍的经营中心，甚至也即阅读书籍的中心，
全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当时，在水路行进一千英里，比陆地跋涉一百英里还
要容易；带十几本书乘船旅行六个星期，比带着这些书走十天陆路要顺当得
多。美洲的书本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舶来品。美洲生活的许多持久的特点，就
植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及书籍输入的特殊方式。
书籍在当时是城市的商品，而在革命时代以前，美洲不存在任何较为发
达的内陆城市。甚至到了 1790 年，人口超过六千人的八个城市，也都位于
海岸线上。西进运动和内陆城镇发展的后果之一，是一些不易接近欧洲书本
文化的城市相继兴起。但是，只是在美洲出版第一批书籍后又过了几十年，
美洲版的书籍才开始取代从英国运入的书籍。
美洲的城市，一心仿效大洋彼岸的伦敦。卡尔·布里登博指出：“由于
它的目光朝着东方而不是西方，它几乎可说是位于美洲的欧洲社会。”此外，
美洲人口向内地扩散的主要通道，几乎全都始于东部海岸的某个城市。这些
沿海的主要城市，像是许多相互隔开的漏斗，英国的书本文化通过它们进入
内地，然后散入乡村地区。因此，美洲殖民地的书本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一直受着城市的影响和筛选。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吉尼亚，那里河网交错，
烟草经济发达，一些书籍被扩散到几十个私人种植园的船坞；但是，穿越弗
吉尼亚的文化溪流，首先已经经过伦敦这道关隘的过滤。
在最大的五个城市中，没有哪一个确立了对整个殖民地生活的无可争议
的文化支配地位。尽管它们在政府形式、旅店和社交娱乐等方面颇多相似之
处，但也存在着对美洲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地方差异。我们习惯于把菠士
顿看成是支配十七世纪美洲文化的城市，然而早在 1680 年，纽约（当时称
新阿姆斯特丹）和纽波特就有着可与波士顿相匹敌的城市生活。虽然波士顿
是早期殖民地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但到 1760 年，它已经落到了纽约和
费城之后。在十八世纪，各殖民地城市中间存在着争夺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
甚至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费城就和波士顿并驾齐驱，纽约亦相距不远，而纽
波特和查尔斯顿如用英国除伦敦以外各地的标准衡量，也已是颇具规模的城
市了。许多较小的城市逐渐兴起：朴次茅斯、塞勒姆、哈特福德、纽黑文、
新伦敦和奥尔巴尼等等。如果说确有居于优先地位的城市，那也是新陈代谢、
变化频繁的。当费城变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时，人们忘不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地
① 奥维德（PubliusOvidiusNaso，前 43— 约后 17），古罗马为人，代表作《变形记》叙述希腊、罗马神话
故事，描写生动，内容丰富，欧洲不少文艺作品都从中取材。——译者
位前不久还是波士顿所占据的。到十八世纪末，纽约人已经开始希望，他们
可能取代费城而跃居首位。但是，美洲从未有过自己的伦敦或巴黎——在历
史、政治、文化和商业方面都起着无与伦比的领导作用的大都会。
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美洲的书本文化，尽管不断从伦敦获得滋养，
但仍然开始具备各种不同的与地方问题和美洲大陆多层次的生活相对应的特
性。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也是我国书本文化的特点。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这份遗产的构成因素，来自各种各样的宗教态度，来自各地五花八门的谋生
手段，来自另外许多地区性的差别，所有这些使得任何一个特定地区都难以
独霸天下。在几个殖民地城市中，进口书籍生意都越来越兴旺，这就分散了
决定哪些书籍值得购买和引入的权力。
45．波士顿引进“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
英国的主要图书馆，例如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日积月累，历经许多年代；
在绅士人家的乡间宅第，新近出版的书籍，只是覆盖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
宝贵书卷上的一层薄薄的表饰。然而，在为输往殖民地而购买的书籍中，近
期的书籍占着更为显著的地位。约翰·哈佛向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学
院赠送了大约四百余册书籍，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 1630 年以后出版的。把
家中大量藏书带往美洲的例子当然也有，但是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流逝，新
近出版的书籍所占的比仅逐步增长（殖民地频频发生的火灾，使这种情况更
为突出，例如 1764 年烧毁了哈佛图书馆的那次火灾），这就使波士顿那样
有选择地引进各种书籍的做法显得更为重要。
在波士顿创建的初期，书籍的数量出乎意外地多，而且它还是很能赚钱
的商品。1686 年，该城还只有五十年的历史，人口不足七千，但书籍交易
却相当兴旺，书商不下六、七家，至少其中有一家靠着书籍买卖而发了大财。
只要将此情景和我们现时大约相同规模的城镇中的书籍交易情况作个比较，
我们就会了解书籍在十七世纪波士顿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个曾于 1686 年到波士顿做过生意的伦敦书商约翰·邓顿对此有过一
番描述。他的描绘尽管明显地带有夸张的成分，却反映了当时繁荣而又竞争
性很强的书籍生意。“我在那里受人欢迎，恰如夏天的酸啤酒；他们把我所
赚的钱视作他们的损失，这倒真是照着古老的谚语‘利无不争而至’的道理
行事的。”邓顿声称，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收回了拖欠未还的五百英
镑书款，销完了他随身带的大批书籍，得到了另外许多订购单，这些书他将
在回到英国后再行发出。书籍生意继续蒸蒸日上；1719 年，丹尼尔·尼尔
提到，货物交易处——即现在的州议会大楼所在地——“四周围绕着书店”，
书籍交易十分兴旺。
波士顿所拥有的商业中心地位，使它有能力影响邻近一些殖民地的文学
欣赏情趣和阅读题材。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在描述十七世纪后期的情况时说：
“新英格兰的其他政府不直接从英国进口（或几乎不进口）英国货物，英国
商品是由马萨诸塞的商人们提供的。”新英格兰的书籍市场尽管比印刷出版
业自由得多，但也受其主导思想的限制。
科顿·马瑟在 1683 年写道：“这里有一个贩书的老手，只要我愿加指
点，他就能使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遍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决意尽
力而为，指点和帮助他这样做。”劲头十足的马瑟和彼士顿的其他统治者们
竭力促进书籍的流通，并务使这些书籍有益于教化。1713 年，马萨诸塞议
会通过一项限止“小商、货郎和小贩”的法案（波士顿以外已经安居立业的
商人怀疑这些人兜售偷来的商品和干扰自己的生意），马瑟为此和书商们联
合起来，“在议会陈词力争，以便限制小商贩的法案不会妨碍书商在该殖民
地售卖宣扬虔敬之道的书籍。”
马瑟所用的“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一语，相当精确地指明了波士顿舆
论界的领袖和书籍购买者们为本城和内地引进的书籍所具有的特点。就我们
所知，波士顿的书市为宗教和训诫性的书籍所支配，这在波士顿书商约翰·厄
谢尔的发货清单中可以找到有趣的证据。1682 年，厄谢尔从伦敦收到大约
八百本书，这些书显然都是由一位英国供书者为他选择的，其中大约一半是
宗教方面的书，五分之一是传奇故事和纯文学作品，还有五分之一是学校课
本，可以明确地归类的其他书籍，只有航海书籍（六十册），历史和游记（四
十五册）和医学书籍（十二册）。这必定代表了伦敦书商对新英格兰阅读口
味的估计。但是，从三年以后的发货清单来看（那时，厄谢尔已自己选定书
籍），波士顿之偏爱说教性书籍而漠视文学作品的倾向，甚至比伦敦书商的
猜测还要强烈。在厄谢尔那一年亲自订购的八百本书中，宗教书籍和学校课
本几乎各占一半，其他类别的书少得可怜——五十册航海书籍，三十余册法
律书籍，而传奇和纯文学书籍则屈指可数。
其他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厄谢尔偏重宗教书籍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的
波士顿相当典型，并且在以后几十年间依然如此。当波士顿的一位书商迈克
尔·佩里在 1700 年死去时，他的财产清单显示，在他手头所有的近二百余
种书中，有三分之二是宗教书籍。
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室当然是地位显要的牧师们拥有的。其中规模和气派
最大的要数科顿·马瑟的藏书室。热情洋溢的约翰·邓顿在 1686 年说：”
我确实认为，他所拥有的藏书室，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藏书室之一（就私人
藏书室而言）。不，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正如牛津大学著名的布德雷
安图书馆即使称不上全欧洲的骄傲，也是那所大学的骄傲一样（它超过了梵
蒂冈的图书馆），我同样可以说，马瑟先生的藏书室即使算不了全美洲的瑰
宝，至少也是新英格兰的明珠。我肯定，这是我在波士顿所见的最好的东西。”
马瑟的儿子塞缪尔把这个藏书室称为“举家产业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书卷
“多达七千至八千余册，都是那些作品难得和声望卓著的作者们的大作”。
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这个藏书室的书目，但这套藏书中宗教书籍占极重比
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哈佛学院仍然坚持自己的建院宗旨，即为新英格
兰培养有学问的牧师。约翰·哈佛遗赠给学院的书中，将近四分之三是神学
书籍；在十七世纪晚些时候赠送的另一些书籍，更加重了这种神学色采。尽
管人们不时抱怨（最早是亨利·邓斯特院长在 1647 年抱怨）图书馆藏书种
类过于狭窄，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波士顿才有了象样的非神学书籍的藏书。
甚至到了 1723 年，从乔舒亚·吉的书目来看，哈佛学院藏书的三分之
二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书籍。最明显的欠缺是当代文学和纯文学书籍太少。图
书馆确实收藏着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另一些名声稍差的诗人的作品，但是要
找蒲柏的作品、《闲话报》和《旁观者》之类刊物，就很难如愿了。在许多
方面，哈佛学院图书馆与英国一些较小的学院的图书馆并无多大差别，但图
书的偏向和局限性在新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哈佛学院一直支配着
该地区的精神和知识生活。这些局限，也表现了当地居民的高尚阅读情趣，
因为有关书籍的知识，主要是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在布道和其他各种活动中
传播的。
尽管从事文学活动的机会在新英格兰毫无疑问要比在伦敦更受限制，但
比起英国北部和西部的偏僻地区倒并不见得更差。新英格兰的文学与十六世
纪的整个英国文学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与英国伦敦以外各地的清教徒文学
作比较。即使这样，它也是狭隘的。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人们丝毫看不到
英国文化较早的、更为自由奔放和更具冒险色彩的时代所残留的遗风。除了
极少的一些例外，书籍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而来到新英格兰的。伦敦桥畔的廉
价书摊敢于陈列的一些书籍在波士顿会使书商招致罚款或受鞭笞之苦。而悄
悄渗人伦敦市场，起着娱乐作用、间或也能刺激和扩大思路的那些内容琐碎、
言词俏皮、低级下流和宣扬异端的书籍，很少有可能进入波士顿。书商们的
发货清单中甚至没有那个时代的伟大而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这是令人沮丧
的。
在请教徒集居的新英格兰，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为“实际”。他们一
心追求宗教的实际应用，这就给了宗教书籍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做法也限制
了他们的视野。那种使宗教文学——如果不是整个文学的话——摆脱浮华矫
饰、贵族气息和玄思风格的客观环境，给人们的鉴赏趣味带上粗犷和讲究实
际的特征。看似荒谬的是，清教徒对公共教育的兴趣，后来使得马萨诸塞海
湾的居民成为当时文化水平最高、文字修养最好的群体之一，但在它的最初
年代里，这种兴趣同时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的阅读情趣和对事物的关注。因为
文化索养被认为主要是树立正统观念的助手，其次才是获取其他有用知识 的
手段。“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应当是有学识的头脑所贮存的全部东西。“趣
味盎然和轻松消遣”的作品——许多属于英国文学的精品之列——在这样的
环境中，是无立锥之地的。
为了实现自我拯救，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以牧师的眼光来洞察上帝的
旨意，一个人必须能够阅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是这样宣示的（1647
年 11 月 11 日）：
阻止人们诵读《圣经》，是罪恶的撒旦的主要图谋。早先，他将经文蒙裹在异族的语言
之中，现在又诱惑人们不习文字。这样，圣书的原意至少可能被道貌岸然的骗子们的虚词伪饰
所湮没，我们教会和民众的先辈们的墓地就无法长留智慧和学识，上帝也无从帮助我们的努力
开拓。
有鉴于此，郑重告示如下：凡属此管辖的每个市镇，一俟上帝使其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