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 年）。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破除了把他
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
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科顿·马瑟兴趣异常广泛，善于观察和讲求实际。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
早先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
事实上，富兰克林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的布道，还读过马瑟的《行善篇》
（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是“默默行善”），并在他的《自传》中把它称为
“也许改变了我的思想，影响到我后来一些主要生活经历”的一本书。在这
本书里，他可能发现了一种文风，后来在《穷理查历书》中加以运用，使之
变得人所共知。甚至富兰克林组织的小社团——从指导思想到集会议事的具
体程序——看来就借鉴于马瑟组织波士顿街坊互助会的一套方法。因此，富
兰克林的事业中最具特点的一些做法，都直接受到马瑟的启迪。但是，比直
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两人思想上的近似。
用“加尔文派”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学术对立把马瑟和富兰克林分开，
是一个会使人造成误解的做法。这两个伟人在情趣和成就上的相似之处，显
示了殖民地时代美国文化的特征：兼容并蓄，兴趣广泛，惊人地不受前人理
论的限制；缺乏独创性；十分讲求实际；对待哲学所取的不求系统和随心所
欲的态度；总之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乐意接受新大陆各种机会的挑战。在马
瑟自己的时代，他作为美洲新奇事物的敏锐观察者在英国科学家中名闻遗
迹，曾被授予阿伯丁大学名誉学位（1710 年）和令人羡慕的皇家学会会员
称号（1713 年）。
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马瑟对自然的观察是相当敏锐和精确的。他在与欧
洲朋友和博物学同行们的科学通信中（1712 年后有近百封），记录了他所
观察到的各种情况：美洲动植物和印第安人的治病方法；美洲的鸟类，包括
野火鸡和老鹰，以及鸽子的远程迁徙；响尾蛇；美洲猛烈的电闪雷鸣；蝾螈；
鸡蛋之中发现的又一个鸡蛋；印第安人的计时法，以及其他几十种各式各样
的事物。在一封伴随着运往英国的六、七种美洲特有植物的信件中（1716
年 7 月 24 日），他谈到了植物杂交问题，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问题
的最早论述。很有意义的是，他的观察涉及玉米，这是后来的遗传学家也感
到特别适于作实验的一种植物。马瑟的思想相当开放，以致很快接受了那时
刚由尼赫米亚·格鲁阐述的开花植物是有性繁殖的假说。
从早年起，科顿·马瑟就对医学有兴趣。他曾想以此为职业，但哈佛学
院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课程，他就只好自想办法，主要依靠自己阅读。在这一
方面，马瑟的经历和以后的富兰克林也很相似。就像富兰克林关于电的发现
那样，马瑟的医学思想几乎不可能出自一位博学的专业医生的头脑。
就我们现在所知，英属美洲殖氏地的第一篇医学综述论文是由科顿·马
瑟于 1724 年写成的。这篇论文的题目《巴瑟斯达守护神》，虽然来自根据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至四节）中提到的著名的康复水潭的名称，但看
来却是由于马瑟受到了著名自然科学家罗伯特·博伊尔著作的启发之作。尽
管马瑟和其他一些人就天花和麻疹等题目发表过很多零星的论述，但这篇综
述论文在十八世纪并没有公诸于世，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篇手稿。在他死
后的十多年里，他的儿子塞缪尔竭尽全力想使它出版。
马瑟的请教神学观点可能加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这种观点强调原
罪和隐秘的人性两重性。请教对罪孽的强调看来以一种迂回方式加强了美洲
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它甚至可能帮助了美洲医学实践从博学的欧洲同行的
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至少对马瑟来说，这种思想上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他在第一章的开头作了这样一番解释：
让我们把罪孽看作是疾病的根源。世上可能有两千种疾病，而且其中任何一种都确实可能搞垮
我们！但是，根子在哪里？请记住，正是罪孽将疾病带给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让这个世界患
上无穷的疾病。
马瑟的著作成了对各类疾病的全面考察。在建议其出版的意见中，有一
种称它是“人类常见疾患的大纲：首先，它赋予我们虔诚的情感，唤起病人
心向往之，摆脱缠身的病魔；其次，它广为收集了各种简单明了、卓有成效
和业经验证的治病方法。”
这本书并没有宣称具有独创性。马瑟解释说：“人们不应期待，像我们
这样仍然处在襁褓之中的殖民地，在摇篮里仍然有众多毒蛇要翦除的时候，
会有机会产生很多聪颖的数学家，或让他们有什么闲功夫去作出特别的创造
和惊人的伟业。”但是，马瑟这一番话对他自己并不公道，因为就凭写成这
本韦和其中的重点而言，他已置身于他的时代中最先进的医学研究者的行
列。对疾病分门别类的思想，在海外才刚刚起步。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
医学人士的首要考虑一直是“系统的一般状况”，各种疾病都被认为是“系
统”的变态而已。只是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巴拉赛尔苏斯的著作，人们才
重新严肃地思考这样一种观点，即疾病有多种多样，各种疾病都有各自的原
因和治疗方法。在十七世纪，英国医生西德纳姆坚持认为，疾病可能像植物
和动物一样各各不同，因此必须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分类。到 1700 年止，人
们所知的特用药物仅有两种，即取自金鸡纳树皮的抗疟药奎宁和医治梅毒的
水银，医学进展的速度之慢由此可见一斑。就是这两种药物，也恐怕是直接
来自民间药方。
马瑟的《巴瑟斯达守护神》，表述了一种许多科班出身的欧洲医生前所
未闻的经验主义观点。该书表明，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追究疾病的“原因”，
而在寻求如何治疗。书中有许多被他称为疗效显著和业经多次验证的治疗方
法。在专门阐述医生们的”不可靠性和矛盾性”的一章里，他把有学问的医
生为肺痨所开的相互矛盾的药方作为例证以阐明他们的随心所欲和异想天
开。马瑟解释说，“我们在这里不管医生们对这一疾病的原因是如何各执一
词、莫衷一是，（有谁在阅读道拉尤斯的大作后会不惊呼：这些占卜者们发
疯了！）我们只是看他们的治疗方法如何不同。”
马瑟切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拯救新英格兰人民免遭天花的戕害。他在
1714 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读到的一篇东西燃起了他心头的希望。
这是一位土耳其医生写的一封信，其中叙述了“接种”，即有意识地用天花
病人身上的脓液使一个健康的人感染，通常会产生程度轻微的天花，由此痊
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竟然有如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杨？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
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
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
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
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 年 4 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
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
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
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
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
室作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
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
种试验在英国 便暂告中止。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
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
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
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 1752
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
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
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 1721 年 6 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
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
总的来说，博学的医生们——以该城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脾气暴躁的威
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反对进行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
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划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
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
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但是，他们的反对主
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
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
“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
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
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
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辞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
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
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
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
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土顿做了一些接
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
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1722 年 3 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
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
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
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
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
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
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
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不仅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病措施，而且为数学家（当然是欧洲的数学
家！）发展出“概率演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他说明，天花最
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
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 1729 年至 1730 年
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
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
了接种，1755 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而且还可
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
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
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 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
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
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
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
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乎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
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
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
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
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
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
西能使它沿用至今。”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
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
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
1721 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但与此同时，
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
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主
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
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
坚持下去。到 1760 年，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
再是明令禁止：到 1775 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
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
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哲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
年 9 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
“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
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
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
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 1792 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
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直到将近 1800 年之前，还在
英国逐渐增长——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
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
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当爱德华·詹纳
在十八世纪末期作出具有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