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第28部分

棵的民政改革与公共事务。可以断言，值得认真注意的是，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培养和教育，将　

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治安官、议会议员、法官和国会　

议员。一个社会拥有许多受到有关权利和自由权知识的良好教育的人，该是多么今人欣慰。这　

些知识正在吸引和影响那些没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使他们适于从事公共事业。主要应归功于　

我们中间的各个学府，美国才拥有许许多多这样一些人来从事现时的艰苦斗争，这些人具有已　

经震惊欧洲并将使我们流芳后世的智慧与宽宏，他们能胜任制定新的政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　

从事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海军、政治等部门的公共事务和全部公共管理这一伟大而重要的工　

作。……一个由在法律、权利与自由方面训练有素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是不可能被奴役的。　


在尔后的年代里，当美国的法律界更为自觉时，它将夸耀“律师”在建　
立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署者　
中有二十五位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位成员中有三十一位是“律　
师”；在首届国会中，二十九名参议员中有十人以及六十五名众议员中有十　
七人是“律师”。但是，与普遍的信念相反，这一情形并不表示一个专门化　
的需要学问的职业在塑造我们国家中的重要性。美国人的经历尚未培养起对　
法律或其他方面的有造诣的专家的敬畏之感。所有美国职业特权的界限都是　
模糊不清的。上述情形所确实表明的是美国事务家普遍具有法律才干，还表　
明在一个变动不定的美国社会法律与所有其他知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　
的。说杰斐逊是一个职业“律师”，那就简直根本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曾在　
乔治·威思门下短期见习而自学成才的律师——杰斐逊的经历！　
安德鲁·杰克逊的生涯经典地表达了在美国当律师意味着什么。他在充　
当了一个巡回法庭的嘻闹旅行的学徒以及接受爱好交际的约翰·斯托克斯上　
校的督导之后，于　1787　年二十岁时，被该庭宣布为“一个道德品质纯洁，　
法律知识丰富的人”。　
对专门法律知识围墙的这种早期突破，为研究以后几十年间美国政治生　
活提供了线索。从对律师的不信任中滋长起一种对法律日益广泛的关注。美　
国革命能用法律语言来阐述，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为文明社会服务的。贯穿于　
十九世纪内战和二十世纪新政的美国重大政治争端，是用法律语言来表达的　
（是一种是否“合宪法性”的神圣检验），正是因为美国人将可敬的法律框　
架视为社会赖以成长的骨骼。将法律的检验如此用于政治，有着一种在非原　
始民族中不常见的正在蓄积的自我陶醉。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的世界上，　
社会已然开始使自己的实际形象成为自己所向往的模式。　

第八编新大陆的医学　


　　“他们之幸运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　

　　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　

　　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多得很。确实，　

　　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　

　　，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们那　

　　样，今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罗伯特·贝弗利　




34．自然康复和简补的治疗方法　


美洲的经历很难激发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业绩。即便在生物科学方面，　
殖民地时期也极少理论上的建树。然而在某些科学领域里，美洲生活的天真　
简朴，却有着独特的好处；因为这里没有欧洲科学领域里盛行蔓生的生硬教　
条。医学——包括药物，即后来所谓的药学或药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学是紧密相连的。那时候，　
最常用的药物都是植物性的，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药草纲目”，即对通　
常用于治病的植物进行分类，并介绍各种药草的分布、生长情况及其用途。　
在欧洲受过训练的医生来到这块长满陌生植物的新大陆时，想要抓住机会作　
出些植物学方面的发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就是不从事医学的门外汉也　
注意考察美洲的植物，希望为医学知识增添一些新东西。　
1610　年，即詹姆斯敦殖民地艰难的早期年代里，总督和参事会致函伦　
敦公司，谈及疾病广泛传布（“奇特的腹泻和疟疾勺以及药物供应日趋减少　
的情况。公司医生劳伦斯·博亨设法寻找可供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他一　
些发现外，他在白杨树的树胶中找到了一种能“愈合任何未愈伤口”的香脂，　
他还用詹姆斯顿周围很普遍的黄樟材做试验。烟草从一开始被发现起，就因　
其可能有的药用功能而使欧洲人大感兴趣。哈里奥特在他的《新发现地弗吉　
尼亚实况概要》（1588　年）中，大肆吹嘘烟草可作药物，有“扑热息火、　
消除滞稠体液、疏通毛孔和人体各种通道的功效。它不仅可用来防止人体内　
的滞阻，而且即使有滞阻，使用不久能迅即开通：由此，体格能明显保持强　
健，不大有我们英国人时常罹致的众多的重病。”有人声称，吸用烟草能治　
疗痛风和疟疾，并有醒酒、消乏和解饥的作用。有一种植物叫“詹姆斯敦草”　
（曼陀罗），现代医学业已证明少量服用有镇静和解痉作用，而大剂量使用　
则有麻醉作用和毒性。这种植物被誉为有“凉血平抑”的作用。　
罗伯特。贝弗利在　1705　年提到，“种植园主们讨厌所有的医生，除非　
处于万不得已的地步”。他说：　


种植园主们……有几种本地的块根植物，他们宣称，患病者用之，必然药到病除。他们之幸运　

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　

多得根。确实，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　

们那样，令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在两位很有名望的英国医生劝说下，马克·凯茨比于　1710　年到　1719　年问进　
行了广泛的旅行。此行使他写出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博　
物学》一书。他发现了许多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白、蛇根、人参　
和巫棒。在最有用的植物之中，有一种叫“牙痛树”，其叶“气味有如桔叶，　
种子和树皮芳香辛辣，有止血收敛的功效。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沿海居民　
用它治牙痛，故得此名。”甚至醉心于欧洲医学、希望把欧洲医学的清规戒　
律全盘照搬到美洲来的约翰·摩根医生，也不能忽视美洲所特有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片辽阔的大陆，业经考察过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居住的地方亦是　

如此。森林、山脉。河流和地下矿藏为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人们提供了探索研究的广阔天地。　

在这一方百也就是说，一个美洲学者的条件比欧洲学者优越得多。最广阔的探索领域展现在我　

们西前，让我们去丰富博物学方面的知识。欧洲各国己由许多极具天赋和学识渊博的人反复作　

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们力求对这些国家提供的一切事物进行最为细致入微的研究，因此后继　

的学者很少有希望和机会作出新的发现。但这里的世界可说是提供了尚未揭开的最丰富的自然　

知识的宝藏，它足以满足青年自然探索者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们的发现必定会大大地丰　

富医学科学……在这块土地所特有的林木杂草中，谁知道会有多少种植物具有特殊的功效呢？　


美洲医生对博物学的重视，不仅受着新大陆无限机会的鼓舞，甚至也受　
到欧洲古老的医学教条“植物外形特征论”的影响。这一教条可以用“以毒　
攻毒”的格言来表述（奇怪的是，这一信条后来竟为接种疫苗法的运用所证　
实），意思是发生某种疾病的地方和可望找到治疗办法的地方这两者之间，　
必定存在着天意安排的巧合。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有些科学家开始怀疑这种　
笼统的说法，但它如此广泛地被人们相信，以致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药　
物标本的采集》（1801—1804　年）一书中，把下面的理论称为“老生常谈”，　
“各个地区都有适于治愈当地特有疾病的药物……土法治疗所需的大部分药　
物都可以在疾病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人们因此普遍认为，治响尾蛇咬　
伤的药物大概可以在响尾蛇出没的美洲原野发现。果然，美远志（俗称“响　
尾蛇根”）证明正是这样的植物！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尼古拉斯·科　
林牧师，一个小有成就的发明家和博物学家，因此不无根据地宣称：“慷慨　
的造物主显奇迹，造就了与人的需要相应的万物……每个地区都有对付其自　
然缺陷的土生药物。”即使在这一古老的教条淡化到只是一种假设或怀疑时，　
它仍然鼓励着美洲疾病的研究者特别注意造物主安排于此地区的植物。　
在美洲，受过训练的医生们对美洲地貌、气候和特有的动植物表现了一　
种给人深刻印象并且富有成果的关注。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当然是植物学　
和医学作为欧洲学术的两个门类，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两者都不是特　
别幸运）。那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般都是从接受医学　
教育入手的。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教育；植物园主管　
赫尔曼·波尔哈夫作为莱顿大学的植物学和医学教授，支配了十八世纪初期　
的欧洲医学学科。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植物园是医学机构的基本设施。甚至　
在十九世纪　初，纽约市培养内外科医师的学院仍然为教学目的而保留着植　
物园。　
美洲殖民地一些主要的博物学家都学过医学。有一些人，如约翰，巴特　
兰姆和约翰·克莱顿，是靠自学的，但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受过伦敦的　
医学教育。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即美国第一部著名的植物学著作《植物　

学概论》（1803　年）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就是从药物学步　
入他的专科领域的。　
尤其是在书籍和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都十分匮乏的南方，医生们——常　
常是方圆数英里内仅有的有点科学知识的人——成了新植物的主要发现者，　
亚历山大·加登博士（植物学中的“加登”属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涯，　
就体现了美洲生活的机会、诱惑和限制。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行医三　
十年，发现了许多植物新品种和新属类，也许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　
美洲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未写过一本重要的系统的著作。他最重要　
的科学论述只见于他的书信。他于　1752　年持着爱丁堡的医学学位证书（他　
对植物学的兴趣就是在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里激发起来的）来到查尔斯顿，　
此后不久便开始和包括林奈在内的欧洲自然学家们书信往来，并结识了科尔　
登、克莱顿和巴特兰姆等美洲同行，同他们交换意见。虽然加登精力充沛，　
想象力丰富，但他那分散的兴趣看来主要集中于欧洲的科学家们向他提出的　
一些问题。他抱怨说：“在查尔斯顿，我们是最为忙碌、整日东奔西窜的一　
群动物，而我们所做的事实在寥寥无儿，但外人看来我们一定做了不少事。　
这种徒有形式的忙碌在各种人等中间都能看到，除非是那些乡绅，他们完全　
无所事事，吃、喝、娱乐、吸烟和睡觉这五种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和存在的　
实质。”林奈怂恿加登采集卡罗来纳的鱼类、爬行动物和昆虫标本，这使加　
登的名字比任何其他美洲人更多地出现在林奈《自然体系》一书著名的第十　
二版中。然而，加登始终不过是欧洲科学家们借以建立学说体系的原始资料　
的忠实搜集者而已。　
弗吉尼亚厄巴纳地方的约翰·米切尔博士也是在爱丁堡受的医学教育，　
他宣称发现了二十五个植物新属类，这使他成为加登在发现新植物方面的竞　
争者。他向皇家学会描述了奇特的美洲动物负鼠的生命周期和繁殖机制，还　
研究了造成人种之间肤色差异的环境原因。第一张比较完善的英属与法属北　
美地图（1755　年），也是他的成果；这张地图被用于　1783　年和会，而且在　
十八世纪末仍是公认的标准地图。　
共同合作和美洲土地上若明若暗、难以捉摸、杂七杂八的共同研究对象，　
把这个散居四处的美洲医生兼博物学家圈子的成员们维系在一起。他们让英　
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同行们去做知识系统化的工作，自己则专注　
于收集、描述和解释新大陆大自然的各种新奇事物。　
　＊　＊　＊　
任何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医学教育的学者，都不会忽视美洲医生专　
注于具体而实际的工作这一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欧洲的医学知识当时仍沉　
浸在教条中，在一些名牌大学里尤其如此。在哪一种单一因素决定人体健康　
的问题上，“活力论者”、“化学派医学家”和“物理派医学家”们相互争　
执不休。除了少有的几个例外，几乎每一个著名医学教授都自有一套对所有　
人体功能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每一种疾病都被看成多少是由于整个人体“系　
统”的某种失调：有人把一切疾病归咎于“体液”的素乱，另一些人把它们　
归咎于人体的“紧张力”受到扰乱，还有人提出一些更为粗糙的教条来解释。　
受过正规教育的美洲医生当然也接受了这类教条，但由于美洲在　1765　年以　
前一直没有医学院，他们反而得以避免去作那些颇具吸引力但却一事无成的　
辩论。后来，随着美洲医学教育的“改进”，大洋的此岸也能看到更多的这　
类医学教条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本杰明·拉什，他阐述了一种一　

元论的“人体紧张力”学说，对于放血疗法几乎有着无限的崇信。他的理论　
的终极证据是：任何接受长时间放血的病人，最后都会完全松弛！　
对于十八世纪有造诣的欧洲名医们手头的有用知识的数量，即便是最为　
宽厚的历史学家，也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牛顿物理学是个宏伟的新体系，　
它的确立看来鼓励了医生们将人体作为一个简单的体系来对待。只是当病理　
解剖学在帕多瓦大学教授摩加格尼　1761　年著作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一门学科　
时，欧洲各医学院才在疾病的分类、理解和治疗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甚至在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教条仍是如此刻板，理论仍是如此空泛，　
手术器械仍沾满病菌，“药物”仍使人衰弱无力，以致满腹经纶的医生们与　
其说是治病救人，还不如说是庸医杀人。如果说美洲的病人没有其他优越条　
件可言，那未他们仍可庆幸众多误人的学问并没有带到大洋此岸来。　
在这里，一般的医疗方法并不比欧洲使用的方法更有效，但它们对病人　
自身的康复干扰较少。欧洲的医生常常依靠极端措施，将自己简单化的教条　
推至逻辑的——有时是致命　的——结局，而美洲的半截子郎中却比较愿意　
听其自然。无师自通的行医者宁可使用比较保守和不那么有伤害性的治疗方　
法，而不依靠烈性的催吐剂、导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