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好比一堵挡风的墙，弗吉尼亚人躲在这堵墙后面建造他们自己朴实的自治
平房。他们如此不事张扬，又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所作所为的充分意义长期
不为人所知。既然他们能维持没有主教的“主教派”教会，那还有什么即兴
的奇迹搞不出来呢？
早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弗吉尼亚圣公会就有了一种确定的性质：它是
一批独立的教区，世俗事务由民众代表院治理，有关教义的事务却没有任何
中央权威来管。据我们所知，那里没有正规的牧师会议，从而也没有任何阐
述教义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对牧师的监督权和教礼教规的确定权便落于
教区主要世俗成员之手。他们当然认为那是最保险的了。
在英国，圣公会牧师由主教授予职位，一旦“正式就职”，他在自己所
在的教区就可以有一点房地产。他可以无视教区居民的意愿，有时甚至违背
他们的意愿而占有这点房地产。他可以被撤换，但这只有经过主教的审讯才
能做到。因此，十八世纪的英国教区生活产生了声名狼藉的孪生祸害：一是
“兼圣俸”，即一个牧师控制许多教区，二是“遥领主义”，即牧师掌管他
并不在其中居住的教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去过该教区。不幸的
英国教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弗吉尼亚的改造办法并不复杂，那就是每个教区有权通过其教区委员会
遴选本教区牧师，并且只有在他们对他感到满意的情况下才让他留任下去。
弗吉尼亚圣公会的非神职人员们并非通过立法取得这一权力，他们只是利用
法律术语，悄悄地将其转变为重要的制度。按照法律，弗吉尼亚的牧师只要
由教区委员会“举荐”给总督及其参事会并且“正式任职”以后，就能完全
占有他任职的教区和合法控制“牧师田”（教区所有、拨作牧师俸禄的农田）。
正式就职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职田，但在此之前，他的去留完全是由教区
的意愿决定的。求实的弗吉尼亚人决心要使他们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花得得
当，于是搞出了一种简单的做法，即既不予“举荐”也不让“就职”，从而
牧师们总是要年年订合同。哈特韦尔、布莱尔和奇尔顿在其 1697 年合著的
《弗古尼亚现状》一书中以厌恶的口吻写道，牧师们“给这种合同起了一个
相当粗俗的名字，叫做雇牧师。他们很少举荐牧师，从而可以用这个办法使
牧师们处于更加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仍然担心“教
区委员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牧师的主人，声称既然他们只是一年一年地同牧
师订合同，而且有些人已经那样做了，那末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解雇自己的
这个仆人”。
但是，对弗吉尼亚牧师处境的大多数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据 1724 年材
料，弗吉尼亚牧师在同一教区平均任职二十年。但是，在答复伦敦主教同年
发出的问题单的二十八名牧师中，有二十三人从未在其教区“正式就职”，
因此从法律上说，他们的任期还是一年制的。
在英国，穷苦的代理牧师为富裕的遥领牧师充当傀儡，后者住在遥远的
庄园里享清福，而前者得到的待遇同他们卑微的仆役地位相称：他同男仆女
佣一起吃饭。但在弗吉尼亚，即使是低级牧师也具有绅士身份。代理主教布
莱尔兴高采烈地报告说，“凡想结婚的年轻牧师，只要证明是庄重的好人，
就不愁配不上乡绅的女儿。”我们本乐于指出，弗吉尼亚圣公会的牧师们都
是有学问和道德高尚的人，但事实上，我们对牧师们个人的品格知之甚少。
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总的说来是一批虔诚
和勤勉的人。安德鲁·伯纳比牧师于 1759 年指出，弗吉尼亚的六十几位牧
师“总的说来是一些庄重严肃、堪为表率的人物”。他们并不比其他时代的
牧师差多少，而同他们的英国同代人相比肯定要好得多。
不过，牧师的生活充满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特殊气味，即烟草的气味。
若说这块殖民地“建立在烟雾之上”有点夸张的话，那末说弗吉尼亚的“既
成权力体制正是烟草”，就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几乎从一开始，给予牧师的津贴就是用烟草来定额和用
烟草来支付的。1695 年以后，一个牧师的年薪法定为一万六千镑烟草。既
然牧师赚得的烟草是他任职的特定教区的烟草，他的薪俸的货币价值便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烟草的质量。休·琼斯神父哀叹道：“由于烟草质量差，有
些教区牧师长期空缺。”发觉自己身处的教区种植蹩脚的“奥罗诺可”烟草
的牧师认为自己同一些同事相比是倒了霉，因为后者布道的教区居民种植的
是味淡叶宽（和价格较高）的“芳香”烟草。代理主教布莱尔 1724 年向伦
敦主教写信，要求为弗吉尼亚增加牧师时，把“五个芳香教区”的牧师缺额
同“大约一倍于此数的奥罗诺可教区的缺额”相并比。弗吉尼亚的古老格言
对于有雄心的牧师至今仍是有用的：“获得芳香的烟草的最好办法是讲芳香
的话”。
实际上，教会事务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迫切政治问题的唯一事件是 1763
年的所谓“教区牧师案”。当时，年方二十六岁的帕特里克·亨利第一次得
到公众的注意，开始了他的公职生涯。此案并不涉及任何神学问题，甚至也
不涉及任何教会管理问题，而只是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烟草高价时期，
是否应当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按照每磅烟草两便士这一早先低价时期的币值给
各自的牧师发薪。
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 1759 年尖刻地报告说，“弗吉尼亚人的公共的
或政治的品格同他们的个人品格是一致的。他们高做且不能容忍其自由权受
到侵犯，不耐烦受限制，很难接受任何受制于上级权力的思想。”到十六世
纪末，教区人民通过教区委员会委员遴选本教区牧师的惯例已确立不移。这
一惯例实际上得到英国检察总长爱德华·诺西爵士 1703 年发表的意见的支
持，但从未得到明确的司法裁决。1719 年，代理主教布莱尔大胆反对斯波
茨伍德总督的意见，捍卫了这一原则，此后它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再也没有
遇到过任何严重的挑战。各教区继续遴选本教区的牧师，并按为期一年的合
同制聘用他们。因此，正如米德主教所说，美国革命之战已经在弗吉尼亚各
教区委员会打了一百五十年。“税收和代表权问题只不过是资助和遴选牧师
的另一种说法。原则是相同的。”
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自治”——宗教事务上和民政事务上都是如此—
—当然是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代表其仆役和邻人实行自治。教区是他们学
习政治艺术的初等学校。根据法律，人数不超过十二人的教区委员会委员应
该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然而，由于法律上并未为这些选举规定正常的间隔
期，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便养成了图方便的习惯，允许教区委员们无限期
任职下去，直到死亡或辞职。一旦出现教区委员的空缺，教区委员会便自行
任命新委员。这种使自己终身任职的权力很重要，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是
不愿放弃的。1676 年，在纳撒尼尔·培根主持下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的一
届“造反”会议通过了许多“改革”法案，其中不少被保留下来，但重新制
定的关于每三年须选举一次教区委员的法律却遭到以后几届议会的拒绝。在
整个十八世纪，教区委员们仍然使自己任职终身。直到 1784 年英国国教在
弗吉尼亚不再拥有国教地位，才规定定期选举教区委员会。在这个长时期中，
若对教区委员人选有所不满，只能诉诸这个殖民地的公民代表大会或议会。
整个说来，这些自选的教区代表干得不错。他们一年至少开两次会，开
会地点一般是在某个委员的宅第。他们拥有迸选牧师以及继续或中止其聘任
期的权力。他们具有学历、道德和财产方面的资格，看来是凭智慧和克制行
使其权力的。如果说弗吉尼亚显然没有那些使英国的教区遭殃的遥领制、兼
圣俸制、逆来顺受和腐败，如果说弗吉尼亚的教区拒绝让英国派来的“会在
酒铺子里哇哇乱叫和在布道坛上胡言乱语”的人当牧师，那么这要归功于教
区委员会。
教区通过教区委员或其代表，即代理牧师，行使现代县行政司法长官、
地方检察官和大陪审团的某些权力。除其它事情外，教区委员还要负责向法
院起诉犯有伤风败俗之罪的人，这些罪行包括酗酒、亵读神明、出言不逊、
诽谤中伤、在安息日做工或娱乐、不参加宗教仪式。未婚私通和已婚通奸等。
教区委员会征收教区税，对财产估价以确定税额，并划定地产界线。每隔四
年，教区委员们在县政府监督下任命两个人“巡查”土地，即检查或更换旧
的土地界标，并将地界载入教区簿册。
教区通过其代理牧师办事，是主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教区委员会有责任
提请注意极度贫困的事例，在没有济贫院的情况下用公款让‘穷人和老弱病
残”寄宿在自愿承担的雇民家里。教区委员会试图使教区兔于赡养私生子的
义务，办法是逼其生母立约，迫使生父写保证书，并立下直至孩子年满三十
岁的契约。在西部几个县里，正是教区委员会照料了印第安人掠杀所造成的
孤儿。1748 至 1752 年间，位于印第安人威胁最甚的河谷地区的奥古斯塔教
区为四十六名孤儿找到了新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镇毁于 1776 年元旦
大火的诺福克市民，多亏那里的教区委员会救济了他们。在十六世纪后期，
教区税相当于所有其他税收总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不算反常。就在美国
革命之前不久，组成费尔法克斯县的两个教区特鲁罗教区和费尔法克斯教区
各自的预算都超过了县政府的预算。
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公民都不可能体面地退出教会组织，因为宗教义务和
公民义务是合二而一的。县政府的法官通常也是教区委员，例如乔治·华盛
顿、乔治·梅森和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又都
是特鲁罗教区委员会成员，而 1757 年 11 月 10 日开会的威科米科教区的九
名委员中有四名是法官——其余以此类推。民兵军官必须由县法官向总督举
荐，所以很容易还是那些人。1785 年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弗吉尼亚被废
除后，教区委员会的许多权力移交给县政府，但主要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
官的身份处理教区事务。
要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居然不是英国国教的头面人物，那就成
了怪事。在 1776 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三名代表不
是教区委员。美国独衷宣言的签署者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徒，六人是国
教牧师的子孙。
·．美国革命期间，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在殖
民地议会被解散和县政府被废除以后，每个县需要选举一个小型治安委员会
作为事实上的政府，结果在三分之一的县里，都有一名牧师当选为治安委员
会委员，其中有许多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在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
迪逊、爱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美国革命领导人中，很难
举出有哪一位不是名副其实的国教徒。诸如乔纳森·鲍彻一类直言不讳的效
忠派也是虔诚的国教徒，但这并没有改变整个情况。因为在弗吉尼亚，默默
地信奉国教——它既是古老英国传统的堡垒，又是当地独立情绪的反映——
助长了对于英国法制和英国人传统权利的崇敬，而正是这种崇敬鼓舞了美国
革命。
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虔诚的国教徒，而同是这些弗吉尼亚人又领
导了美国革命，这两者并不矛盾。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想象，弗吉尼亚的“英
国”国教犹如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一样，是由于一场以欧洲某地为震中的理性
主义、反教会和反传统的地震而崩溃的。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22．“信神而求实”：
没有理论的宗教信仰自由
弗吉尼亚各教区地域之辽阔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它们宗教经验的质量。
1740 年时，一个小教区约有二十英里长，散布着大约七、八百名白人组成
的一百五十来个家庭。较大的教区可长达六十英里，如果向西南方向伸展到
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那就更长了。教堂之间相距约
十余英里。亚历山大·福布斯牧师（他自己的教区长六十英里，宽十一英里）
在 1724 年抱怨说：“这些教区面积之大不仅造成对宗教节日活动的懈怠，
而且我经常发现向他们布道是劳而无功。我长途跋涉五十英里到一幢私宅去
讲道，但有时在聚会那天恰恰天气不好，来的人寥寥无几甚或一个也不来；
要不然就是由于大雨使河流沼泽无法通行，我只好白跑一趟，于人无益，于
己扫兴。”他还对宗教热情作了量的测定，他说教区居民的虔诚心使他们愿
步行五、六英里去教堂，但要跑十英里或十五英里他们就受不了啦。还由于
有大量新近到来的非洲人或尚未驯化的白人契约仆役，谨慎小心的种植园主
不愿让他家里的成年男子都不在庄园里。
没有实施统一的宗教仪式的任何中央权威，礼拜用品又少，这就养成了
一种有背于英国国教精神的不拘礼节的风气。1715 年，一位星期天走访低
洼地区某个教堂的人写道：“牧师讲道完毕，在场的男于便个个掏出烟斗，
吸上一斗烟。”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像查尔斯·伍德梅森神父所恼火
的那些人一样（后来成了邻近的卡罗来纳教区居民），确实把狗带到教堂里
去。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有些地方洗礼不用洗礼盘，另一些地方牧师不穿白色
大法衣，还有些地方人们惯于坐在自己座位上而不是跪在圣坛前用圣餐。
休·琼斯牧师写道：“在某些特殊的小事和习俗上，每个牧师在他自己的教
区里都有几分独立性。”教堂里的许多仪式逐渐移到家里来做。
由于教区地域太大……许多尸体不能运到教堂来安葬，因此习惯于埋在自家的花园或呆
园里，列祖列宗都埋在那儿。墓地周围一般种上万年青，十分雅致，墓家保持体面。殡葬仪式
为此同样在家里举行，邻里亲友济济一堂，听取安魂布道；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在教堂举行殡葬
仪式，他们就会说，若不按他们的习俗办，那就宁可不办。在家里还可以为孩子和女教徒举行
洗礼仪式，这有时是出于兴致或风俗，最经常的是由于非这样做不可，否则有的人就不搞洗礼
仪式了。婚礼大都也在家里举行而不讲究季节和日子。
美洲的辽阔空间在弗吉尼亚完成了在英国需要几十年神学论战才能完成
的事业。弗吉尼亚人以其特殊方式、甚至并非有意地“净化”了英国国教的
教阶制及其过分看重仪式的倾向。这些倾向不正是马萨诸塞的请教徒竭力斥
责的弊端吗？
空间既“净化”了宗教精神，也扩散了宗教精神。我们对弗吉尼亚的国
教精神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