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没有波士顿或费城那样的商业都市；它的商业活动就
在沿河岸散布的几十个私人货场进行。约翰·克莱顿在 1688 年给英国皇家
学会的信中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江河纵横如此奇特。虽然这种水利
之便有朝一日会使此地变成尼德兰，变成美利坚最富庶的地方，但在目前我
却把它看作是兴邦的最大障碍，也是贸易和商业的最大障碍。河流大多而居
民太少，贸易便集中不起来。因此，各类船只一般各载各的货，下行上溯不
过百英里航程；能做的生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零星买卖，由于是以货易货，
他们必须携带各类货物到那里去做买卖。这就是说，河流多是没有城镇的主
要原因之一。”几年后，《弗吉尼亚现状》一书的作者问道：舒舒服服稳坐
乡里、身边无处没有顾客的种植园主兼商人千吗要改变他的生活或者招惹城
镇商人的竞争呢？
在陆上交通很不发达的时代和道路稀少的新拓殖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
和在他们码头上购物进货的人似乎是得天独厚的。休·琼斯神父在 1724 年
写道：“大多数住宅建在码头附近，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地向那里的一位
先生运送任何货物，所花的气力和费用，比之向英国某个住在城外五英里的
人运货还要小，因为伦敦来的商品不收运费，布里斯托尔来的货物运费也微
乎其微；倒是货主那方面为表谢忱而把烟草装上船捎带给英国的烟草主顾。”
批评弗吉尼亚的人经常抱怨说，文化、宗教和商业水平低下的状况正是
由于缺乏城镇，英国家具制造商的产品整船整船地廉价运至弗吉尼亚种植
园，换取大量桶装烟草，本地的工匠就泄了气。舟揖交通之便实际上使许多
种植园主眼界偏狭。斯波茨伍德总督在 1710 年报告中称：“第一批移民来
到时沿河岸而居，对自家种植园藩篱以外的内地所知无几。他们害怕印第安
人，因而不敢再往前探险。而且，除利用水路外，他们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批评者说，只有建城“聚居”，才会有高度的文明。有人建议通过立法使城
镇居民得到减税待遇和其他鼓励，但这些建议均告失败，地理终究胜过人意。
直至十八世纪晚期，弗吉尼亚的商业活动——以及相应的商业道德——依然
只存在于大种植园主之间。因为没有城镇，弗吉尼亚乡绅比英国乡绅更需要
学习城里人的本领，即商业进取精神、精明交易的能耐和城里人对盈亏得失
的洞察力。
同许多英国乡绅经营的作物不同，烟草不是传统国计民生的一部分；它
是一种商品作物，为赢利而种植。烟草种植者在奴隶、土地和农具上的投资
靠大笔现金贷款来维持。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帐册以令人泄气的生
动性表明了这一点。有人抱怨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燎绕之中的殖民地”，
而杰斐逊同他的前人一样呼吁发展比较多样化的经济。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认
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型的种植园制度是罗马帝国以来大规模商
品农业的第一次伟大实验。
英国乡绅历来对他的农场关切入微。即使像几十年以后的第八代德文郡
公爵那样的大老爷，当他的猪在斯基普顿博览会上高中头奖时，也觉得经历
了“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却不能满足于在某个地
方博览会上得点奖品。他的烟草已打入了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他必须对百
余种不同作业的工本精打细算。1686 年 M·杜兰·德道芬访问沃姆利的宏大
庄园罗斯吉尔时，以为进了“一个大村庄”。大种植园生活远非自然农业经
济的生活。那里有数百名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和商人，他们生产的
烟草是一种经济作物，他们还种粮食，制造工具和农具，织布缝衣，以供自
己所需，并在当地与境外市场上出售，货品有时就用种植园主自己的船运送。
弗吉尼亚种植园是十八世纪式的现代“公司城”，而不是富于田园诗意的乡
村。种植园主既要有经商的精明头脑，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经营其农
商工俱全的小天地。像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以见多识广和多才
多艺著称的人物，在十八世纪弗吉尼亚较为成功的大种植园主中并不罕见：
他们对自然发展史感兴趣，对医药和机械学有相当精深的知识，对气象学也
很内行，并认为不能不懂得法学。把种植园的这些必备条件说成仿佛是受了
欧洲启蒙时代的遥远榜样和抽象教导的鼓舞，那是多么离题！它们充其量不
过是探索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问题的索引。
如果说所有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带有某些新大陆独特品格的人，那末这
种人也就是贵族。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实业比较积极，不那么害怕被经商
所玷污，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对现金收支平衡表颇为精明，知识兴
趣也多样化，但这种人仍然是人数很少的特权阶级中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
础在进入十八世纪前就已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 1704 年向商务
部诸大臣发回的报告称，弗吉尼亚四条大河两岸都有十至三十人“靠经商和
勤奋挣得了非常可观的家产。”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类人多了起来，还出现
了一些暴发户，如其中的杰斐逊家族和华盛顿家族。但是，大种植园主人数
倍增的过程大大摧残了小种植园主。富有的绅士种植园主与其他人之间的社
会鸿沟在 1750 年前后的弗吉尼亚兴许已经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黄金时代——十八世纪中期——正是美国革命时期
弗吉尼亚几乎所有领袖人物的青年时代，也是后来成为早期联邦政府中“弗
吉尼亚王朝”的那些人的青年时代。华盛顿生于 1732 年，这一集团的最后
一人门罗则生于 1758 年。这些人的传记与书信集表明，存在着一个密切地
相互通婚的上流社会“四百家族”。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总督于 1713 年
3 月 9 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以三名合适人选填补了总督参事会里的
三个空缺，他们“才华出众，忠诚守节，家产殷实”。他抱怨道，舍此三人，
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合格人选。其余的人都已在政府“或别处”占据有利职位，
他们“……都同一个特定家族［伯韦尔家族］沾亲带故，现参事会绝大多数成
员几乎都已同这个家族联姻”。从 1680 年到美国革命为止，被任命力总督
参事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上，只有五十七个不同家族的姓氏，其中九个姓
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也占大约三分之一；五名参事姓佩奇，
以伯韦尔、伯特、卡特、卡斯蒂斯、哈里森、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为姓氏
的各有三人。一位参事可能还往往兼任数职。有人抱怨说：“参事会控制的
职位多如牛毛，造成很大混乱，在一些互不相容的职位之间，情况尤其如此。
比如，他们的税务局责成他们向他们的司法局揭露走私勾当；又如，他们这
些法官先生以参事的身份开会，通过他们自己以税务官身份所作的帐。”这
种官职垄断的情况并不只限于总督参事会。在地方上，一名大种植园主可能
会同时当上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兵司令和议会议员。
尚存的少量托马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书信（写于 1760 至 1764 年间），
记载了我们所知的有关他二十一岁以前事迹的仅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
很像社交录：他的社交活动中所交往的几乎全是弗吉尼亚“头等”大族的名
人。他的第一个情人丽贝卡·伯韦尔出身于那个五十年前主宰总督参事会的
名门望族。他写信给年轻的弗莱明：“亲爱的韦尔，我想到了一项有生以来
所想到的最聪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换取埃奇希尔庄园，我用我的地换
取费尔菲尔兹庄园，你娶莎姬·波特为妻，我娶丽贝卡·伯韦尔为妻，（合〕
搞一辆车，配上两匹骏马，在同一个法院当律师，还一起驾车去参加乡间所
有的舞会。你喜欢不喜欢？”在这位青年社交名人的书信中提到的还有佩奇、
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耶茨诸姓氏，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在弗
吉尼亚名人录之外。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弗吉尼亚，同 1776 年的弗
吉尼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隔墙。十八世纪后期的思想同那个世纪中期的思想
并无天攘之别。恰恰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的生活知道得愈多，就愈能看出
革命时期的几代人在思想方式上同他们父辈和祖辈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愈是
开始认识到他们思想上的本地血统，就愈不需要去探求什么世界主义的哲学
始祖或试图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没有本地传统但已“传遍”全世界云云。美国
革命的动机将化为平凡的东西。于是，一向被历史学家生搬硬套地当作美国
革命假定的生身之父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看来就像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的
最后一幕突然登场的罪犯表兄一样不伦不类。革命时期臻于完善的动机和行
动方式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弗吉尼亚日常生活中就已成形了。
19．绅治政府
倘若以为弗古尼亚社会那怕然自得的贵族特点同它的公民道德毫无关
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荒唐的事后聪明才会把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
治制度当成标准民主制度的萌芽。乔治·华盛顿为保留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
担忧时，他心中必然想到的是十八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政治习俗，因为他对
别的一无所知。这些政治习俗就是弗吉尼亚式的贵族政治的代议制，其特殊
的贵族政治品格从根本上培育了美国的代议制政体。这个根可以追溯到弗吉
尼亚的黄金时代。
从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如此认真对待它的政治责任：随同权力带来的
治理的责任。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权，同时它也制
订了强制投票的法律。其他少数几个殖民地也用临时性约法惩办那些享有选
举资格但不去投票的选民，而弗吉尼亚的这项法律实施得如何有力尚不清
楚。但是，这项法律在弗吉尼亚从早期一直沿用到美国革命时期以后，这就
证实了下列坚定不移的信念：治理社会是一种责任。如果说普通选民被要求
去投票，那未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则被期望肩负更大的责任。当杰斐逊在 1781
年由于处境很不顺心而向往“慎独的平民生活”时，他说出了弗吉尼亚名门
望族中许多人渴望卸担子的心情。
如同一个大种植园主不得不担负起无可推诿的管理任务——他必须规划
园圃，及时决定播种和收割烟草，觅取制鞋缝衣的材料，照料奴隶们的身体
健康一一杰斐逊则负有他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位成就卓著的种植园主必
然养成指挥别人的习惯。他以他经营私人财产时所显示出来的自信心管理殖
民地事务。如果说种植园本身就是一个小块殖民地，必须以机智、权威和审
慎来加以治理，那未反过来说，统治弗吉尼亚殖民地就象治理一个大种植园。
高官显职由最有利害关系的人担任，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他们的意志为转
移。
民众代表院花名册就是一份主要种植园主的名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
事之职上升到总督参事会的仕途悉由当地士绅一路把守。不得到他们的认可
而要在政治上发迹是毫无希望的。民众代表院的权力在殖民地时期不断加
强，竟至于控制了总督及其参事会，而这个议会不过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一个
政治实习班。有关烟草价格和质量、税收、教育、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和宗教
等问题的重大决策悉由议会作出。人们正是首先在议会中得到训练和审查，
而后才摧升到更高的职位。地产所有者选举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但只有议员
们自己才有权使弗吉尼亚人获得更大的荣耀，而他们也就有意选拔上层弗吉
尼亚人担任政府工作。尽管十八世纪中期民众代表院的议席不满一百，但几
乎所有显赫的弗吉尼亚人都在议会里受过训练。
议员之间的分歧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讨论与现代立法机构中
的辩论简直没什么共同之处。尽管讨论《印花税法》时期直言不讳的争论引
人注目，但议会政治并未强化为党争。弗吉尼亚人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政党
概念尚无思想准备。十八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议员们似乎日趋融洽和
真诚，乐于接受政治气质截然不同的人的领导。因此，民众代表院在 1774
年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开会推选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时，不仅选举
了反对《印花税法》的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也选举了在前
不久关于该法的争执中持保守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理查德·布兰德和爱德
蒙·彭德尔顿。
也许，近代还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对公职采取如此独占的态度。美国革
命时期和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间，民众代表院（差不多完全从它自己的议员中）
推举出弗吉尼亚总督和州长、参事、法官、军官和出席联邦代表会议的代表。
议员们对弗吉尼亚统治阶层每一个成员都很熟悉，这使他们有资格分配显要
公职和公务，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也令人深感其知人善任。
弗吉尼亚统治者的这种巧安排当然也有其令人不快之处，臭名昭著的罗
宾逊事件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哪个现代新闻记者能编造出比这些不加夸张的
事实更耸人听闻的情节。珀迪的《弗吉尼亚公报》（于 1766 年 5 月 16 日）
以并非存心捉弄的笔调宣称民众代表院议长兼殖民地财务总管约翰·罗宾逊
的死，“对惯于靠他的博爱与慷慨而得救的不幸者和穷人是一大灾难。”罗
宾逊那令人困惑的慷慨程度虽早已令人生疑，但在他的财产管理人员开始清
理他们的帐目之前，这种疑点始终未得到证实。这时他们发现，罗宾逊当殖
民地财务总管时挪用公款达十万零七百六十一英镑七先令五便士，他把这些
钱借给了他的几十个朋友。借款数额不等，借给威廉·伯德第三（此君未能
承袭乃祖乃父精明经商之道，此外赌牌又倒了运）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一英镑，
借给刘易斯·伯韦尔六千二百七十四英镑，卡特·布拉克斯顿三千八百四十
八英镑，阿奇博尔德·卡里三千九百七十五英镑，理查德·亨利·李十二英
镑，帕特里克·亨利十一英镑。总督参事会的成员们借了罗宾逊近一万六千
英镑，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们借了三万七千余英镑。财产管理人爱德蒙·彭德
尔顿花了他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十二个年头试图了结这笔帐，但他自己也受惠
一千零二十英镑。财产帐目表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曾
接受罗宾逊的慷慨相助——用公款来为他们解危济困。这个庞大的债务网说
明为什么民众代表院那么多年来一直不愿将议长和财务总管两职分开或彻底
清查殖民地帐目的根由。和蔼可亲的罗宾逊把公家金库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救
急基金。
有关这一事件的两个具体事实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我们能了解弗吉尼
亚统治者的道德习尚。第一，罗宾逊自己从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