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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黎元洪是藏身在床底下，被马荣拖了出来的。黎元洪自己也在写给萨镇冰的信里说，“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
马荣、汤启发等带黎元洪与黎的“执事官”王安澜到了楚望台。吴兆麟下令，举枪对黎致敬。有一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王安澜劝黎不要答应，炮兵拨刀走向前去，砍王安澜。黎遮住了王安澜。李翊东说：“此地不便下令，请统领去咨议局。”
这时候，刘赓藻与蔡济民也已来到了楚望台，和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等人便簇拥着黎元洪去咨议局。
到达咨议局，在座的大家拥黎就鄂军都督之职。黎依然不肯。李翊东在预先准备好的安民布告上，替黎元洪签了一个“黎”字。
两天以后，汉阳、汉口相继收复，黎元洪才有了附和革命的决心。他在八月二十三日让蔡济民与刘熙卿等替他剪去辫子。又过了两天，到了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居正等人设坛，请他出来祭拜黄帝，誓师就职。他这才死心塌地，当起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来。
《细说民国创立》五九、鄂军都督府
武昌革命同志捧出黎元洪当都督，在安定当地民心、收用军事干部与号召各省响应这三方面，的确获得便利。不过，黎究竟不是革命分子，其后向袁世凯投靠，摧残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二次革命，依违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之间，使得民国的法治基础根本动摇。因此之故，就远处大处而言，蔡济民等先烈的捧黎之举，不可谓非失计。
武昌革命同志建立政府之初，不曾十分注意到中央与省的区分。开始，便把所谓“鄂军都督”视作中华民国军政府之首领。虽则在八月二十日黎元洪尚在犹疑之时，他们设有“谋略处”以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又在汉口设了“军政分府”作为防备黎元洪叛变的一种措施。但是一到了黎元洪肯剪辫子，这谋略处便在事实上被取消，代之以规模庞大的“都督府”。军政府徒留一个空名，其中既无元首，亦无职员。于是鄂军都督，成为革命阵营之中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领袖。
革命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午后六时，议决在军政府设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以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部长，以第八镇第三十标标统杨开甲与吴兆麟为副部长，以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蔡绍忠（大辅）、张振武为副部长，以湖北咨议局局长（君主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为政事部部长，下设内务、财政、编制、文书、交通、外交、司法等七局，分别以舒祀鉴等为局长。（孙武因养伤不曾到职，汤化龙因不愿出面革命而不肯就职。）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都督府的组织条例被公布。黎元洪以都督身份兼司令部总长，高高在上，原来隶属于军政府的各部划归都督府，增加了一个司令部，设总长一人，由黎元洪自兼。
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
司令部——兼总长黎元洪。
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未就），副部长张知本。（下设七局。）
这条例共分六章二十四条，是居正的手笔。居正在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武昌，于仓猝之间写成了它。其中的疏漏之处有二：（一）“司令部”在第一条称为“军令部”，在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称为“司令部”；（二）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而第一章便是“都督府”，写到第六章第二十三条，对“军政府”依然一字未提。第二十三条规定这“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于“都督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谓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事实上只是一个鄂军都督府，设在咨议局的原址。
都督府之下的各单位，以军务部为最重要，设在其后的高等法院之处。主持人是副部长张振武。另一副部长蔡绍忠不甚问事。孙武名为部长，到了九月上旬才到部视事。部务仍在张振武掌握之中。张振武是罗田人，寄籍竹山，在省立师范学堂读过书，受业于时象晋，其后留学日本，参加“大森体育会”，学习军事，经刘彦介绍而入同盟会，回到湖北，企图策应徐锡麟，未成，又去了日本一次。再其后，回湖北，在武昌当小学教员，于辛亥年春夏之交加入了共进会。他在军务部副部长任内勇于负责，而不免于专断，美中不足。
政事部由于部长汤化龙不肯就职，而始终不曾完成机构，招牌挂在南楼前长街中路小学堂。政事部之下的外交局，原以黄中恺为局长，于胡瑛出狱以后，升局为部，以胡瑛为部长，王正廷为副部长。不久，财政局也升格为部，以原任局长胡瑞霖为部长，陶德琨为副部长。胡与陶不能合作，胡辞，陶调任造币厂厂长，部长由李作栋继任，副部长由潘耀裕继任。再其后，内务、交通、司法、实业、教育都升格为部，分别以冯开濬【剪文公：jun、xun，同“浚”】、熊继贞、张知本、李四光、苏成章为部长，周之瀚、傅立相、彭汉遣、牟鸿勋、查光佛为副部长。最后，内务部冯开濬与周之瀚的职务，改由杨时杰与周汝翼担任。教育部苏成章与查光佛的职务，改由姚晋圻与赵俨葳担任。这已经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事了。
以一个都督府而设立七个部，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都督虽则是鄂军一军、湖北一省的都督，而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元首。如此情形，在起义之初，为了对外国人交涉与号召各省响应，原有相当必要。到了各省既已响应，代表们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之时，如此庞大的鄂军都督府便不得不缩小，而退为一军、一省的机构了。
居正恬淡为怀，不肯在军政府或都督府之中担任一官半职。蒋翊武回到武昌，也仅仅挂了军务部一个副部长的虚衔。到了汉阳失守以后，才出任“护理总司令”，肩挑起死守武昌之责。刘公（仲文）出钱最多，而且是事前被推定的都督，只当了一个“总监察”而已。所谓“总监察”，可说是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监察院院长”，不隶属于都督府。刘公当了总监察不久，转任“北伐司令”，去了襄阳。
都督府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固守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全省，号召各省响应，分兵北伐，统一中国。然而，清军大举南下，连陷汉口、汉阳。幸亏始则有黄兴赶来。使得汉口、汉阳的战事，不致迅即结束；继则有蒋翊武不辞艰难，苦撑危局；否则，武昌入了清军之手，彭、刘、杨等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
《细说民国创立》六○、汉口之战
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结束。
革命同志于占领武昌以后，在二十一日午后六点钟的会议上，决议成立四个协（旅），以吴兆麟、何锡藩、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两天以后，成立敢死队四大队，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此外，有陆军中学与陆军小学所合并组成的学生军，以刘绳武为统带（团长）。原有的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与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混合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马队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刘国佐与周福堂为标统。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也合并而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炮队第一协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姜明经为协统，蔡德懋与尚安邦为标统。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出一部到敢死队，合并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成立鄂军工程第一营，以李占魁为管带。第八镇辎重第八营参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为基础，成立鄂军辎重第一营，以孙鸿斌为管带。
水师与巡防营的管带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经胡捷三与蔡鹏来运动，加入革命阵营成立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以赵均腾为标统。第八镇的宪兵第八营，改编为宪兵第一营，以王文锦为司令。
再其后，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第五协至第八协分别以熊秉坤、杨载雄、邓玉麟、罗洪升为协统；输送兵一个协，以高尚志为协统；先锋队一个协，以王国栋为协统。
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撤职，先由刘廷壁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壁，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扬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
（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
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