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防守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机关——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于占领布政使衙门以后）负责执行。
（九）扑灭旗兵——由第八镶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负责（该标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内各重要街道、据点——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于完成上项任务以后）负责执行。
（十一）搜索敌踪——城内由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一营（于进入中和门以后）负责执行，城外四十里以内，由该标第二营负责执行。
（十二）迎接炮队与掩护炮队——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任务，由第八镇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前队担任，掩护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进城的任务，由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十一队担任。
（十三）收殓阵亡者尸体——由卫生队负责。
（十四）进攻汉阳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于占领龟山及兵工厂以后）执行。
（十五）进攻汉口——由该标第二营执行。
（十六）防守花园镇及祁家湾一带——由该标第三营前队左队负责。
（十七）堵塞武胜关——由该标第三营右队后队执行。
（十八）接济弹药——武昌方面，由楚望台军械库负责；汉阳、汉口方面，由汉阳兵工厂负责。
以上十八项，并非蒋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于加以归并以后，重行排列出来的。
可惜，蒋翊武所命令的起义行动，未能如期实现。
在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既未于十一点半钟开拔、十二点钟左右在中和门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也没有在十二点钟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负责传达命令给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反而在该标营盘以内与若干重要同志静候城内的炮声，一直静候到天明，于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无所动作。事后，有些同志怀疑，邓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队把命令传达去。然而，邓玉麟并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
他在“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他在向蒋翊武、刘尧瀓等报告了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以后，“声明本人主张今夜无论如何，在‘两点钟”时非起事不可。……刘尧瀓乃约‘与议者’分头通知各同志，决定是夜两点钟举义，‘以枪为号’。……随即偕（杨宏胜）往各军队。先到工程队，会晤熊秉坤、徐兆宾、容景芳，通知预备今夜两点钟起事，各军队须要准备。继到测绘学堂，通知方兴、李翊东。至二十九标及三十标，则由杨洪胜（宏胜）通知。杨旋随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取得装好之炸弹，由杨运到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外自己家中，预备运至该军队内。玉麟继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队，身带有枪弹五六十颗，由文昌门出城。时已夜深十一时，街市戒严甚紧。到达后，即在马房召集各代表，报告汉口事态，并说明同志名册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内各部队预备今夜两时发动，炮队非即速准备不可。当时炮团各同志决议一致行动。 ……是夜城内候城外炮响，而南湖炮队候城内炮响。两方均未能发动。迨天明，玉麟即偕徐万年入城，行至中和门外，已不能再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邓玉麟离开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之时，蒋翊武尚未发出书面的命令。那时候，大家虽则在原则上决定了当天夜里起义，并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别口头通知各部队与各学堂，但是起义的时间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两点钟，信号是各处都放枪，而不是单独由炮队第八标先在中和门外放炮。其后，于邓玉麟等人走后，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可能是五点半钟），蒋翊武经过与刘尧瀓等人商量了一顿，又发出书面的命令，把起义的时间改为十二点钟，把各处放抢的口号改为先由炮队第八标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里说：“至十八日……晚六时许，邓炳三（玉麟）、杨洪胜来云：‘（共进会）总部既破，决心今夜十二时炮兵先发，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战计划负责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须发现了其他史料才能断定。无论如何，邓玉麟的确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间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到达了炮队第八标的。
在蒋翊武的书面命令发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又遭破坏，蒋、刘等人被捕，街市的戒严加甚，城门当然关闭。于是，奉派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队第八标。邓玉麟到达南湖之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某一位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点钟以前，或其以后，到得了南湖呢？
蒋、刘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点多钟。
在他们被捕以前，约莫十几分钟，有一位姓张的同志走来向他们报告：“杨宏胜于提着菜篮，运送炸弹到工程营的时候，卫兵硬要翻他的菜篮，他跑，卫兵追，他摔炸弹，不曾炸到卫兵，反而炸伤了自已的脸，其后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赶他。他奔向十五协而去。”十五协是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扬宏胜的小店开在附近。（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着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
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瀓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瀓、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瀓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寀清阿是好朋友，怕寀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
“自鞑虏人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瀓。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
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侯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
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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