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原《再版自序》
藉着发行再版的机会。我把初版之中，心有未安之处，重新求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黎元洪所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内的马炮工辍各单位的番号。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是“二十一”；而蒋翔武在作战命令中、熊秉坤在“回忆”的一篇文章中，均说是“十一”。我在初版出书了以后，特地又访渴了万武樵（耀煌）先生，承万先生告诉我：“十一”才是对的。原因是，清廷计划把第二十一混成协在将来扩编为“第十一镇”，所以马炮工辍四个单位的番号就提前用了“十一”。
于是，我在这再版里面，都把沿袭自李、张二人的“二十一”改为“十一”。
我所感耿耿于怀的，是仅仅把各省光复的事列成了一个表。将来，我希望能有时间专写一书，而题之为（辛亥年》，以广州与武昌两次起义为主，把各省各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都写在里面。
初版之中有若干我自己所不曾校出的错字，也都在再版里改正了。
1966年7月30日
1996年12月12日加以删改。
《细说民国创立》一、老百姓怕官
清朝到了晚年，太不成话。
高高在上的是皇帝，压在下边的是老百姓，中间是官。皇帝是天子，老天的儿子。他受命于天，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用不着对老百姓嘘寒问暖。皇帝有权向老百姓抽税，没有义务替老百姓做事。官，夹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狐假虎威。用皇帝的名义刮饱了回家乡买田。讨小老婆，或是搬到上海、天津、汉口、大连等等地方的外国租界里住，在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之中鬼混到死。
当官的也有好人，然而极少。多数的官，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国家，更不知有人民。所谓皇帝，在这些官的心中目中，也不过是一块木头做的“万岁牌子”而已。亲眼看见过皇帝的，只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各级的大小太监，以及皇后、妃子、宫女。逢年过节，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傣，向“万岁牌子”磕头，跪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这叫做三跪九叩首。
汉人当官的，对皇帝称臣；满人当官的，对皇帝自称“奴才”。“臣”的字义，也是“奴才”，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不过“臣”字较为文雅而已。
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必须下跪，自称“小的”或“小人”，称官为”大人”。官可以随时随地，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脱了裤子。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牢，随意关若干天，若干年，或是套上枷，扣起手铐，挂了脚镣，押到十字街头，站囚笼；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或是放在地上，用棍子夹腿，夹手。——清朝官的威权，不是今人所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老百姓的财产、自由、生命，都没有保障。每每，“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有钱，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倘若有人告你一状，那就更糟，不管你有罪无罪，当官的先把你抓去，打你一顿。叫做“下马威”，打完了才许你讲话，讲得不中他的意，再打。你肯送钱，那就又当别论。倘若你是原告，告别人欠你的钱，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准备挨打。官只要喊一声，“胡说，打！”这时侯，你便要后悔了，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只求放你回家了。
老百姓饱受教训，便流行了两句口语：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果你想反抗，那便是“造反”。造反的按例该“凌迟处死”，那便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瑷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受这样的刑。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
《细说民国创立》二、官怕洋人
官的威权，在清朝晚年，依然很大。但是官的威信，早就被洋人扯得粉碎。因此，老百姓虽则怕官，却又十分看“官”不起。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一半的原因在此。
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洋人挤进中国，把清朝纸老虎戳了许多窟窿，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且，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做到了喧宾夺主，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
一些狡猾的老百姓，于是便利用洋招牌，自称“教民”，欺负老实一些的老百姓。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而且为了怕得罪洋人，总是说这班“教民”有理。
偶尔，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过不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保”。保的时候，声色惧厉，动辄以“国际交涉”四字作为威胁。官在听到这四个字以后，倘若仍不屈服，洋人就会去找他的“上峰”与上峰的上峰，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一些主权、一大堆的银子。官呢，当然丢官，甚至丢脑袋。
在如此情形之下，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
于是，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在洋人面前却一点儿也搭不起来。当官的，如果不愿意丢官，丢脑袋，就得逆来顺受。在洋人面前丢脸。
官愈大，而所丢的脸愈大。最大的官，姓李名鸿章，官居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一位姓李的，俯首贴耳，甘心在中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向法国人赔不是。他失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他的做官的秘诀是：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
结果，他把清朝时代的中国，化大国为小国，化小国为无国。
如此惧怕洋人的官，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也丢尽中国的脸。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却免不了有少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祖宗，为了子孙，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
这时候，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姓孙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下了决心，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革清朝的命。他后来改号逸仙。
《细说民国创立》三、洋人怕老百姓
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小看。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到了中法战争期间，那纯粹由广西老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而且斩杀了法军的将领。于是，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虽有甲午年对日战争之败，却依然升高到以为仅凭大刀长矛，便足以抵御洋枪洋炮，产生了庚子年（1900年）以“扶清灭洋”【当时义和团的口号有提“扶清灭洋”的，也有提“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并不统一。】为宗旨的义和团。
义和团“灭洋”未成反而引进了八国联军。清朝的无能，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余。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这个腐烂透了的朝廷，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扶”的想头。甚至李鸿章在广州，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官居两广总督，也一度动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满口“保皇”的康有为。也只是用“保皇”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
甲辰乙巳两年（1904、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给清朝的威信以狠狠的一击。两个外国，不得中国的同意，而作战于中国的东北领土之上，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清朝瞪着眼睛，涎着脸，用阿Q的口吻宣布“局外中立”。这不仅是自丧清朝君臣的人格，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使得很多的同胞看不起清朝，恨清朝，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好。保皇、君主立宪，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累，便成了落伍低调，敌不过革命主流了。
因此之故，老百姓不再怕官，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了。
恰好，这时候，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牺牲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组织，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各地的学校与军队，先声夺人，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数惊。
也是在这时候，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而不强调君主。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自立军”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连。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喧嚷着“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分批去到北京，作“聚众滋事”式的请愿。在外表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在事实上，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相反相成。等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高举了义旗，这些“立宪派”也就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进一步拥护“民主立宪”了。
《细说民国创立》四、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他的先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一直务农为业。因此，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所谓“世家子弟”，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他读了书，然而并未赶考，既非秀才，更不是举人。他到过外国，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然而，他伟大。他的真诚，感召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志士，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他献身于革命，始终如一。大公无私，百折不回。
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懈怠；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不焦思苦虑，谋求革命的成功，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获得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结晶为三民主义，演绎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知难行易的哲学，民生中心的历史观。
中国没有他，未必没有一次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朝，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
《细说民国创立》五、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宅。
当天到会的，连同孙中山在内，共有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位是：
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
成立会的主席，是孙中山。他提出了章程九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他的各条，规定了入会的“会底”银元五元，义捐“惟力是视”；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正副文案各一人，管库一人，值理八人，差委二人；每礼拜四集会一次；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方能入会；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
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缘起，等于是成立宣言，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欲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何宽为副主席。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举上，已经如此。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其后在革命的行动上无甚表现。
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他对革命运动，比刘祥努力，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其后他也担任了《隆记报》的协理。
《隆记报》的所有人，是程蔚南。程也是一个商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隆记报》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开笔战的凭藉。
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他是一个农人，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首先，于兴中会成立不久，他便卖了农场，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随同孙中山回国，开始行动。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办到“毁家纾难”的先进。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
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宋、李、侯三人参加了乙未年（1895年）的广州之役；陈、夏二人参加了庚子年（1900年）的惠州之役。
李昌、郑金、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翻译官）。他们的国际知识，在一般会员之上。李昌一度为粱启超所误，加入了保皇会；其后恍然大悟，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工作。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被清廷的领事发现，因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被清吏查抄）。卓海的事迹，待考。
郑照是郑金的弟弟，谙悉法律。他的职业，是帮助侨胞办理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
其余，黄华恢、李多马、黄亮、钟木贤、李禄、刘寿、钟宇、曹采、刘卓，都是商人。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被选为兴中会的第一任司库。其后与李多马，均和李昌一样，给保皇会出了不少的力。觉悟以后，迁居到墨西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回国，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继续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黄亮、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其中，钟宇是香山县人，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到檀香山办木厂，发了财。和孙中山异地相逢，更为亲切。
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的，有姓名可考的，截至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