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第26部分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湖南宜章。佐证：同上。

（二十七）赵耀珊，江苏。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谭人凤“烈士名册”。

（二十八）何天华，广东。

（二十九）窦鸿书。佐证：黄兴在“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

（三十）李君荣。佐证：同上。

（三十一）李全，广东南海。佐证：《黄花丛录》。附注：攻总督衙门中弹，回家自杀。

（三十二）朱荃，广东茂名。佐证：同上。附注：攻军械所后被捕，自沉于白鹅潭。

（三十三）赵宗贤。被俘牺牲。佐证：当时出版的《南风报》。附注：《南风报》说他是在师范学堂前牺牲的。

（三十四）黄森。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五）黄顺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七）李祺远。被俘就义。佐证洞上。附注：同上。

（三十八）陈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里面说，还有一个姓于的，原在香港统筹部管煮茶饭，来了广州，临时参加，“后来也就殉难了”。）

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为了崇德报功，我们实在也应该努力于这一项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云山沙河镇遇到一位，当时记下了他的姓名、籍贯、经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这一本小簿子，已在变乱之中失去。　

　




　


《细说民国创立》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子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于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干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干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闻。”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

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瀓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目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瀓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瀓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