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广州血战笔记》中说：“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莫纪彭和他们谈了一阵，才知道黄兴的大队已经打过督署。这时候，外边的枪声、炸弹声轰成一片。
一会儿，听到外边有号筒声，又有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喻培伦在大声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莫纪彭与徐满凌及另一位花县同志，走出来，看见宋喻二人。
喻把号筒交给莫纪彭，请他带路（因为莫是广东人，而喻是四川人）。他们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时，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着莲塘街用排枪密射，莲塘街传来“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这些正在牺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满凌带来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伦从总督衙门旁屋带来的，籍贯也是属于花县。（事实也许是：喻所带来的，与徐满凌所带来的，不是两批，而是同一批。待考。）
莫纪彭等四人，听到屋顶上有人抽拔炸弹引线的声音，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喻培伦说，“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取出两张梯子，走到街中，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到了屋顶之上，于敌弹密集之中，见到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摔掷”。一会儿，美男子招呼他们向前，他们便奋勇跳到美男子的身边，以短铳（手枪）助战。美男子说：“镜子的枪弹打不到敌人阵地，你们该留起来，以后用”。莫纪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刘，名梅卿。”
刘梅卿的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中还剩下有半筐的炸弹。刘梅卿说：“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弹来。”莫等四人，只得向这间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用铳子逼着他，他才拿出梯子来。（机关部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
他们四人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恰好成了敌兵射击的目标。因为，这条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被敌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纪彭、喻培伦等四人挨着墙边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却听不见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又喊：“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
天色已经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枪声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入于沉寂。刘梅卿在把炸弹摔完以后，也爬了下来。
他们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还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直流。莫纪彭问他是否中弹。他说：“老喻用刀砍我。”莫再问喻，喻不说话。（事后，莫纪彭才知道，当天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把喻培伦装好的炸弹推了几十枚到井里去。喻培伦恨他，以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旧是同志。但懋辛仍旧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伦去攻总督衙门的后边，也跟喻培伦来到了这大 石街机关部。
莫纪彭点了一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刘梅卿、徐满凌、十五六位花县同志、几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伦为领队。
大家尚未出发，有两位顺德县的同志从横巷走出来，会合在一起。喻培伦吩咐莫纪彭到莲花街陈炯明的分机关，倘若里面有人，不妨请他们出来参加。
莫纪彭进入莲花街，找到了陈炯明的分机关。（陈炯明的总机关在司后街。）分机关里仅有何步卿与胡佩元两位女同志。她们请他喝茶，谈了几句话。莫纪彭劝她们尽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纪彭走出来，向逃难的老百姓借了一个灯笼，再回到大石街。这时，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边。喻培伦说，“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莫纪彭说，“新军的人我也很认识。我们现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伦与宋玉琳听了，大为赞成。喻立刻用四川话大声颁发命令，“我们这一队向东门进发！”莫纪彭也用了广东话，把喻的命令翻译给花县的同志们听。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进入华宁里。华宁里有一个巡警小衙门。莫纪彭见到有一个侦探匆匆忙忙地跑进去，一会儿便有一排枪从里面射了出来。莫纪彭靠在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足有半个小时，因此，便和喻培伦等几十个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转而北向，想绕过这小衙门去追寻喻培伦等同志，但他的灯笼早已不在手中，于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错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曾经对革命表示赞成；自己不认识他，有一个姓陈的认识他。能找到这姓陈的，去把夏寿华及其学生策动出来，再向燕塘的路上走，岂不甚妙？
莫纪彭走到那姓陈的旅馆，见到了袁沛之。他问袁沛之，陈某人住在几号房间？袁说：“就是隔壁的一间。”莫纪彭隔着板壁叫陈，陈装做不曾听见的一样。莫纪彭知道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肯在这个时候陪他去巡警教练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华宁里和清兵激战到枪弹用光，被俘，其后就义。
喻培伦与徐满凌等人，在和莫纪彭相失以后，不认识路，走不出东门。却被路人引到仓边街，遇到巡防营，又打了一阵，且战且走，碰到了李德山，一齐糊里糊涂地走到大北门高阳里口，又遇清兵四百余人。他们只得闯进一家“源盛米店”，用米包作沙包，抵抗清兵，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死了清兵一百多。清兵的指挥者，是李准的得力部将吴宗禹。两广总督张鸣岐听说清兵攻米店攻丁一昼一夜，攻不下来，亲自下命令烧街。
在米店被烧到之时，革命同志突围而出，徐满凌与李德山二人被俘，其后就义。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当场阵亡，徐容九负伤，回到家，伤重而死。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炉四个人，于突围以后走到二牌楼华庆里，被清兵包围，又抵抗了一天一夜，徐茂燎阵亡，徐茂振等三人爬上屋顶，由屋顶退出，脱险。
徐茂振等三人，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之中，作战到最后的三个人。当他们脱险之时，已经是四月初一日了。
喻培伦是怎样就义的？有两种不同的传说。第一种传说，说他被俘就义。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说：“喻培伦讯时，自认为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语‘无是公’也。述其制炸弹之精及革命宗旨，对问官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第二种传说，说他在米店被烧之时，用炸弹自杀。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后闻诸花县某君云，‘喻队自失落后，左冲右突，不能越城墙出。天明后，吴宗禹率兵来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为垒，恶战三时，全队几覆。喻到急时，以炸弹自焚。’世所传高阳里元盛米店之剧战，即喻最终之奋斗处也。”
关于其他几位四川同志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能确知的也极少。饶国梁是走到大北门，才与别人相失；由于不认识路，而走进了清兵的营盘被捕遇难。熊克武与但懋辛均于受了重伤之后脱险。另一位四川同志秦炳，是广安县人，在大石街阵亡。
福建同志在这一役牺牲的，就胡汉民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所列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的而言，共有十九位，其中有十位是连江县人：陈清畴、罗乃琳、卓秋元、胡应升、黄忠炳、王燦登、林西惠、陈发炎、刘六符、魏金龙。有四位是闽县人：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粲、刘元栋；五位是侯官县人：林时塽（文）、方声洞、陈更新、冯超骧、陈可钧，这九位，除了冯超骧被胡汉民写作籍贯“福建南平”以外，其余八位，都写作籍贯“福建闽侯”，原因是：闽县与侯官县于民国成立以后，已合并为“闽侯县”。
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来，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余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怀远县的程良、宋玉琳、寿州（毒县）的石德宽；六位广西人：平南县的林盛初、韦树模、韦荣初、韦统铃、韦统淮与罗城县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广东人。
在四十一位就义的广东同志之中，花县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与江继复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应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 。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寿、周华、陈春、杜凤书、余东雄、罗坤、黄鹤鸣。
再其次，是开平与梅县，各有两位：开平的劳培、李雁南；梅县的饶辅廷与周增。
其余的，一人属于一县，共有十二位：肇庆的李炳辉、东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继梅、清远的李文楷、吴川的庞雄、大埔的陈文褒、东莞的李文甫、番禹的马侣、海丰的陈潮、惠州的罗仲霍、蕉岭的林修明、兴宁的张学龄。
在碎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们的姓名被遗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国十二年九月胡汉民写碑文之时，这几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迹尚未被胡汉民及邹鲁等查证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见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双门底阵亡的华金元、阮德三，负伤而被俘牺牲的徐国泰，在澳头因运械被捕的陈甫仁及同案株连的严确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显然不曾于四月初四日葬在黄花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陈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义的饶辅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伤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
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笔者于上文之中已提起了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
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例如韦云卿，在供词之中自称是广西南宁人，年三十八岁，在安南入党，约了十几位同志于三月初十日启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最后守状元桥（高阳里口）的（源盛）米店。
与韦云卿同样，从安南回来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义的，尚有罗进、罗联、罗遇申、陈才、陈福，一共五位。从新加坡回来而就义的华侨，也有一位：罗干。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笔者上文所述的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这三十八位是：
（一）郭大旺，福建连江。阵亡。佐证：郑烈《林文将军传》。
（二）郭某某，福建连江。阵亡。佐证：同上。附注：郑烈想不起这位的名字。
（三）郭增兴，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黄、胡报告书，郑烈《林文将军传》。附注：“审查会”以为“须一询闽中旧同志与于是役者”，而郑烈正是与于是役之闽中旧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六）郭钿官，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七）陈汝环，四川广安。被俘就义。佐证：饶国梁供词、谭人凤“烈士名册”及当时报纸。附注：“审查会”以为“须另多询当时与事之人”。
（八）梁纬，广东南海。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梁被捕时照片、当时报纸。
（九）叶树棠，江苏六合。佐证：赵声之弟赵光写给中央党史会的信。
（十）李庆孙，广东南海。被俘就义。佐证：本人供词。附注：“审查会”以为供词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托。其实李庆孙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八岁，所以被称为李生。他自己说姓李名庆孙，系李庆春之孙。他是南海县的河南区人，而李文甫是东莞人，年纪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陈大发，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
（十二）陈孝文，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陈老文。
（十三）翁长祥，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林茂增。
（十六）曾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七）刘文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胡报告书作“虞全鼎”。
（十九）周团生，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吴顺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一）吴炎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二）吴七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附注：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