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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枝。（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枝。（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枝。（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枝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枝。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枝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
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报告书上的“打刀费”仅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一批。）
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
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塽【剪文公：shuang，指高而明朗的地方。同“爽”】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
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
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十路的负责人，任务与选锋的人数及成份如下：
路别 负责人 任务 选锋人数成份
一黄兴攻两广总督衙门 一百 华侨与福建同志
二赵声攻水师行台 一百 江苏与安徽同志
三 莫纪彭、徐维扬 攻督练公所 一百 广东北江同志
四 胡毅生、陈炯明 防截旗界，占领 一百 广东东江同志与
归德门与大南门民军
两城楼
五 黄侠毅、梁逸 攻警察署、广中 一百 广东东莞同志
协署，守大南门
六 姚雨平 占领飞来庙，攻 一百
小北门，迎新军
七 李文甫 攻旗界、石马槽 五十
军械局
八 张六村 占领龙王庙 五十
九 洪承点 破西槐二巷炮营 五十
十 罗仲霍 破坏电信局 五十
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旗界）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
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
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
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
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壁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作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巳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邹鲁在《回顾录》里说，温生才曾经到了统筹部，见到黄兴，黄兴给了他“广东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尽快去炸李准。他没有下得手，又来统筹都见黄兴，“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元，负责杀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咨议局门首。”在这两种说法之中，笔者以为黄、胡报告书较为可信。邹鲁那时候不在香港而在广州，关于冯忆汉或温生才与统筹部之同的交涉，只能得之传闻，因此而把冯忆汉的账写在温生才名下。冯忆汉向统筹部前后拿去的有几百元，不只广毫十元。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
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渡。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
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