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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才决定了杀摄政王。铁茶壶，他们觉得太小。于是，又由黄复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向鸿泰永铁匠店定做了一个铁罐，直径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药在里面。
他们打听到摄政王每次上朝，要经过鼓楼大街，便准备把圆铁罐放在鼓楼前面的短墙之下，到时候往下一推。没料到，他们计议好了以后，鼓楼大街改修马路，摄政王不再由鼓楼大街走。
另一条街，为摄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烟袋斜街。于是黄复生等人又想在烟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时候从房子里边或屋顶上把圆铁罐掉出来，或是埋它在大门内，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这么一所房子。烟袋斜街并没有空房子出租。
五个男女青年，为了革命，真是煞费心机。他们终于选择了什刹海旁的甘水桥，这甘水桥距离摄政王府很近，是摄政王每次出来与回去所必经之处。而且，桥北有一条大阴沟，可以容一个人埋伏在里面。将来圆铁罐装好在桥下，摄政王走到桥上之时，那末，埋伏在阴沟里面的人便可以远远地接通电流，引起爆炸。
黄复生与喻培伦担任埋圆铁罐的工作，汪兆铭担任临时接通电流的工作。黄、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间，在桥下掘松了泥土。附近来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们二人只得暂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间，他们再去，却没有狗来，“异常清静”。他们埋好了圆铁罐，装上电线。他们不曾料到，电线需要很多，所带的电线不敷应用。第三天，他们买足了电线，在夜里再去，把电线接好。看样子，一切都妥当了。喻培伦从桥下抬头向上一看，看见桥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侦探，而是一个赶大车的车夫，他因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为老婆躲在桥底下和情人幽会，特地蹲在这桥上，准备捉奸。）
喻培伦在桥下用日本话告诉黄复生：“桥上面蹲着一个人，我们的秘密被他晓得了。”黄复生吃了一惊，叫喻培伦赶紧去附近的清虚观（道士庙）告诉汪兆铭，叫他离开。他们已经在清虚观租了一间房，作为“腾挪”之用，因为东北园的房子距离甘水桥太远。这时候黄、喻二人在桥下工作，汪兆铭留在清虚观等消息。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躲在一棵大树之后，注意桥上人的行动。果然，一会儿以后，他下了桥，用灯笼在桥下照了一遍，才走。这人走了，黄复生赶紧回到桥下，解下电线，圆铁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动，想转开螺旋盖，先把炸药拿回去。他正在转螺旋盖，却又听到有人走近。便赶紧把电线扎成一捆，连同圆铁罐，用沙去掩盖，本人再退到大树之后偷看。
这一次，来的不止一人。除了那个提灯笼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宪兵一人。灯笼，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又到了桥底下，到处照了很久，才走。
黄复生跑回东北园，与汪兆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的决议，是：喻培伦去日本，再买炸药；黎仲实与陈璧君去香港，筹款；黄复生与汪兆铭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陈壁君的建议，黄复生与喻培伦又在清晨到甘水桥一次，看个究竟。黄复生由东向西，走到什刹海附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三个扛枪的警察，只得停止前进。喻培伦乘了人力车，由西向东，像睡着了的一样，“偏偏倒倒通过”，黄复生见到那三个警察对喻很注意，却也并未拦车问话。黄复生在喻的车子走近之时，也装做不认识。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伦启程去日本，黎仲实与陈壁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馆来找黄复生。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门县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会的，这时候已经化名为吴友石，在《帝国日报》当主笔。白逾桓说：“报上登载了什刹海的炸弹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黄复生说：“我因为照相馆的事忙，连看报的工夫都没有。报上说什么？”白逾桓说：“前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发现地雷，不敢碰它，就报告了当局。当局请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开了，取出炸药。据说炸药极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庆亲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肃亲王善耆。也有人说是载洵、载涛从外国带回来的。总而言之，谣言很多。各机关的侦探已经全数出动。——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风头，犯不着牵连在内。”黄复生说：“我开我的照相馆，与炸弹案有什么相干？”白逾桓说：“近来留学生到北京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那有肯开照相馆来谋生的？你也不必骗人，反而骗了你自己！”
白逾桓说：“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谈谈，你肯不肯？”黄复生说：“他在哪里？”白逾桓说：“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谁？”“有名的妓女。”“那么，就约他在晚上九点钟好了。倘若过时候找不到，就请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柽，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和孙中山在日本认识很早，是“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会也极早，是现存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曾经向大家报告，说：“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疏通，愿意拿出款子，我们不妨用这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大家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从此对他开始怀疑。孙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将计就计，索性去投奔肃亲王，混在清廷里面，等待机会。这一点，极大多数的同志皆不知道。于是不久以后，他果然成了肃亲王的幕友，而且很受亲信。同志们还以为他真地变了节。
黄复生在白逾桓离开照相馆以后，到东北园找汪兆铭商量。汪说：“程家柽是一个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万一你们在妓女家里说话稍不小心，漏出破绽，被侦探听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柽会面。”因此，这一天的晚上，黄复生便没有去妓女姚蓉初家里。程家柽白等了一阵。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照相馆找黄复生，说：“警察已经在卢沟桥捉到一个人，枪毙。你知遭不知道？”黄说：“不知道。”黄复生起初以为，让清廷的几位亲王、郡王因炸弹案而互相怀疑，互相残杀，未尝不好。现在，有无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杀，黄复生心里感到难过，不过在脸上仍旧没有表露出来。
同盟会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倒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则绝不将秘密公开。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难保持。然而正因为如此，黄复生与汪兆铭白白地错过了获得白逾桓与程家柽的协助的机会。白、程二人极想帮他们的忙，至少是救护他们出险，由于黄复生讳莫如深，忙就无从帮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正当黄复生与汪兆铭在东北园的住所聊天之时，照相馆的小工友“达子”走来，向汪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老爷去！”黄问：“有什么事？”达子说：“为了什么执照的事呢！”黄向汪说：“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汪说：“该没有什么事吧！”
黄复生跟达子走，走到琉璃厂大街，迎面来了一人。一把抓住黄的胸部衣裳，说：“你假钞票用得好！”黄说：“我的事自己明白，你们不要不客气。”他话刚说完，又来了若干人，有两个分抓黄的两手，别的人把他衣服剥了，检查一遍，然后，雇一部骡车，把黄押解到总布胡同左一区警察局。
区长陆听秋坐堂，把惊堂木一拍，说：“你是黄复生？”黄说：“是。”陆说：“你干得好事！从速画供。”黄说：“我犯了什么罪？画什么供？证据在哪里？”陆说：“好。请你休息一下。”
下午两点钟左右，黄看见局里来了两部车子，一部装满了东北园的家具杂物，一部装了汪兆铭。这时候，黄晓得自己是死定了，心里反而十分平静，觉得很疲倦，告诉警察说想睡一会儿。警察搬来门板给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陆区长再度坐堂，态度比第一次温和，说：“复生，你的精卫先生我也请来了，而且画了供。”黄说：“我想和他见面。”陆说：“不可以”。黄说：“他的供词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陆说：“这个，怎么可以？”
黄看见陆区长的公案之上，放满了电线、炸药、手枪。这些，都是所谓物证。一会儿，传来了鸿泰永铁匠店的老板。老板指着黄复生说：“前些时，到我店里定做铁罐子的，不是你么？”这位老板，便是所谓人证。黄见到物证人证俱全，就侃侃而言：“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黄向陆区长要求自写供词，陆给他纸笔，让他写。
黄奋笔直书，写到“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陆区长说：“这一句要改。”黄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以攀诬我的好朋友呢？”陆说：“奇怪，精卫也说是他一人干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写罢。”
的确，汪兆铭在他的供词中也写了下面几句话：“……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匿，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有人辞去。”
汪兆铭在供辞之中借题发挥，痛驳“君主立宪”派的理论。“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基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召开）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通于天也。”
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细说民国创立》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