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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细说民国创立》三二、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干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若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份，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细说民国创立》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陈天华死后，秋瑾、易本羲、姚洪业等人回国，准备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其中，姚洪业因遭遇挫折，愤而投海自杀。（最后，学校终于办成，定名“中国公学”，由马君武、于右任、陈伯平等人任教。）
陈天华与姚洪业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运回湖南（姚洪业是胡南益阳人）。在长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达的一天率领全城的学生与市民一万多人列队迎接，选到岳麓山，举行公葬。当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时候却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动湘乡县各界反对盐商浮收盐价，“率众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关在靖州的牢里。萍醴浏之役以后，靖州的知州金蓉镜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时将禹之谟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孙文之党”，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绞死在靖州东门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发动人，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国，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绍南、龚春台、陈显龙、蒋翊武、覃振、易本羲、杨熙绩、彭邦栋，在长沙水陆洲旁的船里开会，决定纠合一万名会党，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时起事于浏阳、醴陵，攻取长沙；新军与队营方面，分别由蒋翊武及彭邦栋等策动，届时响应。
计划之中的所谓会党，包括蔡绍南与魏宗铨、龚春台所组织的新团体“洪江会”，与姜守旦所领导的哥老会的一个支派“洪福会”。
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宁调元，醉心革命。龚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时自称为张章年，是湖南浏阳人，当过清军的小军官。他们二人与蔡绍南在萍乡蕉园村“开山”（创立帮会），取名“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以龚春台为大哥。入会的誓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来纪念马福益的。马福益是湖南会党的大首领，在甲辰（1904年）与黄兴合作，事败，逃至广西，次年春天回湖南，准备在黔阳东北的洪江镇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后被杀。）
姜守旦是湖南洲阳人。他的“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不主张建立民国，却也愿意与“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洪江会”合作。
水陆洲会议以后，刘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绍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准备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孙中山。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李发根。李发根介绍他们入盟，并且写信向同盟会本部函询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在九月初九日启程去西贡，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贡去新加坡，在三月间回到日本。其后，又在五月间离开日本，到“南洋”（马来亚）。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贡，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绍南与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间从湖南来到上海之时，孙中山可能尚在马来亚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项，购买军火。李发根无法知道其行踪，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听的意思。但是，他们在八月间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阳麻石镇失风，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里，重要同志在萍乡高家台开会，蔡绍南等人主张等候军械运到之时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张立刻起事，双方辩论了一阵，没有结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单独行动，率领两三干人在浏阳麻石镇起事，竖起白色的革命旗帜。龚春台与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干十月十九日，也贴出檄文起事，占领浏阳金刚头与萍乡的高家台。
自从龚春台正式起义以后，萍乡、醴陵、浏阳三县的若干村镇，纷纷有会党响应，总数不在三万人以下。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纪律特别好。清廷的两江总督端方与代理江西巡抚瑞良在他们的“会奏”之中说“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们到处都受老百姓欢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进入浏阳东南、萍乡西北的重镇上栗市的时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们，使得驻防的清兵不敢恋战。清军的江西巡防营左军统领袁坦在打给江西巡抚兵备派办处李协统的电文中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为了对付这三万左右的革命军，清廷前后所抽调的赣湘鄂苏四省的兵，计有（一）江西巡防营左军，（二）江西常备军第一标第二营，（三）湖南常备军六营之中的五个营，（四）湖北二十九标步兵三营，炮兵两队，及第四十二标（团）全标，（五）原驻江苏的第三十四标全标。
战事进行得相当猛烈，交锋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军目标，是浏阳县县城。俏若拿下了这并无城墙的县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粮食，又可以顺着测渭河而下，西攻长沙。
浏阳的上东、张陈坊一带，原已聚集了不少的会党，其中多数是属于姜守旦的“洪福齐天党”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开始，便已为了会友王永求被捕、关在牢里，而想到县城里劫狱，在詹家岭和浏阳的清兵发生战斗，相持不下。龚春台在十月十九日竖起“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请他合作。他答应合作，而不愿意受节制，另行打出所谓“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加紧向浏阳县城前进。
龚春台对姜守旦的如此小器，并不计较，而毅然决然于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数队伍住上栗市。亲率大军，会攻浏阳。不料，这一天，当龚军尚在中途之时，姜军已被清军击败，退到浏阳之西的枨冲市。龚军只得屯扎在浏阳的南市街。
三天以后，十月二十六日，龚军猛攻浏阳县城，没有攻下；同一天，姜军在枨冲市教清军击溃。二十七日，龚军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岭。二十八日，龚军在牛石岭被击溃。
留在上栗市的龚军，也已经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军消灭。其他各村镇的革命队伍，于姜军、龚军相继溃散于枨冲市及牛石岭以后，都渐渐地散去。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获，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宁调元，被捕杀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与事后被清吏滥杀的，合起来超过一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此结束！
此役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绍南与魏宗铨不曾能够在事前与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仓猝提前，军械弹药与干部人选均无准备。第三是，姜守旦不应该另打旗号，赞成对清革命而反对建立民国，更不该于龚军未及会师以前，单独向浏阳城进攻。第四是，统率江苏派来的清军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及其部属如赵声、倪映典等人，原为革命同志，却无法与龚春台等人联络，以致想帮助革命军而无从着手。第五是，已经被孙中山派赴广东的湘籍同志杨卓林（恢）、廖仲瑶、李发根于此役既已发动以后，自动留在上海不走，企图袭取南京，作为响应，然而一则是为时已迟（十一月），二则是为敌方间谍萧亮、刘炎所骗。被捕于扬州。杨卓林就义，廖、李二人被判监禁五年。第六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总部的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两批人回国援助。然而这两批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