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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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战争俘虏（1）
2。6 战争俘虏
十九世纪末期的清日战争，发生在近代文明启蒙的时代，清日作为东亚两个政治经济大国，都是西方世界关注的国家。清国承袭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日本脱亚入欧习得了欧洲的文明，两国都自我标榜代表了东方文明。然而不期而来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出两国非文明的一面，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指责。
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
清日战争的时代，清国朝廷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懂近代国际上对待俘虏的公约。战争中清国各地公布悬赏布告，鼓励清兵杀敌，取敌头颅邀赏。朝鲜平壤会战，日军缴获清军提督叶志超军和左宝贵军丢弃的悬赏状，文中称：“夺获洋枪一杆者，赏银12两；枪毙倭贼一名割取首级者，赏银30两；生擒倭贼者，赏银60两。”江南机器局悬赏布告：“捕获日本间谍者100两，捕获通敌清人间谍者50两，密告日本间谍居所者40两，密告通敌清人间谍居所者20两；捕获日本军舰一艘者10；000两，破坏日本军舰一艘者8；000两，捕获日本商船一艘者5；000两，取敌兵首级一枚者50两。”上海知县照会南洋水师悬赏告示：“夺取军舰一艘50；000法郎；击毁军舰一艘30；000法郎，夺毁运送船一艘10；000法郎，夺毁小艇一艘500法郎，杀死将校一名200法郎，杀死日兵一名100法郎。”
悬赏布告一度激发起士兵杀敌的热情，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战斗意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状况下，士兵萌发出扭曲的复仇意识，士兵个体开始用变态杀戮的方式向敌军传递复仇的信息。朝鲜战场缴获清军文书中记载：“上月初十日，左军侦察兵与倭探兵遭遇于中和，位置距平壤四十清里。我兵成功伏击倭兵，敌受伤者十数名，杀毙七名，活捉一名。审讯该倭兵俘虏，其手书姓名西北平，然日军进攻牙山之部署事未肯寡吐，是日下午遂枭。”
第40节：战争俘虏（2）
日陆海军内部战报记载：“旅顺附近土城子战斗中，我侦察小队11名士兵与敌遭遇，为不做俘虏，皆自决阵亡，清兵对我兵施以无人道之屠尸。搜索中发现中万中尉的认识牌，头颅和身体被分离，两腕被切断。其余士卒戎装物品亦被尽数掠去，尸体多处屠刃毁坏，割首裸足。尸体弃于路边，其惨状令人悚然……”“我军攻入旅顺口后，袭击了毅军左营，舍内一片狼藉，一隅发现数具日本兵尸体，背囊和枪剑丢弃于侧，血流凝固，腹背多处留下被刀剑反复刃刻痕迹，尸体丢弃于柴禾堆内。”日本2月13日新闻报道：“清军在距芝罘南六十清里处，俘获日本前哨骑兵23名，有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巡抚李秉衡下令一律就地枭首。”
随同第二军旅顺作战的从军摄影家龟井兹明，1899年7月10日出版了一部《从军日乘》，书中记述了一段日兵阵亡的现场：“我十数名战死者的首级，悉数被敌兵夺走。大多数砍断左手，割去阴茎；中有削掉鼻子，剜出眼球者，剖开的腹内充有碎石。一骑兵喇叭卒，四肢和头颅被砍断，腹内填入石块，阴茎割断，睾丸亦被取出。徐家窑一民家院内的玉米秸下，一名身着我兵服布片的兵士，被斩断右臂，腹部横断，睾丸剜除，阴茎的龟头割掉……其残忍酷薄之状，令人眦裂扼腕，悲愤填膺。我兵见者、闻者无不义愤激昂，对清兵复仇气焰盛上。”
清国悬赏布告公开鼓励兵勇割敌兵首级请赏，刺激了日兵对清兵的恐惧、仇恨和强烈复仇心态。山县有朋司令长官向远征兵动员时表示：“清兵之残忍，宁可玉碎不做俘虏。”这使得战争中日本兵被生擒者数量很少。清国军队沿用古来俘虏处刑的极端方式，亦成为引发日军对旅顺口军民屠城报复的重要原因。1895年8月清日两国履行《马关条约》规定，在清国新城和乾线堡交换战俘。但未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的清国军队，早已在战争中按照悬赏条例，将多数所捕日本俘虏就地处决。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也曾有过战争文明的称颂。1895年2月5日夜，威海卫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潜入刘公岛湾内袭击北洋舰队，被清国军舰和岸炮发现，立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日舰9号、8号、14号鱼雷艇被清军炮火击伤，或沉没或搁浅，敌兵逃跑时遗弃数具兵友的尸体。此时，清国旗舰“定远”不幸被敌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命中，舰体损伤，大量进水。翌日，丁汝昌接到缴获敌兵尸体和破损艇的报告。面对“定远”舰被日军炸毁，义愤填膺的水兵要求处分敌尸。丁汝昌表示：“此虽敌国士兵之尸，亦系忠勇之士，理应以礼相葬。”丁提督说服部下，按照清国典式特制棺椁，郑重其事地将他们埋葬在刘公岛。日本人后来有评：“丁汝昌实乃文明忠义之士。”
日本俘虏观
近代国际法确立以前，各国的内战以及国际战争中，战俘均由捕获方随意处分。俘虏被任意斩杀、承担重劳役，或作为领土交换、获取赎金的对象。十九世纪面对频繁纷争，欧美人开始探索人道的战争。1863年2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创立，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签署。公约宗旨，在共同文明意识的约束下，将人道原则视为所有人类共有的，不分国家地区、种族风俗、民族哲学、道德规范，只追求生命第一的准则来共享。1886年明治天皇反省国内的“西南战争”中，数以万计生灵涂炭的残酷事实，下诏日本国加入欧洲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誓约在战争中保障战俘的基本人权，履行文明战争的职责和义务。
1894年8月1日，日清两国宣战；8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第137号敕令《帝国内居住的清国居民保护令》，规定“凡有固定住所，居住在日本的清国国民，只要遵守法律，服从裁判所管辖，从事和平职业，其身体和财产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日本和清国虽然变成敌对国家，但是社会和政府继续允许旅日清国人拥有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允许居住日本的清国人往来于日清两国之间，甚至允许日本人与清国人通婚，允许关押在日本的清国俘虏与国内亲属书信往来。明治政府在国家文明准则规范下，给予敌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重。
第41节：战争俘虏（3）
在清日战争中被日军押往日本的清国俘虏簿上，有近千人的记录。这些俘虏主要来自丰岛海战“操江”舰降兵、朝鲜战场俘虏、金州旅顺战场俘虏、威海卫战场俘虏。将大量外国俘虏押往本国，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企图充为人质或用于谈判桌上的筹码。但对当时的清国朝廷而言，在每战必败的混乱战局中，根本无暇顾及战俘的命运，清国战俘犹如被遗弃的孤儿飘落异邦。
1894年8月23日，日本陆军大臣公布战争俘虏处理规则。俘虏收容分成“内地收容”和“战地收容”两种方式。收容所设在各地的寺院，每个寺院安置俘虏百人以下。安置待遇依照日军军阶的标准，按等级区分清军将校、下士、兵卒的居室饮食。俘虏分成班组，选定组长协助管理俘虏的日常生活。俘虏中的伤病者由各地陆军预备医院、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负责治疗，痊愈者出院后仍回到指定的收容所。死亡者按照军人待遇安葬在陆军指定的区域，墓碑的建造以日本陆军将校下士卒的规定为基准。俘虏的被服寝具配给，从军需仓库的库存中调拨。饮食营养供给，适用《陆军给予令》第九章规定的标准，将官24钱，上长官、士官、准士官18钱，下士以下16钱；其他生活必要的消耗用品，采用现物支给的方法。各所配备若干卫兵，负责收容所的警戒、保安等管理事务，配置医务员负责收容所的日常卫生和健康管理。在所俘虏允许与国内家人通信，提供信件接收发送的便利条件，但信件内容需要经过检查，确定对日本安全无害方可放行。
战地俘虏收容所的建立是在清日马关会谈期间，李鸿章遇刺负伤后，两国签署休战条约之时，日本决定暂时停止将清国俘虏送回日本的计划，改在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地内设置临时收容所。如果两国不能签下和谈条约、恢复和平，临时收容所的俘虏再转送日本。日本占领地设置的俘虏临时收容所，称“海城停留所”，所有关押的俘虏由占领地总督部监管。1895年5月起，海城停留所的俘虏待遇，一律按照本国在押俘虏的标准给予。
清日战争期间，清国海陆军被俘总计1；790人、战伤及病患者326人、重症治愈者231名、不治死亡者55人。依据《马关条约》第九条，两国交换战俘。1895年8月18日，日本派遣运输船“丰桥丸”前往清国直隶省新城，收容在日本本土的清军俘虏976人（在此之前，清国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先行移交日本俘虏若干人）。9月1日，两国在清国盛京省乾线堡第二次交换战俘，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