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不许稍息，否则，就被揪上“烘炉台”罚跪，以示惩戒。阎锡山为了搞这个训练，确实也费神费力。除去每天清晨训话之外，还要在每期毕训前亲自接见每一个受训干部。阎端坐在堂上，由培训会负责人唱名，被接见者入内，至阎面前行礼，阎威严而亲切地注视片刻，表示赞许和鼓励，而后被接见者绕至阎背后退出。就这么一场短暂的“接见”，也曾使不少受训者受到鼓舞，觉得得到了“会长”的好感和器重，从此更忠实地为之卖命。另一方面，在“烘训”中，派出大量特务和耳目，深入到各个小组，对干部进行监视和监督。他特意命令亲信组织“服务士队”，以担任清洁卫生、勤杂事务为名，安插到各层组织中，搜集学员各种言论行动，向他密报。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就定为“炉碴灰”，送去服劳役甚至秘密处死；属于所谓“一般问题”的，他要当面与本人谈话，以显示事无巨细，人前背后，一切情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被接见谈话的人，往往被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不敢存有任何忤逆之心。阎锡山用这种办法，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和“万岁”。
为了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阎锡山还向封建帮会乞请援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旧有帮会“组织化”、“现代化”，发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潜力。在克难坡先后建立起了阎记青帮“安青进步委员会”和阎记洪帮“进步总社”。安青会的帮号为“明德堂”，阎锡山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辈，道号称“阎大成”。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加入此帮，各自发展徒子徒孙。进步总社的帮号为“进步堂”，奉阎锡山为山主，化名为“齐继川”。
阎锡山及其智囊们费了许多心机，搞了这么多名堂，实现了他“以同志会主张，为自己目标努力，以洪门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的目标，在晋西一隅之地，巩固了阎家天下。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确实，阎锡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介石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锡山该如何走呢？
弃民族大义 公然与日伪合流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是侵华日军的大小头目。利用与日本人熟悉的关系，阎锡山也早就与日本有经济往来。1917年，阎就向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购买过军火，而这个大仓洋行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与中国亲日军阀勾结的特务机关。到二十年代，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曾两度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土肥原是阎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经常来往于京、津、太原之间，对山西的地理情况作了极为详细的侦察。日军破坏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军队直插地势复杂的平型一带，就是土肥原事前侦察地形的结果。阎参加“北伐”时，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才顺利地占据了平、津两市。而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的支持的。阎失败后受蒋介石的一再逼迫，从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乘坐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轮船。从大连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飞机。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并无商务来往也无日侨居住的太原、大同派驻了领事，日本特务在太原多处设立机构，阎锡山都视而不见，默然允许。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阎锡山是一面拉拢，一面压迫；阎则是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战”。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讨好换得日军不攻山西，而晋绥军也不出山西作战，彼此相安无事，自己只得好处不吃亏。只要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阎锡山不仅对日本人没什么仇恨，实际上反倒是寄予厚望的。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建立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战热情，从不同的方面，给了阎锡山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看到，公然投靠日寇，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全国人民唾骂的对象，心有所忌，不敢冒然走出这一步。而利用抗战的口号，却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有利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另一方面，与陕北红军隔河而居的地理条件，使他产生了利用红军对抗日军，对抗蒋介石的暗算，从而保住自己的地盘的想法。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从来就是阎锡山一切算计的出发点。因此，当日军逼近山西，他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共产党把东征红军撤回，诚心诚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时候，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战的正确路线，并在山西大地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壮举。
但是，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他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在举办“烘炉训练”的同时，阎锡山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他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他还以苏联革命初期与德国订立和约，列宁面对认为这是“割地求和”的指责，回答“存在即是真理”的事例为自己辩解说，“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的主张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阎锡山还从自己熟悉的儒家学说中，挖空心思地寻找依据。《论语》中有两段话，一段是说，公山弗扰反叛，派人请孔子，“子欲往”；晋大夫家臣叛乱，请孔子去，“子欲往”。其实，这两段话所要说明的，“子欲往”并不是孔子愿意去跟叛臣攀关系，而是显示孔子为推行圣道，既不避危难也能灵活权变并保持节操的崇高品质。但阎锡山在讲述时，却歪曲原意，大讲面对叛乱者的邀请，“子欲往”，说明圣人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怎么做都行，从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真可谓费尽心机。
在做了舆论准备之后，阎锡山就推出了“亚洲同盟”的计划。他宣称，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洲同盟”，而“亚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起“亚洲同盟”，中国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苏俄的“赤化”。他授意心腹贾景德，草拟所谓“亚盟宣言”，称：“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印为大国。以日本之强，辅以中、印之大，在亚洲唯马首是瞻”；“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庶几可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促进自荣”；“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将所谓“亚盟”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阎锡山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不见了，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论：“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沿着这条“出路”，对公开投敌的部下，他不许声讨；以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出代表，和日军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内容是期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将在山西抗日的军队八路军、决死队共同剿除。
在与阎锡山打交道的长期过程中，日本人也看清了他的特点。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称：“山西军比中央军和八路军缺乏战斗意志。”1940年春，日军宪兵特务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以到前方视察的名义，到孝义县与日军代表进行谈判。临行前，阎锡山交代了谈判四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赵向日方代表转达了阎的意思，并代表阎向日方提出具体要求：先给晋绥军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日方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表示：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1941年3月，赵承绶等与日军驻汾阳旅团的高级参谋举行第二次会谈，达成了如下协议：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双方经过一系列接触、会谈，到7月底时，对所有条文商定出明确意见，约定于8月间在汾阳签字。8月11日，签字仪式在驻汾阳城的日军司令部举行，签字的协定通称《汾阳协定》，包括“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两部分。根据协定，日方允诺：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及部分子弹；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机密费”700万元；3、日方供应阎方军队给养及一切装备；4、日方分两批拨给阎方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充实阎方的力量；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给阎方。阎方则需要做到：1、阎锡山本人即刻通电，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国民政府；2、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3、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4、阎锡山本人第一步需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方接管。第二步需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第三步进驻北京，与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合作，阎锡山担任伪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5、此后根据形势和需要，阎锡山还要组建“华北国”。这个协定，在政治上标志着阎锡山已完全堕落成为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当然，尽管协定签订了，阎锡山还是按他的习惯打小算盘，用骑墙敷衍的办法，尽可能先取得实利。他并没有按照协定匆忙行动，而是一心想得到日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在武器装备没有到手之前，他采取拖延的策略，也找借口不实施自己的行动。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客观上，阎的投降日寇的嘴脸也就未能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
蒋介石察听到了阎与日军勾结的消息，担心二战区脱离控制，会分散和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利于反共事业，忙派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面见阎锡山。要求对日求和，只可从缓，并不要单独进行。阎锡山于是借机提出“补给问题”，声称“二战区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必将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蒋介石只好答应给予补助，增加军费，且同意为了共同防共，仍可与日本人保持联系。而此前，中共代表王世英也面见了阎锡山，转达了中共对形势和降日问题的观点，严正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原则是，“谁投降就打谁”。阎锡山受到这些力量的挤压，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对“亚洲同盟”的热情，将派驻太原的代表赵承绶召回，使出他惯用的脚踩两只船的策略，决定暂且静观时局的变化，并对外辩解说，与日军来往只是策略，并不是投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稳固华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更加重视与阎的勾结和交易，对迫使阎锡山早日就范，采取了新的策略。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双方要完成的行动明确开列出一份清单，不给阎方再含胡其辞的余地。日军的清单是：步枪三万支，分两次拨给；军费，孝义会见时先付联银券1200万，阎锡山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其余粮秣问题待阎到太原协商后，尽量给予方便。要求：一是阎锡山迅速驻孝义或隰县；二是立即实行孝义会见。阎锡山亲自复信表示拒绝，称：“只是此间环境及本身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骤然会见，不仅有碍于合作的前途，而且亦有碍于（晋绥军）目前的存在，成败是非都可能俱失”。显然，他已经看出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势必陷入孤立境地，成为全国民众唾骂讨伐的对象。他的存在就成问题了。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阎锡山害怕了，又派赵承绶为代表，赴太原与日军重开谈判。日酋花谷正毫不客气，盛气凌人地说：“阎锡山诡诈多端，曾骗遍了中国的军阀，难道还想骗日本皇军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面谈不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一是急于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二是终究害怕日军翻脸，于是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晋西黄河边上一个小山村，原名南坪，阎锡山嫌其与“难平”谐音不吉利，便改为安平。确定在这里会面，阎锡山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自己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或汾阳去，显然不安全，而且会将投降妥协的嘴脸暴露出来；让日本人到吉县克难坡来，人多眼杂，风声太大；而安平村是晋绥军的前哨阵地，与日军的阵地只隔一条小河沟，双方来往方便，且容易遮挡外人耳目。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阎在决定重大事情时都讲迷信，安平村在吉县境内，是“吉祥平安”的兆头，不仅让他多了几分安全感，也使此行有了几分顺利成功的把握。
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当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突然对警卫队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敢不敢开枪打死我？”吓得那队长汗流浃背，赶忙表态说：“我只有以性命来保护会长，岂敢有别的想法。”阎锡山却正色说道：“我要你敢开枪打死我，这才是你的忠诚，才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应该服从我的任何命令。你说，敢不敢，能不能做到？”队长诚惶诚恐地回答：“我一定绝对服从，会长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阎锡山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这一番心情颇为悲壮的话，与他将要做的事实在是极不和谐。将要卖国，何谈爱国？已经堕落，何谈忠贞？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