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啊颠的终于到了地方，我们下车一看全傻眼了，这整个就是深山老林里头嘛，四周除了参天的大树啥也没有，别说遍地的水果，水果皮也没见着啊。只有很高的茅草，面前几座破茅草房，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了。我们当时就傻了，有人就到车头找司机，想让他把我们再拉回去。司机哪管你这套，油门一踩，把扒上车头的几个知青全给晃了下来，开着车就走了。这时，从茅草房里出来了几个老知青，跟野人一样满头满脸也分不清是头发还是胡子，连说欢迎欢迎，欢迎革命新同志。说着把我们分别领进茅草房，我们进去一看，没有床，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全打着地铺。领头的一个知青说：“来来，给新同志们腾个地方。”于是众人一阵忙乱，给我们腾出了一小块地方，我们坐下来把行李拆包，我一边拆一边想，这就是知青生活？
这里要交代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了。
云南西双版纳接收知青最早从1956年就开始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接收则是从1968年开始的。当时北京55个“老三届”知青来这里进行过大串联，回去后自发组织要来西双版纳插队，把请愿信送到了党中央。
1968年底，就有大批知青到西双版纳来插队，1971年前后根据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最高指示”，掀起了支边高潮，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等大城市12万知识青年，以参军的热情浩浩荡荡分赴云南边疆，1970年3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于云南军区，由云南省和云南省军区领导，原来有4个师，32个团，4个直属单位，据说有22万“兵团战士”。
到了1974年，就是我们来的这一年，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现役军人全部撤除，“兵团战士”全部转入各个国营农场，归云南省农垦总局管。
我们所在的就是国营景洪农场九分场，而所有的知青，全部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深山老林的农场里。我记住的有东风农场、勐养农场、橄榄坝农场、勐腊农场、勐醒农场、勐捧农场、勐满农场等等。后来我知道，我三哥赵卫国就在橄榄坝农场四分场。
那天晚上我和赵跃进都不知道怎么睡着的，睡在水果上的梦想破灭了不说，眼下连张床也没有，我们就合衣蜷缩在地上，一阵清醒一阵迷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很早我们就起床了，先在茅草房外面集合起来。当时兵团建制刚刚撤销了一个多月，知青们还习惯性地使用着兵团的建制，仍以连、排等等单位组织生产。我们连长是当地的农垦干部，姓王，人还可以，就是爱骂人，动不动就要操知青们的妈，好在知青们的妈基本都远在天边，不必担心王连长来真的。
当天我们被领到山上去参加劳动，劳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割胶。所谓割胶就是在橡胶树上割开一个小口，让白色的橡胶液流出来。这是个手艺活，对下刀的轻重很有讲究，割轻了胶流不出来，割重了连橡胶树都给砍死了。
每个新来的知青都由一个老知青带着，老知青一边割一边讲解，好让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能更快地掌握技巧。
带我的是个女知青，叫罗晓娟，是上海人，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好在她跟我说话都是普通话，虽然音调有些怪，但是我基本听得懂。
带赵跃进的是个男知青，也是上海人，却不会讲普通话，跟赵跃进说话赵跃进一句听不懂，听不懂也不问，就在那儿自己操作，抡起胶刀就是一刀，差点把橡胶树一劈两段。那个上海知青一看这可不得了，这个可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了，一边连声说：“侬哪能革阁（这个）娘子（样子）啦。”一边就去找连长，连长过来一看，破口就骂：“憨狗日的赵跃进，你这是割胶呢还是杀人呢？”赵跃进蹦起来就想把连长也一块割了，看到我连使眼色，又想到这里不是自己家里了，只好闷声假装没听见。
这一天割胶割了十几个小时，中午和晚上都只有一个黑面饼和一碗“玻璃汤”。所谓玻璃汤就是盐水汤，上面飘一点葱花。这倒好，我心想，喝不了回头还可以找场部的大夫当生理盐水给注射进去，一点不浪费。
我和赵跃进五年的“知边青年”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在云南的知青以上海人和四川人（成都、重庆）居多，上海人大概有四万多人，四川人也有个三四万，剩下的是云南本地的知青，北京的知青调转的调转、参军的参军、招工的招工，早跑得差不多了。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经常打架。四川知青年纪小，可人人像诸葛亮带过的兵，打架不要命，经常主动出击，把落单的上海知青打得抱头鼠窜，上海知青也不示弱，经常组织一些有计划的反击报仇雪恨，我原来以为上海人骂人“来赛（行）”打架不行，可后来发现上海知青下手也狠着呢。
我和赵跃进既不是上海来的也不是四川来的，也就没人要收拾我俩，我俩乐得清闲，没事就上街看打架去。当时的情形很混乱，除了一些老实巴交的还上山干活，其他的都是打打鱼晒晒网，要不就成群结队去偷老乡家的东西，偷不着就抢，双方也打得不亦乐乎，那场面，颇有当年武斗的架势，简直热闹极了。
赵跃进由于屡次迫害橡胶树，割的胶没半桶，杀害的橡胶树倒有半打，连长对他忍无可忍，把他发配到农场去养猪，从此赵跃进在猪圈里摸爬滚打，练就一身令猪们五体投地的绝技。
我们连队几乎全是上海人，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懂，加上我本来就不爱说话，就比较孤立，好在他们看我年纪小，也不来欺负我。我乐得逍遥自在，喝了一阵子玻璃汤，家里带的油水早消耗殆尽，每天就琢磨怎么弄点东西打打牙祭。
云南的蚊虫小咬多得不计其数，每天晚上咬得人恨不得把皮扒下来睡觉，我对蚊子恨之入骨，心想你们来吃我，我也吃你们，从此有蚊子落在我身上，我也不打，先等它喝饱了血飞不动了，一把捏起来就填嘴里。反正它吸的是我的血，我再把它吃了，一点不浪费。宿舍里的兄弟们见我像蛤蟆一样吃蚊子，惊得一愣一愣的，纷纷说这孩子是青蛙转世，大家最好离远点。
吃多了蚊子加上营养不良，我的脸色就变得煞白。
有一天晚上我正吃得高兴，一个叫谢建华的哥们儿起夜上厕所，那天晚上我大概吃得太多，就有一丝血从我嘴角流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正吃得过瘾，看见谢建华过来，就冲他笑了笑。这谢兄正憋得火烧火燎地往外奔，月光下陡然间看见一个人脸白如纸，嘴角挂着一丝鲜血，正冲他微笑，吓得“哇”的一声大叫，屎尿齐下，宿舍里登时臭气熏天。其他弟兄被他一叫，全醒了过来，以为野猪闯进来了，醒了以后闻着屋里不是味儿，连忙点起油灯看，一看谢建华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下面一塌糊涂。
我们班长就骂：“插那（你）娘老逼啊谢建华，侬哪能嘎腻心（这么恶心）的啦，屎撒在裤裆里下（里面）。”
谢建华指着我说：“有僵尸！”众人一听吓一跳，连忙举起灯看我，我正莫名其妙，摇头晃脑也跟着找僵尸，看看没有，心想都有病是怎么着？看见众人看我，又咧嘴笑了一下，这下屋里一下炸了锅，班长把油灯一撇，一头就从窗户扎了出去，其他人连喊带叫，有的往门外冲，有的从窗户跳，瞬时走了个一干二净。我还在这儿纳闷，在后面追着叫：“哪呢僵尸？在哪呢？”
第二天早上班长教育我：“小赵，侬唔好阁能嘎哈您（你不好这么着吓人），把您吓煞踏了哪能白（把人吓死了怎么办）？”
我一脸无辜说：“班长，我啥时候吓人了，我在宿舍吃蚊子也是为大家好啊，你们这两天睡得多踏实。”
班长想想也对，就跟其他人说小赵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们晚上上厕所都把眼睛闭起来，从窗户爬出去吧。
从此我们宿舍的兄弟们半夜都不上厕所了，尿裤子里也不去。
我生吃活蚊诈尸吓人的事迹很快传开，众人对我更加敬而远之，只有罗晓娟还好，看见我虽然有些怕怕，但是基本能够保持冷静，不像别的女知青，在后面指指点点，我回头一瞪眼，她们就尖叫一声跑得老远，好像我是活鬼一样。我也懒得答理她们，他妈的老子黑七类当惯了，从小到大受的白眼比你们见过的活人都多，还怕你们指指戳戳？等老子再吃点更怪异的东西，到时候吓死你们。
罗晓娟看见我每天独来独往，也不跟别人说话，年纪又小，干活吃力的不行，拿把胶刀都累得呼呼喘气，很是同情我，经常帮我干点这干点那，我的脏衣服全是罗晓娟帮我洗的。
但是罗晓娟自己也只有十七岁，以前在家更是做惯了娇小姐，别说洗衣服，恐怕连洗衣盆都没见过几次，做起这些家务事来更是颠三倒四。有一次帮我缝裤子，缝了半天也缝不完，自己还纳闷，怎么看着窟窿不大，缝起来如此费事？等到她把缝好的裤子给我，我打开一看，这位大姐把我裤子两条腿给缝到一起了。她一看大羞，赶紧抢过去，一路小跑回宿舍重来，我在后面跟她说干脆你也别缝了，把裤腿外侧豁开，我当旗袍穿得了。
还有一次更离谱。罗晓娟帮我洗一条裤子，洗完了给我，我当时也没看，第二天又起晚了，心急火燎地穿上裤子就去上工，其他人都已经上山了，我急匆匆地往橡胶林赶，一路上还在想今天天气不错，小风一吹甚是凉爽。
到了山上我向连长报到的时候就觉得有人看着我偷着笑，我也没在意，反正也不愿意答理他们，爱笑就笑去，我转身准备去割胶，连长在后面笑着说，小赵你今天穿的是新版工作服？怎么通风的地方跟我们都不一样？
我说连长你说啥？就我们这烂衣服到处都是通风的地方，有啥不一样？连长笑着说没事没事，你干活去吧。我就拿着胶刀去干活，走到哪哪就笑，笑得我莫名其妙，心说怎么了这都是？平时当我不存在，今天怎么这么重视我？
我正在干活，罗晓娟走过来，小脸通红，偷偷跟我说：“对不起赵超美。”
我说你有啥对不起我的？要对不起也是对不起谢建华（当时罗晓娟在和谢建华谈朋友）。
罗晓娟脸更红了，声音小得不行：“我把你的裤子洗破了。”
我连忙回头看我的裤子，一看大惊失色，屁股上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大洞，白花花的屁股露在外面，我一下明白了为啥我走到哪人家都笑，又为啥我觉得今天凉风习习甚是舒服，原来我光着屁股走了一路（没有内裤，恐怕当时有内裤的知青没几个）。我眼见事已至此，怕罗晓娟更不好意思，连说没事没事，这么着凉快着呢，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我露屁股事件一个礼拜后，罗晓娟就出事了。
云南的雨说来就来，有时候一下就是十几天，下得人恨不得指着天上骂：“操你妈的停停行不行，要淹死人了。”那天也不知道是省革委会的什么干部团要下来检查知青工作，整个农场就搞什么“大干三十天，迎接某某检查团”的动员，所有知青连同病号全部上山抢工，知青们为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以便能够争取好的表现早日回城，对这种动员全都不敢怠慢，全体出动上山割胶。当时罗晓娟高烧39度，走路都晃悠，也坚持着上了山。
那天我们在大雨中割胶割到晚上十一点多，一口饭都没吃过，大家全都又累又饿，筋疲力尽。
我头晕眼花，实在支撑不住，就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刚刚坐下来，就听见山上一阵巨响，瞬间就有斗大的石块从山上飞了下来。我们连长有经验，立即大叫：“有泥石流，大家快跑！”众人立即往山下跑，我也跟着往下跑，跑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远远看见一股夹着巨石的泥流从山顶飞速冲下，一阵劲风扑面而来。
连长又大喊一声：“往两边跑，山坡上！”我早已慌不择路，连滚带爬往侧面的山坡上冲，结果脚下一滑，就从山上滚了下去，一头撞在一棵橡胶树上，当即晕死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慢慢醒过来，坐起来之后觉得头疼欲裂，用手一摸，头上黏糊糊的，一看，满手都是血。
黑暗中隐隐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尽力答应了一声，没一会儿，有个人跑过来，我一看是连长，连长冲我大喊：“有人被埋住了，快去挖人。”我顾不得头疼，跟着连长就往山下跑，跑到一个较为平缓的地方，看见一帮人正在泥石流形成的堆积物上使劲挖，边挖边喊：“罗晓娟，罗晓娟。”
我一听罗晓娟埋里面了，当时一阵急火攻心，又差点晕过去，连忙定定神，扑过去就挖。
我的胶刀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我就用手挖，我看见我旁边的谢建华疯了一样用两只手使劲地刨，手上早已鲜血淋漓，我也顾不得他，就用手也使劲地挖，没多久我的手也血淋淋的了。
我们一连的人挖到第二天天亮，却始终没有挖到罗晓娟，连长一看这么下去其他人也要累死了，就喊我们停下来，说先回去，也没人听他的，大家还在继续挖，又一直挖到中午。
连长看看不行，就命令大家必须回去，再找人来想办法。大家只好起身，谢建华不肯走，还在继续挖，两个人把他架起来走，我看到他的手指，骨头都露出来了。
罗晓娟就这么没了，连尸体也没找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泥石流来的时候她跑没跑，以她当时的体力，恐怕是没跑两步就被泥石流吞没了。
连里想给罗晓娟报个烈士，报告上去被场里驳了回来，说一没有拯救国家财产，二没有拯救战友生命，不够格。
谢建华天天到山上到处挖，就用两只手，人变得疯疯癫癫，后来办了病退走了。
十七岁的罗晓娟为了“大战三十天，迎接某某检查团”送了命，死不见尸。
1996年的时候我到上海出差，到罗晓娟家里看了看，她的爹早已死了，她的妈两只眼睛瞎了，听说我是罗晓娟的知青战友，就跟我说：“你去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说，我们家晓娟都下乡二十多年了，能不能让她回来看看我再去，我求求你，你去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说情。”
邻居告诉我说，这老太太疯了好多年了，谁来就让谁去跟毛主席求情，她压根就不知道上山下乡早就结束了。
罗晓娟死了，除了我的破裤子什么都没留下。我们为了纪念她，曾经弄了个简易的墓碑，立在她被泥石流冲走的地方，可是山上连降暴雨，又导致山洪暴发，那块碑最后也不知道冲到哪去了，罗晓娟彻底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大家不是琢磨怎么回城，就是琢磨上哪弄点吃的，很快也就忘了连里曾经有个罗晓娟。
六、1975，扎根边疆
由于连日下雨，山上很不安全，连长也害怕再出什么事，知青的命虽贱，好歹也是条命，再加上检查团也滚蛋了，就让大家暂时不要上山。我每天百无聊赖，蚊子吃多了也需要散个步消消食啥的，就想去看看赵跃进的猪养得咋样，顺便也考察一下食堂的经济状况，了解了解我们吃了上顿是不是还有下顿。
连长有一次跟我说赵跃进猪养得很好，猪们看到他都服服帖帖，让吃就吃，让睡就睡，因此头头精神饱满，个个膘肥体壮。连长这么说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知人之明，任人唯才，是个好领导，同时也侧面说明一下赵跃进同志虽然出身黑七类，其实是个好同志，迫害橡胶树不是有心为之，而是确实不是割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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