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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还干过许多事，都不是很成功。我卖过早点，做煎饼果子，结果弄出来的煎饼跟破布一样，还没等咬就漏一手辣椒酱，别说吃了，看着都恶心，一早上就卖出去四个，没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我还有过清洗油烟机的打算，因为不太会，所以先拿家里的油烟机试验了一下，结果拆开洗完了之后装不回去了，急得我一身汗，鼓捣俩小时才给装回去。晚上我妈做饭，一开油烟机，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最后“砰”的一声爆掉了，气得我妈拿着锅铲要铲了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害怕把人家的修坏了还得赔钱，只好取消了这个计划。
我也在街上干过零工，这种零工各位大概在小区门口、劳务市场之类的地方见过，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也有不少农民工。每人弄个小纸牌，上面写上“电工”、“水暖工”、“杂工”之类的，举在手里或放在地上都可以，也有挂在胸前的，就像标了价的牲口，一旦有人来问，大家就一拥而上，追着人家喊：“要不要人，要不要人？我什么都干。”就跟打群架一样。
我就是那个“杂工”。因为除了焊接啥也不会，而一般家装又很少用得到焊工，所以只好做“杂工”，可谁知道做“杂工”也不是那么简单，人家那些“杂工”都是全能型的，粉刷墙壁、铺地砖，甚至简单的走线、水暖都会。而我这个“杂工”，说来惭愧，只会打打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也没人答理我，唯一接到的一个活儿还是一个水暖工看我可怜，让我帮忙打打下手，干了三个小时，挣了十块钱。
后来我还摆地摊卖过小商品，就是些手机挂件啊，竹编小家具啊之类的小玩意儿。那次可真是倒霉，摆摊第二天就碰上城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杀到街上，整条街的小商小贩抱头鼠窜人仰马翻，水果青菜胸罩裤衩扔得遍地都是。我因为长得驴高马大，又对联合执法出言不逊，说了些什么“还让不让人活了”之类的话，所以被英勇的城管同志重点打击了一下，摊子被掀翻不说，还挨了几下正宗的窝心脚，肋骨差点被踹断。执法行动结束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自己花了几百块钱进的货被踩得稀烂，感觉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心里涌起一阵阵难以言表的伤心和委屈，几乎就要失声痛哭。
这些大概就是我下岗头两年的遭遇，说实话混得是真不怎么样，最惨的一个月才挣了六十二块七毛钱。虽然当时每个月还有两百多块的低保，但是一家四口人又要吃饭又要穿衣，这点钱根本不够，而且这钱有时候还拖欠。我零零碎碎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交了学校的各种费。叶红也下岗了，她父母退休在家，身体一直不好，动不动就进医院，日子也很艰难，除了定期来看孩子以外，孩子每个月三百的抚养费，我从来没问她要过。
家里的日子很拮据，我妈住的是平房，冬天取暖要靠烧炉子，可是我连蜂窝煤都买不起，更烧不起电炉子，俩孩子放学回来只好裹着被子写作业，要等到做饭的时候才能围在煤气灶旁边，借着煤气灶的火暖和暖和。吃的就更别提了，半个月也吃不着一顿肉，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吃得俩孩子看见白菜就要吐。有一次学校上美术课，老师让孩子们画自己做的梦，我那俩儿子，一个画了一堆白菜，另一个画了一堆萝卜，结果还被老师训了一顿，说他们俩哗众取宠想出风头，两个孩子无言以对。因为老师不能相信，在堂堂的二十一世纪新中国，眼看就要实现小康的年代，还有人家里天天吃萝卜白菜，简直是故意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抹黑。
让我头疼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每天在外面疲于奔命，我妈的身体又不是很好，两个孩子都没人管。我还欠着学校好多学杂费，老师让孩子带话回来，说没钱上什么学？干脆不要上了，回家看奥特曼去好了。可我就是拿不出钱，结果孩子在学校被老师一次一次训，被同学一次一次笑，性格变得很乖戾，经常在学校跟同学打架，抢同学的钱和东西，还旷课跑到网吧去玩儿，有时候甚至一两天都不回家。学习成绩越来越差，有一次考试，一门功课俩人加起来都没考够60分。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请我去谈谈，勒令我严加管束，要不然就要开除他们。于是我每天除了出去挣钱，又多了一个任务：到网吧找儿子。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渐渐没了耐心，终于有一天开始动手打，这一动手就越发不可收拾，我越打他们就越跑，他们越跑我就越打，这种恶性循环，让两个孩子看见我如见仇雠。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小子在网吧玩了三天没回家，我跑遍了半个城，好不容易给找了回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两个孩子顶着我的皮带，从头到尾一声都没哭，临了给我撂下一句话：“爸，你也就这点本事了。”一句话说得我四肢冰凉如坠冰窟，颓然坐倒在床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孩子的事儿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可是去不起医院，又没钱买药，每天都疼得厉害，还不停地流眼泪，老太太也不告诉我，自己偷着用凉水冲。我让她好好歇着，什么也别干，可她瞒着我找李老太太帮忙，偷偷把十几年前的破缝纫机搬出来，摆在胡同门口，给人家缝补衣服。可是她的眼睛实在看不清，有一次人家让她给一条新裤子锁裤边儿，她弄了好半天，弄好了之后人家一看，发现裤子的裤腿都被缝上了，裤子直接变兜子了，人家当然不干了，就嚷嚷着让她赔钱，老太太哪有钱赔给人家，只好一个劲儿地跟人家道歉。那天正好我回家比较早，走到胡同口看见有人嚷嚷，过去一看，一个女的正在那儿横眉立眼地训我妈，我当时就急了，过去一把推开那女的，说你他妈的干什么，那女的说关你什么事？我说这是我妈。那女的说你妈把我新买的裤子弄坏了，我让她赔钱她还想赖账，说没钱赔给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多少钱，那女的说一百二，我咬咬牙，从兜里掏出一百二十块钱扔给她，说少废话，赶紧滚你妈的。那女的捡起钱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赶紧搀着我妈回家，又出来把破缝纫机搬了回去。
回到屋里，我妈低着头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不说。
“没事儿，妈，你歇一会儿吧，我去做晚饭。”我安慰我妈说。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说：“小六，妈是不是瞎了？”
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当然了，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其他的兄弟姐妹帮忙，可是那几年不光是我过得不好，我的几个兄弟姐妹过得都不顺。我七妹赵四清大学毕业以后，趁着出国热的劲儿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好多年，在美国离了好几次婚，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境况相当凄凉。我四姐赵争鸣，我压根儿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她，就算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钱。我二姐赵援朝和我姐夫一直在牧场当职工，大概2001年的时候，承包了一片牧场，干起了牛羊养殖，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子大家都说牛羊肉有口蹄疫，还有什么疯牛病，结果肉都卖不出去，赔了不少钱。而且他们还得供儿子上学，已经完全自顾不暇了。
还有就是赵跃进，赵跃进两口子前些年养猪倒是挣了不少钱，可是富起来没多久，小黛农就被查出来得了一种肌肉萎缩的怪病，身体会莫名其妙地抽搐甚至痉挛，因为怕这个病会遗传，他们连小孩都不敢要。一开始小黛农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小黛农的病突然加重，不但失去行走能力，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赵跃进为了给小黛农看病，把猪场转让出去，领着小黛农辗转于各大城市，四处求医问药。大家也知道咱国家的医疗费有多贵，几年下来，医药费花了几十万，不但积蓄全用光了，还欠了好多债，这个时候的赵跃进，恰恰需要我的帮忙，我还怎么张得开嘴问他要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老八赵红兵，可是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他了，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真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焦头烂额。
要不是后来我碰上了原来在纺织厂烧锅炉的师傅刘云山，我恐怕就要去跳河了。
十九、2007，拆迁款
我师傅刘云山也是下岗工人，1998年下的岗，也过了好几年苦日子，但是我师傅会开车，后来找了个司机的活，专门给一个什么娱乐城的经理开车。有一天他开车回家，正好在路上碰见我，十几年没见了，在大街上突然碰上，把我俩都高兴坏了。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喝酒，说起近况，才知道大家都下岗了，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没有正式工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四处打游击。他说你也甭打游击了，我给你想想办法。
大概没过两天，我师傅又来找我，说工作的事儿有着落了，他们娱乐城正好缺一个卫生间服务员。我就问那是干什么的，我师傅说就是负责打扫卫生间，还有客人上完厕所，你给伺候一下，递个手巾，掸掸衣服什么的，不白伺候，有小费，每个月还有三百块的固定工资，你要不怕掉价就去试试。我当时高兴得不行，连说师傅您别逗了，什么掉价不掉价的，早就没价了。别说是伺候着递个手巾，就是直接把着客人嘘嘘我也干。我师傅说好，那你明天去面试。
第二天我特意捯饬了一下，把胡子刮干净，把结婚时候穿的那套西装翻出来穿上，还特意系了一根领带，因为不会系，只好按照系红领巾的法子随便绕了几下，可是长出来很多，没法子，只好塞到裤裆里，对着镜子照了照，怎么看怎么像刚从梁上解下来的吊死鬼，吊死鬼就吊死鬼吧，已经顾不上这许多了。到了地方，我师傅领着我去办公室见经理，经理是个小年轻，也姓刘，三十来岁的样子，看见我来了，冲我哼哼了两声，以示招呼。我站在旁边毕恭毕敬，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人家看我像吊死鬼不要我。刘经理打量了我一下，跟我师傅说这个人恐怕不行，我师傅问怎么了？刘经理说这个人的脸长得太恶了，跟辟邪的门神一样。你想想啊，我们到卫生间去的客人都是内急的，本来就着急，冷不丁看见这么一位，这一受刺激尿裤子上怎么办？我师傅说这好办，让他上班低着头，不准抬起来不就完了。小赵是我徒弟，是个老实人，您帮帮忙。刘经理又打量了一下我，点点头说这倒也是个办法，这身板倒是不错，要是不要脸的话也还行。我师傅连说好好好，那咱就让他不要脸吧。
就这么着，经过短暂的培训，我成了这家娱乐城的卫生间服务员，工作时间从下午六点到晚上三点，工作期间我一直遵守着“不准要脸”的劳动纪律，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响地伺候着，生怕一不小心抬起头吓着别人，从而毁掉一个这么有前途的职业。
这个工作其实比较简单，除了定时打扫厕所以外，就是等客人上完厕所，伺候着收拾收拾，客人洗完手，你给递毛巾（也有不用毛巾用烘干机的），客人要整理头发，你给递梳子，客人衣服上沾了什么东西，你用毛刷给清理干净，当然了，有的客人喝多了，尿自己一鞋，你也得给人擦了。客人觉得你伺候得不错，就会给你适量的小费。小费的多少就取决于客人的慷慨程度了，有的给五块有的给十块，也有大方的给个五十一百的，都有可能。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发现一个小诀窍，那就是必须按照既定程序干活，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了客人会觉得你随便打发他，没有用心服务，完全是冲着小费去的，太慢了客人会觉得你有意拖延服务时间，增加服务项目，一定是想要更多的小费。
当然有人不在乎，可是也有人就会算计这些。所以不管人家在乎不在乎，我都必须做好我自己的事儿，每个步骤都做到位，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看人下菜碟，至于小费给不给，给多少，那是客人的事，我不能太放在心上。
也许有人觉得我的做法过于夸张，别说是看厕所，就是坐台也用不着这么犯贱吧？那如果您这么认为，我就会很不高兴，因为您不但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我的同事。所以我要郑重地告诉您，您这么想是不对的。
这是开玩笑的话，我想没人会当真这么想，不管是看厕所还是坐台，大家都是生活所迫，为了混口饭吃而已。再退一步讲，就算是人家看不起我，说我犯贱，为了老娘和两个儿子，我也认了，无所谓，反正这世上犯贱的人多了，也不多我一个。再说了，比起那些贪赃枉法的狗官，黑心无良的奸商，甭管是坐台的还是看厕所的，都还算是高尚的人吧？
话题扯远了，还是说说我的工作单位吧。我所在的那个娱乐城，在当地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客人中不乏港商台商官员老板，都是些真正的有钱人，出手都很阔绰。我记得最多的一个月，光小费我就挣了三千多，即便是平时也基本能维持在一千五左右，这比我在锅炉厂的收入高了一倍都不止，一个月能挣这么多的钱，对于我这种没见过啥大世面的下岗职工来说，简直就是高薪白领的感觉了。
当然这只是我自欺欺人的玩笑，比起那些来消费的客人，我挣得这点钱，恐怕连瓶酒钱都不够。那些人花起钱来真吓人，一个晚上就是三四万，眉头都不皱一皱，就像钱是他们家自己印的一样。我有时候上班下班，见到客人跟小姐在包厢里胡闹，那些客人拿着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直接就往小姐的胸罩里塞，把小姐B罩杯都给塞成D罩杯了。看得我眼红得不行，有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戴个大胸罩，穿个超短裙，混进去冒充大咪咪滥竽充数，反正包厢里灯光昏暗，而且客人也基本上都喝高了，哪里还分得清真奶假奶，往哪塞不是塞啊。
可是我最终没敢这么干，主要是有两个担心，第一我怕客人醉得不够厉害。想想看，如果您是来玩的客人，正玩得高兴，陡然间看见包厢里有个一米八几的老爷们，挺着一对假咪咪等您往里面塞钱，估计您当时就得吐我一脸。第二我怕万一碰上个客人口味比较重，真要带我出台，那可就麻烦了。你还别不信，这年头，就像广告里说的一样：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我没敢冒充大咪咪去骗钱，但是我到底还是干了件蠢事，差一点把自己搞失业。我这一辈子，大大小小也干过不少蠢事，可是这一件仍旧值得一提，不光是因为这件事让我不大不小地丢了一次老脸，更重要的是让我在自己四十七岁的高龄时，又学到了人生的重要一课：有些事儿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所以最好弄清楚了再说话，千万不能想当然耳。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有一天我去上班，刚走到厕所门口，就看见一男一女打架，男的大概四十来岁，穿得人模狗样，长得胖胖的，一对大眼睛骨碌碌乱转，就像以前我看我俩儿子玩过的一个游戏，叫什么冒险岛的，里面那位高桥名人，女的是个小姑娘，看模样也就十六七岁，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穿着白衬衣蓝裙子，像是哪个中学的校服。两个人在厕所门口拉拉扯扯，小姑娘明显处于劣势，两手虽然还拽着高桥名人的衬衫，但是已经被人家揪住头发了。我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揪住高桥名人的衣服领子，顺势一推，高桥名人大叫一声，被我推得踉踉跄跄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