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治不住她吗？再说了，人家爹妈都是锅炉厂的领导干部，你跟她谈上对象，到时候把你弄到锅炉厂上班去多好。
说实话，打动叶红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打动我的就是这最后两句话，跟媳妇相比，我更需要一份工作，只要有工作，别说是让我娶叶红，就算是让我娶李老太太，我都没意见。后来赵跃进说我这是为五斗米折腰，没骨气。这话我只当他是放屁，我是个两劳释放兼待业人员，年龄三十岁，个人资产三十块，别说五斗米了，您给一斗米，让我折哪我折哪，什么饿死不食嗟来之食，别的不说，先饿两天试试吧。
经过李老太太的成功斡旋，我和叶红又见了几次面，也就发现彼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讨厌，都还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其实人这辈子就是这样，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一定得有爱情，得找一个自己爱也爱自己的才行；等到三十岁的时候，爱不爱情的就不太重要了，找个互相看着不讨厌的就行了；到四十岁的时候，讨不讨厌都没关系了，找个没病没灾的就行了；再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能有个活的就不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我和叶红就算确定了所谓的恋爱关系，互相见过了家长，得到了“好好处，不许打架”的指示，就开始讨论结婚的事儿了。从认识到讨论结婚，大概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吧。当然了，这个事按照现在的标准，算不上快，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速度也算是“闪婚”了。之所以这么快，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锅炉厂要分房子了。
提起中国的福利分房制度，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要分房子的单位都有分房小组，小组成员多是单位领导，先设立分房标准，把有资格的选出来，标准很多，比如多少年工龄啊，家里多少口人啊，人均住房面积啊，是不是要结婚啊等等。选出来以后让这些人先申请，然后再筛选，什么评分啦抓阄啦等等等等，要筛好几轮，就跟现在选超女差不多。那时候一听说分房子，这单位可就热闹了，晚上有人拎着大包小包把单位领导的家团团包围，白天有人杀鸡抹脖喝药投河。什么朋友翻脸兄弟反目，多了去了，闹得是鸡飞狗跳人上吊，中国人的激情与活力尽显于此。相比之下，现在可就没劲多了，就剩钱的事儿了，只要有钱，您想住多大的房子都行，要是没钱，不好意思，立交桥下面很凉快，您请便吧。
本来呢，按照人家的分房标准，叶红不管是工龄还是家里人均住房面积都不够格，如果想要分到房子，就只好占要结婚这一条，她爹在锅炉厂也算是实权人物，只要差不多够条件，自然有本事给姑娘搞到一套房子。
所以我们这个恋爱谈的吧，不像谈恋爱，倒像谈生意——你们家给我安排工作，我跟你们家姑娘结婚以满足分房条件。妈的，卖身不卖艺，弄得我跟个老婊子似的。
我未来岳父的能力不小，工作的事很快就给我安排好了，我被安排到锅炉厂膜式壁车间，经过培训后，当上了焊工，月工资一百三十八块九毛，从一个烧锅炉的变成了造锅炉的。
说实话，当时对我来说，有一份工作远比娶一个媳妇重要，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证明我可以养活自己，我不比别人差，我一样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一想到这我就欣喜万分，恨不得冲到大街上随便拽住个人，揪住脖领子大喊一声：“大爷的，老子是焊工！”
结婚的事也很快定了下来，我和叶红开了介绍信，领了结婚证，婚礼定在了1989年11月19号。我给赵跃进和赵援朝都发了电报，让他们领着家里人都回来。我还把我住的那间小屋收拾了一下，暂作新房，等房子分下来再搬。我妈从老五给的三万块钱里拿出来两万，一万作了彩礼，一万置办酒席和一些家具电器，这就算万事俱备了。
我结婚的那天，那场面，那叫相当壮观，赵跃进和小黛农回来了，赵援朝和我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回来了，还有我们的介绍人李老太太，锅炉厂的同事，都是叶红的姐姐妹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我和叶红都不认识，自然是冲着我的岳父叶科长的金面来的。就连久违不见的赵红兵也不知道从哪蹦出来了，赵红兵竟然留了一脑袋长头发，弄得还挺飘逸的，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以为也是叶红的姐们呢，心里还说这女的咋长这么难看？结果人家远远地就管我叫六哥，我这才认出来是我们家老八，赶紧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塞给他。
那天大家都挺高兴，尤其是我妈，儿子姑娘儿媳妇都到齐了，还有个大外孙子，把老太太乐得跟包子似的，满脸都是褶子——她差不多有二十年都没这么开心过了。
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老妈、弟弟全齐了，旁边还有个作小鸟依人状的媳妇。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我在心里偷偷地想，这个是不是表示我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了？
然而很可惜，事情并非如我所愿，当天晚上我和叶红就干了一仗。
那天晚上闹洞房的家伙们折腾到半夜，走之前又给我灌了有半斤酒。俗话说酒乃色之媒，这半斤酒就弄得我有点发春，想想看，自打我进监狱到现在差不多六年，这六年我只能跟自己的右手较劲，如今一个大活媳妇就躺在床上，身上就只有一些很简易的包装，场面如此香艳，自然是急得我抓肝挠肺。于是我借着酒劲坐在叶红旁边，动手动脚地想来个洞房花烛夜，结果这叶大小姐奓着两只手高击低挡，就像武林高手切磋武功一样，跟我见招拆招，死活都不让动，嘴里还嚷嚷说：“你乱捅什么你？”我还以为人家害臊，心说又不是要杀你，捅你是合法的，政府都给发了证了，你乱叫什么？于是加倍努力，准备先把裤子给她扯下来。结果我这一扯裤子不要紧，叶红突然发飙，一阵佛山无影脚，通通蹬在了我脑袋上，把我蹬得直接坐在了地上，我当时就急了，跳起来就骂：“妈的干什么你？才他妈结婚就想守寡啊？”
叶红拽着裤子板着脸说：“咋的，就不让你动。”
“怎么个意思啊？”我莫名其妙。
“我问你，白天长头发那个男的是谁？”叶红问。
“我弟弟啊，我们家老八啊。”我说。
“你给他什么了？”叶红说。
“红包啊，我给了他一红包。”我说。
“那些红包应该是给我们娘家人准备的，你怎么给你弟弟了？”叶红说。
“我给我弟弟个红包怎么了？那是我弟弟啊，再说了，你们娘家人该给的也都给了啊，没少给谁啊。”我说。
“那……那你给个小的就行了呗，干啥给个大的？”叶红嘟嘟囔囔说。我心说你他妈的眼神够好的，站那么远都分得清红包是大的还是小的。
“我弟弟老在外面，难得还记得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给个大的不算过分吧？”我敷衍着说，心里已经憋起一股火。
“那你也得先问问我啊。”叶红仍然不依不饶地说。
“不至于吧？”我干笑一声说，“不就一百块钱吗？就这么点事儿我都做不了主吗？还得请示你？”
“笑话。”叶红冷笑一声说，“一百块钱不是钱啊？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工作是我爸给找的，还跑到我面前来装阔？你也不嫌害臊。”
这句话相当刺心，顶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紧咬着牙，脸涨得通红，很想立即发作。可是一想人家说得没错，你工作是人家爸爸给找的，又想算了，可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这么怒也不是笑也不是，场面相当尴尬。
叶红大概也觉得后面这句话说得有点重，就小声说：“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的意思是咱俩这都结婚了，你什么事得跟我商量一下不是？”说着伸出手来拉我。
我一把挡开叶红的手，心说去你妈的吧，翻身躺下就睡。
那天晚上他妈的什么也没干成。
我原以为这不过是叶红心疼钱耍耍小性子，甚至还告诉自己这样的媳妇挺好，节俭持家是好事，可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她这个节俭是分人的，对别人很节俭，对自己很大方，为了臭美什么都舍得，今天买件蝙蝠衫，明天烫一爆炸头。尤其是那爆炸头，花了好几十块，烫完了以后那脑袋有锅炉那么大，还跑到车间来找我显摆，全车间的工人都吓一跳，以为我们家煤气罐炸了呢。
如果说争吵是婚姻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争吵基本上是我婚姻的全部。婚后的叶红表现出了超强的控制欲，不光是钱的事儿，大到分下来的新房子怎么布置，小到牙刷是头朝上放还是头朝下放，一切都要她说了算。说出来不怕丢人，就连干那事她都想控制，弄得每次我们俩做事都像柔道比赛——总是试图把对方压在身下。
不可否认我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因此对她的这种控制欲我很反感，总觉得不能惯她这毛病，因此经常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而每次吵到最后，叶红必然搬出她爸爸给我找工作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说，既然我连工作都是她爸爸给找的，我怎么还能好意思开口跟她吵？她就是我们家的衣食父母，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她像菩萨一样供起来，否则我就是对不起她，对不起给了我工作的她爸爸，更对不起给了我女儿的她妈妈，总之就是对不起她全家，理应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这事儿算是我的一条软肋，她只要一提这个，我就暴跳如雷摔门而出，次次如此无一例外。
除了超强的控制欲，叶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较真儿，丝毫没有幽默感。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牢了，竟然想起来给我织帽子，用的是她织毛衣剩下的毛线，织好了我一看，好家伙，墨绿色，我就笑了，说你怎么整个绿的，这玩意戴出去能见人吗？你这是提醒我要出事啊，还是通知我已经出事了？本来这是句玩笑话，结果人家一下就怒了，说我不知好歹，往她头上泼脏水，侮辱了她的清白，结果又大吵一架。
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即使我们俩打架打出脑浆子来，叶红也从不回娘家诉苦，她向来是一个人战斗，从来不需要帮手，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她很坚强。有一次我问她，说你觉得天天这么吵有意思吗？她斗志昂扬地说：“有！”我又问，说万一哪天咱俩死一个呢？她又毫不犹豫地回答：“改嫁！”你听听这话，我就不明白了，凭什么死的那个就一定是我？
对于这个媳妇，我妈倒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克制。我们俩吵架的事我妈是知道的，但是她从来都不说，没说过我，更没说过叶红。但是我知道她其实不喜欢我们俩这个样子，我们搬到新房子去住以后，我妈一次都没来过我们家。我一叫她来，她就说她爬楼头晕，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看见我们俩头晕。
相对于婚姻的昏天黑地，我的工作倒是一帆风顺。那些年我除了吵架和上班，剩下的时间都用在提高自己业务能力上了。我知道自己文化不高，底子薄，又是走后门进来的，所以更怕别人的闲言碎语，为了证明我不比别人差，我到处找焊接方面的专业书籍来看，又四处请教老师傅们。三个月时间就出师，大概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成了锅炉厂数一数二的焊接技师，不但双手可以左右开弓，还可以通过加装镜片，改装焊枪等等手法完成许多高难位置的施焊。大到几米高的炉件，小到头发丝粗细的线圈我都能焊。带我的师傅说，在异种金属焊接方面，我已经算得上是个专家了。正好那个时候锅炉厂搞技改，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改部，下属了几个技术革新小组，我被任命为焊接组的组长，专门负责不锈钢焊接工艺改造。我在锅炉厂期间，拿到了一个工人能拿到的所有荣誉，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技术评比标兵、新长征突击手，等等等等。我还上过当地报纸，报纸的标题是“昔日劳改犯今朝成模范——记锅炉厂先进工作者赵超美同志”。不是我吹，也就是三八红旗手不让男的当，要不我也当上了。
由于工作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下班就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就睡在厂里，这样倒好，我和叶红两不见面，倒省了不少口舌，我发现叶红并不是太在乎我在哪，只要每个月按时拿钱回来，我就算睡在锅炉里也不关她的事。
1990年初，叶红怀孕了，这令我颇感意外，我的印象中结婚以后我们俩主要是在吵架，那个事儿似乎没干几次，如果按照这个基数计算的话，我相信命中率一定超过百分之十。不管怎样，孕育新生命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虽然我有一点担心孩子的脑袋会不会也是铲子形的。叶红也变得温顺了许多，不知道是因为即将做母亲心情好，还是因为怀着孩子太累没精神跟我吵，总之她怀孕的那段时间里，是我生命中难得的幸福时光，每天下班我会赶回家做饭，饭后我会陪着她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孩子的名字，总之一切都很和谐，你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人就在几个礼拜前还互相发誓要把对方的脑子打出来。
生孩子的那天可是把我吓得不轻，叶红被送进医院后，躺在产房里连喊带骂，一会儿高呼：“救命啊杀人了。”一会儿大骂：“赵超美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我根本没想到自己那玩意就捅那么两下子，竟然闯了这么大的祸，坐在外面的走廊里惊慌失措尴尬万分，我记得那是仅有的一次叶红骂人而我没有还嘴。
那天的大夫是个小年轻，大概没什么经验，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一会儿派个小护士通知我说有可能胎位不正，有难产迹象。一会儿又派个小护士问我是要大的还是要小的，直吓得我魂不附体几近崩溃。再加上叶红杀猪一般的惨叫，几里外都听得见，后来大夫实在受不了了，跟叶红说：“大姐您就忍忍吧，像您这么个喊法，别的产妇还生不生了？都让您给吓死了。”
孩子从下午一直生到晚上，足足生了有五个钟头，我也在产房外面把脑袋扎在裤裆里足足蹲了五个钟头，等大夫终于出来跟我说“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已经彻底站不起来了，只能瘫坐在地上问大夫：“大夫，脑袋啥形状的？”
“有点地包天。”大夫愉快地回答。
叶红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四斤七两，一个四斤五两。大夫把俩孩子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感觉就像两只大耗子，怎么看也不像俩孩子。我一手一个抱着两团肉将信将疑地问大夫：“大夫，您没弄错吧？这是胎盘吧？”
那天我算是明白了，一个母亲是多么的伟大。
我把叶红接回了我家坐月子，家里突然多了两个孩子，天天大哭小叫，一下子热闹起来，我妈乐得都不知道抱哪个好。我也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伺候孩子身上，忙得我团团转。不说别的，每天光洗屎褯子尿褯子就够我受的，这俩小兔崽子，吃完就拉拉完就吃，吃完再接着拉，妈的好像肠子是直的一样，啥也存不住。我这边刚洗好晾上，他们那边又拉了，洗得我是昏天黑地，一晚上都不得歇，身上都有一股屎尿味儿。
洗褯子倒也罢了，最惨就是半夜孩子哭，一哭就得抱着哄。这叶红睡得四仰八叉没心没肺，除了喂奶别的一概不管，两个孩子是我一手一个抱着哄，在屋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心里悔得跟什么似的，你说怎么就生了个双胞胎呢？这要生一个，还能倒倒手换个姿势，这一下子生两个，只能一手抱一个，连换手的机会都没有。晃悠晃悠天就亮了，等把孩子放下，我两只手都木了，放都放不下来，只能举着去上班，同事们都夸我，说看人家赵师傅多敬业，这还没到点上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