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军衔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与一般干部的军衔等级适当拉平。”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有些干部政治品质不好，其军衔等级可降低评定；个别干部在革命斗争中曾建有特殊功绩或有特殊代表性者，亦可根据其现有级别酌情评为高一级军衔；有些干部职级悬殊过大，影响到军衔评定过低者，应参照编制军衔适当提高评定，一般以不低于其所任职务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按规定，授予大校军衔者多数是1952年被评为正师级的干部，也有少数抗日时期入伍的准军级和个别副军级干部，还有少部分红军时期入伍的副师级干部。全军首次被授予大校军衔的不足1300人，占准尉以上人数的％，仅为少将人数的倍，可见大校的授衔条件相当严格。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认真执行规定，罗荣桓还亲自找一些干部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还有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官的授衔问题。1955年1月中旬，在总干部部召开的“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提出，“起义军官开始评定的级别，都是按其起义时的职务评定的，一般都偏高，有的以后调到学校当教员，级别与职务已不相称，如仍以原定级别来评衔就不够妥当了”。总干部部认为，“这是涉及政策性问题，必须慎重处理……报请军委审查后再作确定”。
不过，早在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过起义军官授衔的问题。报告说：“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如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等均已评为正兵团级，在实行军衔制时应按党的政策须予照顾。但如照顾过多，似不合军衔的原则，因为起义部队中尚有部分军官‘吃饭不做事’也干不了事的人，我们认为应提前转业予以安插，否则实行军衔制时其军衔等级难以评定。至于已经改造较好，仍在部队服务者，应与我军所有干部一视同仁地按评定标准授予其军衔。”
1955年1月和3月，两次干部工作会上都又郑重其事地研究确定过这类人员的评衔原则，总的精神是：“对起义军官，凡已评过级，或虽未评级但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对解放军官，如原系旧军队的尉级军官，经改造后参加我军工作，已经评过级，又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如原系旧军队中的校以上军官，一般不授予军衔，个别特殊情况需授予军衔者，应由各大单位党委研究，呈报国防部审批。”
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补充规定》中对“起义或解放”有一个界定：“是指自解放战争以来起义或解放入伍的旧军队之军官，不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起义和解放入伍的人员。”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和解放官兵，据实行军衔制度前夕统计，我军干部中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兵役的有万多人，占干部总数的％。其中起义军官基本上都是原职留用，解放军官酌情使用，起义和解放战士经过战斗考验和实践锻炼，很多被提拔为干部。这是在评授军衔中的又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军委领导机关特为他们规定了评授衔政策。
阵容豪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1）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对此，*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作为主管全军授衔工作的总干部部，更是日夜不停地工作，力争向建军28周年献礼。
1955年初，总干部部制订了《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要求“各级军官的军衔经批准后，统应于8月1日前办好授予手续，于8月1日命令授予”。6月28日，总干部部在向中央军委的《关于审批现役军官军衔分批公布的请示》中提出：由于评衔数量甚大，“八·一”前难以如期完成军衔授予任务，建议少将以上军衔，“八·一”前授予，校、尉官军衔，“十·一”前授予。军委第39次会议讨论，同意“分批公布”。但是，由于对军衔评定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修订后的公布计划又一次延期。直到9月初，授予元帅级和将军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拟定，并经军委审查批准通过。
9月3日上午，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和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三名副部长署名，向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并全国人大刘少奇委员长呈报了履行授予11名军委委员为元帅军衔的法律手续的报告。这11人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9月3日下午，在罗荣桓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9月16日，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一是主动让衔，二是遵守在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军队人员不参加授衔的规定。
9月20日，总干部部将中央军委最后决定的《元帅、将官名单》，上报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履行法律手续。
9月23日和9月27日，通过正规的法定程序，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授予的1048名将帅正式诞生。
175名中将依次是（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秋生、万 毅、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文年生、方 强、方正平、王 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宗槐、王尚荣、王秉璋、王恩茂、王紫峰、王辉球、王道邦、邓逸凡、韦 杰、卢 胜、甘渭汉、田维扬、皮定均、邝任农、刘 飞、刘 忠、刘少文、刘先胜、刘兴元、刘西元、刘志坚、刘昌毅、刘转连、刘金轩、刘浩田、刘培善、刘道生、匡裕民、向仲华、孙 毅、孙继先、庄 田、成 钧、朱 明、朱辉照、
朵噶·彭措饶杰、毕占云、汤 平、何德全、余立金、余秋里、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张 震、张 藩、张才千、张仁初、张天云、张令彬、张池明、张达志、张国华、张经武、张贤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旷伏兆、李 耀、李天焕、李成芳、李作鹏、李寿轩、李雪三、杜 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苏 静、邱会作、邱创成、阿沛·阿旺晋美、陈 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先瑞、陈庆先、冼恒汉、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周 彪、林维先、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范朝利、郑维山、姚 喆、胡奇才、赵 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倪志亮、唐天际、唐延杰、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晏福生、秦基伟、聂凤智、莫文骅、袁子钦、袁升平、郭 鹏、郭化若、钱 钧、陶 勇、顿星云、崔田民、常乾坤、康志强、曹里怀、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阎揆要、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傅连暲、彭明治、彭 林、彭嘉庆、曾国华、曾泽生、曾绍山、曾思玉、温玉成、程世才、覃 健、谢有法、韩 伟、韩练成、韩振纪、詹才芳、赖 毅、鲍先志、廖汉生、廖容标、蔡顺礼、谭希林、谭甫仁、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阵容豪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2）
798名少将，全部按编制单位顺序排列，同一单位内的则以级别高低为序。（名单略）
关于上将及其以下军衔的将军，其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此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等8大总部）、军种（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等4大军种）、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4大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济南、南京、武汉、广州、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12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顺序在大军区仍按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来进行，同时，少将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等，分别轮次排序。
1955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周子祯、慕生忠、黄鹄显、凯墨·索南旺堆4名高级军官以少将军衔。
1956年1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军衔，为正兵团级；授予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装甲兵中将军衔，为准兵团级；授予王赤军、孙润华少将军衔。
1957年授予白天、王凤梧少将军衔。
1958年7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李聚奎军需上将军衔，为正兵团级；授予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贺诚军医中将军衔，准兵团级；授予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军衔。
至此，中将以上军衔共计授予、补授254名：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首次授衔55名，补授2名），中将177名（首次授衔175名，补授2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再无变化。少将807名（首次授衔798名，补授9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又分若干次授予和晋升少将553名。
从实际授衔结果来看，90％以上的高级干部是按照本人1952年评定的军队级别并参照编制军衔规定执行的。但中央对将帅的名额也是有一定限制的，规定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高级将领合计250名；少将800名左右；将军总数控制在1000名左右。所以，并不是所有够级别的人都能获得同级主要编制军衔，总会有人作出牺牲。
1300名左右师级干部被评定为大校。其中大部分为正师级和副师级，也有一些准师级。后来在1961年和1964年，他们之中的500多位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另外，还有3000名左右的老红军按照规定不够评校官。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将这些老红军一律授予少校军衔。
不过，评衔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以编制“正军级”的情况为例，可以看出“衔”与“级”的不相适应。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5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到1955年9月授衔时，全军还有38个野战军，其中陆军33个军，空军4个军，防空军1个军。按照编制，军长和政委两位主官的总数应该是76人，但是当时有几个军的军长或政委职缺，其中陆军第15军、空军第5军和防空军第1军缺军长；陆军第12军、第39军、第55军、第64军、第67军、第68军和空军第2军缺政委，这样，实际上在职的军长和政委共有66人。
阵容豪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3）
按照编制军衔，军长和军政委的军衔应该是中将，副军长和副军政委可授少将或中将，而实际上66名在职的军长、政委中，除第55军军长陈明仁、第69军军长董其武2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外，只有13军军长陈康、14军军长范朝利、47军军长张天云、50军军长曾泽生、60军军长饶子健，64军军长刘金轩等6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另外13军政委张力雄，24军代军长梁金华、60军政治委员刘暄等3人被授予大校军衔，这样，其余55人均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是：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黄作珍，第65军军长成少甫、政委黄振棠，第66军军长杜文达、政委肖思明，第69军政委裴周玉，第38军军长江拥辉、政委吴岱，第39军军长张竭诚，第40军军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第26军军长张铚秀、政委何志远，第67军军长李水清，第68军军长陈坊仁，第12军军长李德生，第20军军长廖政国、政委谢云晖，第22军军长张秀龙、政委王六生，第24军政委谢福林，第27军军长孙端夫、政委曾如清，第28军军长詹大南、政委张闯初，第31军军长朱绍清、政委汪少川，第15军政委廖冠贤，第41军军长王东保、政委李丙令，第42军军长胡继成、政委陈德，第47军政委陈发洪，第55军政委王振乾，第14军政委陈鹤桥，第1军军长唐金龙、政委颜金生，第16军军长潘焱、政委陈云开，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吴融峰，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委陈茂辉，第46军军长肖全夫、政委吴保山，第54军军长丁盛、政委谢明。第2军军长王德贵，第3军军长刘丰、政委栗在山，空军第4军军长高厚良、政委韦祖珍，第5军军政委裴志耕，防空军第一军政委罗维道。最终，军长绝大多数被授予少将，低于编制军衔中将者占％。师长的编制军衔是少将，但73名在职的师长、政委中，只有3人被授予少将军衔，70人被授予大校军衔，占％。
关于准尉军衔，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确定，担任非军官职务的副排级人员，可授予准尉军衔。同时特别强调这是临时措施，“授衔后应依据国防部‘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进行调整，并须于1956年底以前调整完毕”。
因为，在新的编制体制中，没有设置“准尉”这一级，也是我们盲目学习苏联的结果。其实，这时全军有16万多名副排级干部，而我们在军衔制中却取消了副排长的编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一个过渡的办法逐步解决。于是，“准尉”作为临时军衔又在实际中出现。
1955年全军授予万人准尉军衔以后，到1957年初仍有万名未授予军衔。鉴于上述情况，总干部部在1957年4月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军官服役条例》草案稿中，干脆增设了准尉等级，并确定其地位为“候补军官”。准尉军衔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我们在第二章里已叙述过，在清朝的军衔制中就有“额外军官”这一级，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改成“准尉官”，到国民政府时期，正式称为“准尉”。无论“候补军官”，“额外军官”，还是“准尉”，都是指军士与尉官之间的一级过渡军衔。
在“候补军官”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全军的准尉人数出现反弹，1961年达到8万余名。1962年中央军委讨论《军官服役条例》的上报修改稿时，又取消了拟增设准尉的条款，于是准尉人数又逐步减少。但到1965年取消军衔前夕，全军仍有准尉893人，表明它一直存在于这次军衔制的全过程。1980年国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经该书“军事编辑委员会”讨论，确认准尉称号为我军1955年军衔体系中的一个正式等级。
关于女军人授衔的情况，由于规定过严，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参加军队的工作、在部队中有着很高声望、对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批老战士，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等等，都没有被授衔。据资料介绍，1955年授衔时全军女军人仅有近一万人，而被授予军衔的女军人则不足五千人，其中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一名，至1965年撤销军衔制为止，累计授予、晋升校级军衔的总共只有四十多名。这些校以上女军官都是在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中拼杀出来的，战功显著，不愧为巾帼英豪。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开国将帅的革命伴侣，所以这些将帅的功勋章里，也记载着她们的一半功劳。她们是：
少将：李贞（甘泗淇上将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