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红11师先打头阵，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徐向前指挥10个团击败了敌人19个团的进攻，歼敌5000余人，重创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该师师长汤恩伯被撤职。红四方军赢得了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重大胜利。王树声的红11师在战斗中敢于猛打猛冲，又不失机动灵活，受到方面军首长的表扬。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此时，担任红73师师长的王树声率部作为后卫，与尾追之敌激战半天，掩护方面军主力安全转移。至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在由鄂陕边界的漫川关进入汉中过程中，王树声奉命率红73师担任全军开路先锋。在前有陕军堵击，后有胡宗南追击的危急情况下，王树声以攻击力最强的第219团打冲锋，与红12师第34团合力突破漫川关。经过三天两夜恶战，终于为方面军打开了胜利之门。
12月中旬，王树声又奉命为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苏区而担当开路先锋。在风雪漫漫的巴山蜀路，王树声率部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川陕边根据地开始建立。但是，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粉碎了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最终奇迹般地打出一个面积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因英勇善战，敢打硬仗、恶仗，经常当开路先锋，直接晋升为第31军军长。与此同时，又因他在作战中显露出来的杰出的指挥才能，被晋升为方面军副总指挥。
王树声达到了自己在红军军事生涯中的巅峰阶段。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但是后来，王树声也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将领一样，在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下，经历了南下之痛。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仍然另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被免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只任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会师。不久，王树声受命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这就是红军军史上极为悲壮的西路军之战，
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后，不断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作为红军统帅，毛泽东作出了这么宽容的结论，让王树声心里感到既愧疚又温暖。
但是，王树声还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态度去见毛泽东。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得力战将和主要领导人，王树声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将张国焘与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感到毛泽东的确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从此以后，王树声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独当一面地担负许多军事重任，从晋冀豫军区，到太行军区，又从河南军区，到中原军区，直至鄂豫军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向了通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的辉煌之路。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1）
许光达是长沙市人，毛泽东是长沙市远郊的湘潭县韶山冲人，两地相距不到百里，语言、习俗等等都几乎一样。毛泽东比许光达年长15岁，按中国传统的辈份，毛泽东可算许光达的叔辈。
许光达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1938年1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毛泽东接见了许光达等50多位留学苏联的青年才俊。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许光达是1932年5月因枪伤被组织上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的。通过在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汽车训练班的学习，许光达不仅熟悉了*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大炮的结构原理和有关技术，还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许光达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3年时间里，许光达一边当好领导，一边认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如《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抗大最近的动向》、《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等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一些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著作。
1942年，许光达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调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许光达战斗过的老部队，抗战初期是第358旅，红军时期是红2军团。
许光达的革命资历也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但1929年9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进行军事斗争。1930年2月参与创建洪湖苏区红军第6军，任军参谋长、军前委候补委员。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先任红6军参谋长，后任该军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遂成为贺龙麾下的爱将。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1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榆林战役，攻克高家堡，全歼敌1个团。不久，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一个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形势空前严峻。
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纵队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决不许后退一步。”
抗击战斗从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整36师前梯队第123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2）
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整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使其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很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1955年全军授衔前夕，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评为大将。他很是不安，连忙向周恩来总理要求降低军衔，评为上将足矣。
周恩来让贺龙做许光达的工作，许光达却对贺老总说：“要是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这些同志不牺牲，他们才应该是大将。”
许光达除了当面向贺龙提出降衔请求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主管评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也是感慨再三。但彭德怀又觉得，军委定许光达为大将，肯定有军委的理由。于是，很干脆地对许光达说：“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定衔会议。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声音洪亮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干脆站起身来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结果，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降衔请求，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为此，许光达内心还是很不安，就和妻子商量。妻子建议他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于是，他立刻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降一级，报告被批准了。
就这样，在后来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其他九位都是行政四级，只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
不过，还有个小插曲，许光达差点与装甲兵司令员擦肩而过。如果那样，他也许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的。选择谁来担当新中国装甲兵部队的掌门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人选必须素质全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名字上：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就在毛泽东考虑装甲兵、炮兵等技术兵种司令员人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思考选调外交人才。因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需要人去抓、去管。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共商国是的时候，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想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时期的外交人员肯定不能用，这样，外交人员就很缺乏，并要重组。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还是让许光达留在部队，因为我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很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此时，许光达正在中南海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又当面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啊？”
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所以，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当然，作为一名党员，许光达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又说，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继续留在了部队。
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委派许光达筹建我军历史上崭新的现代化技术兵种——摩托装甲兵。
于是，许光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1）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中央军委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