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48军的四个精锐师，并消灭了桂系惟一美械的第62师，给桂系战力最强的第10师以歼灭性打击，成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1949年11月6日，*继续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对广西地区之敌采取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强攻大追歼的战役手段，经过粤桂边境歼灭战、钦州围歼战等有名的战斗，至12月14日，我军结束了广西战役，共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万人，俘虏少将以上军官78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华中、华南所辖范围内除海南岛一隅外，业已全部解放。桂系及蒋介石在华南残余的被歼，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1950年3月5日，*委托邓华指挥第四野战军两个军，进行了海南岛战役。我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军军舰、空军飞机、海岸炮兵立体封锁，一举登上海南岛。接着，在海岛陆地作战中，我军以高昂的气势，精彩的战术手段，最后击溃了敌薛岳集团。至5月1日，我军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共3万余人，缴获火炮、飞机、坦克、装甲车、汽车众多，击落、击沉、击伤敌机、敌舰若干。海南岛战役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该战也是*指挥第四野战军的最后一战。
“常胜将军”也有败绩的记录，*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三走麦城”。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4）
解放战争初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东北*联军总司令，执掌东北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率部一败再败，一退千里，一退山海关、再退锦州、三退四平、四退长春，得了个“撤退将军”的名声，“常胜将军”的英名几乎扫地，甚至被讥笑为长腿的“常败将军”，*的威信受到了极大威胁。
“一走麦城”是指1946年春，*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当时，我军与国民党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新6军等部队对垒战斗。第一阶段，双方经过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第二次战斗开战前，*的判断却出现了失误，认为敌人主攻方向是四平，打算将位于本溪的部队放在四平敌之侧后开原一带，以此来打破四平的僵持状态。毛泽东则认为是本溪，但最终还是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以优势兵力攻下本溪，接着，又投入部队到四平方面。敌人力量大增，*无奈，只得部署从四平撤退，杜聿明则一路猛追，直到把*联军主力追到松花江以北。就这样，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草草结束。此时，*的威信降到了极点，部下在私下议论说：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都不会打仗了。基层部队甚至有了“换将”的呼声。所幸，在四平失利后不到20天，*抓住战机，接连打了拉法和新城两个胜仗，消灭国民党军两个团，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使指战员们在四平失败的阴影中看到了新的未来。
“二走麦城”是指1947年夏*指挥的四平攻坚战。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此后，东野部队进行了辽沈战役前深入、彻底的攻坚大练兵，为最终赢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走麦城”是指1949年8月的青树坪之战。当时*指挥四野大军南下途中，第49军军长钟伟麻痹轻敌，率部孤军深入，在湖南湘乡县西南70公里处的青树坪遭遇白崇禧部队优势兵力的围困阻击，经一天激战才以伤亡超过敌人的代价最终脱离险境。这一下，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可找到了借口，把青树坪遭遇战吹嘘成“青树坪大捷”，各大报纸的通栏大标题是：“自徐州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打破了*不可战胜的论调”。青树坪遭遇战对*和第四野战军来说，失利不是军事方面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在新*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等问题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等文；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中高级指挥员的指挥要则》等讲话，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有关问题。在作战指挥上，*强调：一是实行战略防御，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二是实施战役战斗指挥，必须掌握好正确定下作战决心、选择攻击目标和作战时机三个重要环节。三是在战役战斗上形成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在战术原则上，*总结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
“军神”刘伯承元帅（1）
刘伯承的军事生涯在元帅当中仅次于朱德，年龄也仅次于朱德。他从川军起步，在军阀混战中打出了名声，四川人都称他为刘“军神”。据说“军神”的叫法还源自一名外国人。那是1916年3月，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扼守丰都，同攻城的北洋军展开激战。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从右眼飞出。刘伯承立刻昏厥过去。当地市民以为刘伯承已牺牲，曾在城门口为他建立义冢，并立了一块“护国英豪刘伯承之墓”的石碑。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到重庆请德国籍的沃医生对右眼动手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用了3个多小时。在手术过程中，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实施局部麻醉，刘伯承经受了钻心似的疼痛，但一声不吭。手术做完后，沃医生看到刘伯承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便关心地问道：“刚才的手术一定是疼痛难忍吧？”刘伯承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动了74刀而已。”沃医生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刘伯承答：“阁下每割一刀，我便暗记一数。”沃医生感动和佩服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军神”。从此，刘伯承虽然永远失去了右眼，但他“军神”的名字不胫而走。
刘伯承军事素养高，又进过苏联的名牌军事院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正规职业军人的楷模。他在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红军时期，刘伯承主要是作为我军参谋工作领导人，为中央军委出谋划策。他与叶剑英先后交叉地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而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
1930年7月底，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参谋长。作为我军的首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完成了两项大的任务：一是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二是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继萧劲光之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一到任，便组织教员编写教材，这是我军的第一部步兵战术教材。刘伯承根据在苏联留学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模式，提出了编写我军战术教材的参考依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武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通过这些，使我军的军事教材第一次走向规范化。
同时，刘伯承又向中革军委提交了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当然，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10月上旬，刘伯承列席*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因不了解苏区具体情况，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10月中旬，刘伯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军神”刘伯承元帅（2）
1933年2月至3月，刘伯承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计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1934年10月，刘伯承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5军团参谋长。1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又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不久，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中旬，刘伯承在遵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几年在中央苏区的战争实践，刘伯承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他在会上发言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以后，知人善任，5月20日，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负责指挥第1军团第1师第1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5月22日，刘伯承与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1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鸡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演绎了一出民族团结友好的佳话，使中央红军安全顺利地通过彝民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央政治局为了便于部队快速北上进军，决定把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根据协同分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张国焘总政委率左路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私欲膨胀，要独揽党政大权，他反对北上，要求南下。一开始，张国焘用利诱劝说的方式，想让德高望重的朱德和刘伯承支持他的南下策略，但朱德和刘伯承不为所动，还强调要张国焘认真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召开会议，鼓动会场上的一些人起哄，要朱德发表反对北上的声明。这时，刘伯承站起来，扶正眼镜，从容不迫地反问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一下一帮人又围了过来，有的指着刘伯承骂，有的指着朱德嚷，要赶朱德走。
10月5日，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朱德等人的劝告，在理藩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对刘伯承，张国焘下令免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四方面军红大校长；对朱德，张国焘撤不了他的职，就对其刁难、软禁。张国焘还派人多次盗走朱德、刘伯承的坐骑。但朱德和刘伯承淡泊名利，宁愿降职，宁愿不骑马，也不愿降低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毛泽东得知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遭到张国焘打击报复，始终不改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革命的坚定性，连连称赞刘伯承的党性很强，骨头很硬。10月2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2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与刘伯承关系甚好的叶剑英继续在我军参谋领域担纲，被任命为八路军参谋长。而刘伯承的任职则发生了变化，从主要做参谋工作的领导人转变到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了，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从此，刘伯承由幕后走到前台，把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许多辉煌战绩。
“军神”刘伯承元帅（3）
1937年10月19日，刘伯承所部第385旅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率领下，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这是刘伯承指挥第129师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继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部队又一个影响很大的胜仗。
10月26日，刘伯承命令第386旅第772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这一段正好是十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理想的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772团在七亘村附近待机。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战斗随即打响，激战两个多小时，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
在同一个地点，在两天之后先后两次设伏，大获全胜，这在战争史上也不多见，创同一地点“重叠设伏”的成功范例，体现了刘伯承的艺高胆大，运用战术手段的炉火纯青。
11月2日，刘伯承指挥第386旅在昔阳以东的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7日，刘伯承率第129师部队与第115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938年1月后，刘伯承又与新上任的师政治委员*一起，率部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又连续打了几个列为典范的伏击战，比如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
短短一年时间，刘伯承率部打了十余场堪称是具有教科书价值的名仗、好仗，并创建了晋冀豫和冀南根据地。这正是刘伯承把军事理论转化为军事实践的成功证明。
1940年8月20日至11月15日，刘伯承指挥所部参加了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反“扫荡”作战。第129师所属部队在百团大战*歼日伪军8000余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余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余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刘伯承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对推进全国特别是华北抗战的作用及取得的巨大战果。
解放战争时期是刘伯承最辉煌的时期，以劣势兵力纵横南北，率部打了一个又一个可圈可点的漂亮仗。如上党、邯郸、定陶、临浮、鲁西南、临汾、襄樊、郑州、淮海等诸多战役，还有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8月，刘伯承与*率部千里进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军战略腹心地区并立足生根，对推进全国战局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以弱兵搏击取得战略后方的举措确实不同凡响，可谓神来之笔。刘邓通过时间换空间，逐步建立起较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逐步积累起在中原的战略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