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栻。
若干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时，陈毅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年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第二，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红军”的核心，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8年5月25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首次正式称为“红军”之后的第一个军，朱德任军长。1930年8月后，朱德又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这样，就奠定了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后，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直至授衔前夕，朱德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一直成为朱德的代称。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3）
萧克上将在回忆早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既来源于中央军委的正式任命，也来源于红军将士对上级的服从与尊重，但它更来源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的危急环境中锻造出来的革命坚定性。
第三，朱德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坚定性，维护党和红军的最高利益。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为了便于行军作战，红军总部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并分左、右路进军北上陕甘。朱德与张国焘指挥左路军。但张国焘野心膨胀，想另立中央，就百般破坏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带左路军南下。朱德则表示赞同北上，反对南下。张国焘见说服无效，竟然采取突然行动，下令把朱德扣押起来。张国焘对朱德讲了种种不能北上陕甘，只能南下折回川康的种种理由，并用命令的口气威胁朱德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朱德鄙视地看着张国焘，听完他说过这番“高论”，接着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央北上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怎么能反对呢？”
张国焘料到朱德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逼近朱德并发出一声断喝：“如果拒绝这两项命令，就枪毙你！奉劝你三思而行，免得后悔！”
看到张国焘这副嘴脸，朱德神色严峻。他双眉紧锁，对张国焘怒目而视，说道：“我朱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的路线是信任的，你愿意枪毙就枪毙好了，我决不接受‘命令’，也决不会有什么悔恨而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因为你朝思暮想的是叛党投敌，卖身求荣，而我梦寐以求的是人不可没有傲骨！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第二天，朱德用张国焘送来的供他写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声明用的笔、纸，写下了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拥护毛泽东！拥护党中央！拥护北上！”
第四、朱德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朱德选集》和《朱德军事文选》。战争年代，朱德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战略方面，围绕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来展开阐述。
朱德强调，人民军队具有民族的、人民的、*的三大特点，因此，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总原则。这也是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须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应成为全连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军事行政系统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和决议，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时，贯彻党的路线和决议的大量工作又需要经过军事行政系统去完成，党组织也必须尊重军事行政系统。
关于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朱德指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实行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群众战战略。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人民战争的用兵原则，应当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攻歼目标的选择上要坚持避强击弱，各个击破；作战形式上要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互配合；要根据每一仗的情况灵活运用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法。总之，用兵务求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机动歼敌。
有人说，朱德是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鼻祖”。的确，朱德早在1925年苏联学习期间，就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法雏形。后来，他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起总结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以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为主要特点的红军运动战原则。他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都提出红军要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朱德强调，当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应该把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武器。游击战争必须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游击队的活动应坚持积极、主动、进攻三个原则。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行动的基本要求是迅速、秘密和坚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原则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候，转入外线。游击战须与运动战相互配合掩护。游击战争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能解决战争的最后胜负问题，革命力量壮大以后，应逐步向运动战发展。
朱德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1）
彭德怀在资历上比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都要浅，但是在军史上的地位则仅次于朱德，从红军早期的红3军团司令员到红军后期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再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直至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他又一直担任我军副总司令员。抗美援朝是彭德怀的军事生涯达到特别辉煌的时期，担任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全军首次授衔时，彭德怀是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人。纵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彭德怀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都在第一线统领部队、指挥战斗，这一点在全军独一无二。所以，1955年全军授衔时，彭位列元帅第二位。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红军全师，实现了三个巨人的第一次握手。彭德怀用湘潭口音对毛泽东说：“对毛委员仰慕已久啊！”“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说：“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成为俩人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彭德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红军失去很久的主动权，渡过赤水河，攻克娄山关。作为红军主力之一的彭德怀红3军团，此刻在行动上更表现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赤胆忠心。彭德怀率领他的部队跑步向前，冲锋陷阵，力克娄山雄关，再占遵义古城，并指挥部队乘胜作战，接连击溃黔军3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这次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压抑已久的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吟唱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的转折从此开始。
然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搞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险些把长征的胜利毁于一旦。彭德怀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行为，坚决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他率红3军团走在北进队伍的最后面。1935年10月19日，红1、3军团到达吴起镇，与红26军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利用直罗镇镇西南的高厚深沟地形击溃了敌人5个骑兵团的尾追。直罗镇一仗是红军进入陕西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捷，从此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毛泽东非常兴奋，立即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写诗明确赞扬一位高级将领，既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亦是两人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自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战斗，同舟共济，克服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战绩辉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40年8月20日晚，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9师、120师主力各一部首先开始行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同一小时内，我军在华北，以正太线为主干，包括平汉、同浦、津浦各线，五千余里漫长的交通线上全面出击。战斗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目标；第二阶段是以攻占据点为主的攻坚战斗；第三阶段以反日寇大规模报复性“扫荡”的拉锯式消耗战为主。战斗中，我军由参战的22个团，逐渐增加到105个团，共40余万人。占当时我军总数的80％。这次大战前后约进行了1824次战役战斗，历时将近４个月。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2）
“百团大战”发动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佩慰”，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颁发“特电嘉奖”。社会各界舆论反响强烈，赞扬之声一片。“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常大。
彭德怀称“这种胜利是华北抗战局势开始转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引起国际国内人士的很大注意”，对“全国抗战外交”，“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是八路军战斗史上光荣传统”！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是第一次。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国内引起的巨大影响是：第一，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推动全国军民更加坚决抗战，更加团结进步。第二，在敌占区内及敌人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企图。第三，向全世界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力量。因而在全国抗战外交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陕甘宁边区部队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是1∶10的悬殊力量对比，面对强敌，历来敢于勇挑重担的彭德怀，向党中央主动请缨，临危受命，负责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2万余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保卫陕甘宁。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城，城内能听到清脆的枪声，延安的机关和群众也已撤离完毕，毛泽东才最后撤离。临走，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3月24日，敌军向青化砭进犯，早已布好口袋的彭德怀，亲自指挥5个旅从正面攻击，两翼夹击，一步一步地把口袋扎紧。经过1小时激战，歼敌2900多人，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仅6天后取得的首战胜利。两天后，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敌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针对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变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这样，三面包围的战术就不能奏效，因而建议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毛泽东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深为赞许。
接着，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彭德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万多人，有效地策应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7、8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了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彭德怀立即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这时，天降大雨，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3）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当他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5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36师师长钟松，孤军深入，派第123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整36师。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以伏击姿态歼灭之。20日拂晓，彭德怀命令发起攻击，将整36师两个梯队分割包围于沙家店附近及常高山以南地区，激战至黄昏，歼灭该师师部及两个旅。
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参加彭德怀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在沙家店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1948年1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命令，战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