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静然说：“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表现在精神上，看鬼子打仗不就是拼命不怕死，甚至还剖腹自杀吗？”静怡道：“是的，科学上不服输，政治上精神上就是要不屈服，我们今天就是最需要不屈服。”静然又问：“日本民族的地四个特性是什么呢？”
静怡说：“这就是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上述这些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日本的强大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民族特性，促成了日本的强大，因为强大，才使他有能力敢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静怡一口气讲完了第二个问题。静然高兴道：“姐姐，我总算彻底明白了从日本方面看，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为什么能侵略中国，您再接着讲，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
静怡说：“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静然问：“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静怡道：“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静然气愤道：“这真是欺人太甚！”静怡说：“谁叫你穷呀，人穷，富人瞧不起，国弱，同样强国瞧不起。这真是我们的耻辱！”静然又问：“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静怡说：“ 第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静然道：“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呀，它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静怡说：“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目前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俄罗斯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静然道：“是的，这就是中国的一句谚语，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日本人是看透了我们民族的弱点，有机可乘。我们该如何改变我们的民族性格呢？”静怡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不是一个人一个地方的事，这是长久的事，这是国家的大事，政府的大事。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开明进步的政府，持久地开展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民族的弱点是会逐步改变的。”静然又问：“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
静怡道：“第三个因素是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国共十年内战，也是因为蒋介石独裁专制。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这是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总的讲，中日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日本一定要侵略中国和敢于侵略中国。”
静然听了姐姐长长的讲述，心里豁然开朗，彻底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会有这场灾难。她既恨国家的贫穷和政府的腐败，更恨日本人的残暴和灭绝人性。静然叹息道：“唉，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呢？”静怡道：“说快也快，中国只要赶走了日本，有一个先进的政府，很快就能富强起来。”静然悲观道：“可何时才能赶走日本啊？又能赶走日本吗？”
静怡乐观地说：“妹妹不要悲观。毛主席写了一篇《论持久战》，我读过。毛主席说，中国一定能最后战胜日本，因为中国是大国，人多，地大物博，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日本则相反，它是小国，资源匮乏，且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物力有限，必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还有中国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不但中国人齐心协力，外国友好国家也支持中国；而日本又相反，它是侵略，失道寡助，不但它本国正义的百姓反战，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反对。我听上级领导讲，至七八年中国就一定能彻底打垮日本。到那时，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政府，赶走一切列强，建设就快了。日本也就是明治维新后的二三十年迅速崛起的。中国特别有了共产党，就更有希望，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噢，妹妹，你在根据地就别再走了，现在也无法读书了，你就参加革命吧！你知道吗，爸爸是共产党员，早就是地下党，省城咱家还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呀！还有，姐姐也参加党了！”
静然惊讶道：“是吗，姐姐，真想不到啊！”静怡说“静然，我真希望你将来也参加党，再动员妈妈，那咱家就成为彻底的革命家庭了！”“那好啊，姐姐，我一定争取。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永远忘不了！”静然眼睛闪着兴奋而又希望的光芒。
已到深夜，静怡有点困倦，腹中的宝宝又不断乱动，征求妹妹的意见道：“静然，咱们休息吧，明天再聊。”
静然却没有一丝困意，说：“姐姐，我还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很想听你再讲讲，你不讲，我可是真的就要失眠。你知道吗，这些问题在我心里压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快要把我压死了。”静怡笑道：“好妹妹，姐姐怎么也不能让你给压死了，你就说吧！”静然又问：“日寇为什么那么惨无人道呢？烧杀奸淫，比虎狼还毒！”
静怡说：“日寇毫无人性，这也与他们民族的特点有关。日本主要是大和民族。这个民族是个极注重心理感受的民族，在民族道德中，把精神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获得荣誉和称赞，可以不要命地工作，而在法西斯主义的氛围中，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杀人放火。前面说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有八个字，那就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这源自中国儒教思想，原本推崇的是善良的本性。但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畸变。为了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当权者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把原本一套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德伦理观，断章取义，过分突出成‘勇’和‘忠’，特别就是对死的觉悟，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所以君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毫不犹豫。这种思想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中国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武士道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
静然大悟：“怪不得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静怡点点头：“是的，武士道精神象魔鬼一样，使日本鬼子人人变得是嗜杀狂。他们到中国，战场上谁杀的中国人多，谁就可以升官晋升。军事训练也拿中国活人当靶子，谁大胆刺杀谁就受到表扬。他们连柔弱文雅的女兵都能训练成杀人魔鬼。我看到一篇关于日军对女兵进行‘壮胆教育’的战地报道，令我毛骨悚然。那是在中国东北沈阳某地，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经过一个多月武士道精神训练的五个日本姑娘加代、美绢、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