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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不是人人富裕的，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车轮，使得中国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即进入了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
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举足轻重的砝码 一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