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六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在中国上首屈一指，还没有哪位帝王能够超出其右。为了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难道非得大肆杀戮功臣不可吗？天下有识之士希望赶跑蒙古异族后汉人可以扬眉吐气地过上幸福舒适的日子，出现汉唐的博大恢弘与繁荣昌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盼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残酷与血雨腥风，等来的是一副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极度自尊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不能自拔为起点，必然建立起一个仅对他个人负责的特务监视网络，网络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讯”更加导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惩罚机制与惩罚手段将变得更加酷烈。这一恶性循环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使得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与残暴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七
就有关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历来却并不怎么坏。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称颂外，还在于他复兴了中原传统，并恢复了一度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小时没有上学念书，对此，他在《资世通训序》中写道：“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缘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回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念书。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也不曾间断。占领理学中心婺州之后，他招揽十三名儒士讲解经史。慢慢地，他就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后来，还能写诗作赋，注解经书。他亲手制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韵，写得如泣如诉，相当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也写得粗放豪迈，透着一股磅礴的帝王气概。比如《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学体系难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除本土与儒家外，所选择的还有吐蕃喇叭教、中亚伊斯兰、欧洲基督教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对儒学采取拒斥的态度，废除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汉人为此而悲痛欲绝，读书人也没了晋升出头的机会，对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对儒士的重用、对儒学的复兴、对科举的恢复无疑是汉人及民族的一道福音，特别是那些文人学士，更将他视为拯救衰世的“救星”，对他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却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国家”政权体制，将宋朝的“开明专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众，“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黄宗羲曾经论述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这在中国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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