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出生的。那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钻一出来，就是最底层的一员。
在此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八个小孩只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时，朱五四已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儿子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欣喜的，不过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不甚起眼的“消费者”而已。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平静，并不是像《明史》中大肆渲染的那样，朱元璋出生时充满了种种祥瑞、喧闹与异样。位于最底层，没有得到特殊关爱，奶水不足、饮食匮乏、营养不良，朱元璋一生下来就长得黄皮寡瘦、病病歪歪的。
身体，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本钱。没有健壮的身体，今后怎能种田养家口？尽管没有特别的关爱与欣喜，但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朱五四夫妇俩瞧着幺儿子重八这副样子，自然是急得不行。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法子，只好为他舍身，交托神佛保佑。于是，就到附近庙里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并许愿长大以后，就让他当一名侍奉神佛的和尚。
在朱元璋朦胧的记忆中，感受最为深切的可能就是饥饿。刚生下来时没有充沛的奶水，稍大后又没有足够的口粮，即使吃到肚中的，也是些粗糙或稀释的食物。他的口腹之欲一直处于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状态，他做梦都想着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美味佳肴。后来在当放牛娃时终于寻到了一个爆发的好机会，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野外将田主刘德的一头小牛犊宰了，拣些干柴树叶子就地生火烤着吃，一个个吃得肚胀腹圆。事后，朱元璋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小牛的皮骨埋了，尾巴插进一条石缝中，骗那田主说是小牛自个钻了山洞。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朱元璋挨了田主刘德的一顿毒打，并被赶回家中。朱元璋那一直压抑着的饥饿欲虽然着实地满足了一番，但也因此而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饥饿、斥骂、毒打、压抑……这些处于底层难以避免的磨难与羞辱如长长的皮鞭呼啸着劲厉地一下一下抽打着他那幼小的心灵，他以一副睥睨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忍受着、等待着、积聚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如宰杀牛犊般进行疯狂而快意的报复。
他心头记得最深的，就是母亲多次讲给他听的外公抗元的故事。五六十年前，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亲兵。南宋败亡，张世杰与陆秀夫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南海中的崖山。元兵继续猛攻，宋军大败，陆秀夫抱起年仅九岁的皇帝跳入大海，张世杰则保护着杨后乘船突围而出，以图东山再起，恢复疆土。不幸四天后遭遇飓风，海船沉没，张世杰等部众全部淹死，外公被人救起，侥幸生还。故事中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反抗异族压迫的观念对朱元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小就产生了政治莫测、王朝更替、皇帝可以取而代之的意识。
他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作平天冠，用碎木片作笏，在土堆上“威严”地坐下，命令其他小伙伴一个个地跪拜在他的面前，齐声高呼“万岁”，“俨然王者”。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清苦，但也充满了穷人那份独有的“自得其乐”。
真正让他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饥饿与疾病紧紧地纠缠、折磨着三乡四邻的所有贫苦农民，朱元璋家更是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大姐、二姐早已嫁人，三哥给人家上门做了招赘女婿，家里就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哥俩穷得没有半分银毫，除了勉强保住自身的性命外，对亲人的疾病与折磨无可奈何，只有相对痛哭。这时候，朱元璋才真正感到了什么叫呼告无门、求助无路。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大门。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刘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父母的在天之灵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
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二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新页码。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三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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