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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那块重要的地方。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六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共有过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从夏朝开始，历经商周秦汉共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与周围各民族的一个高融合期。在这一时期内，华夏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将东夷、胡、鬼方、西戎、三苗、越、狄、巴、乌孙等多个民族融于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次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的迁徙与演变呈对流状态，即一部分汉人迁往周边，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或是由于汉人的强迫与邀请、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入侵，总之是一批批地涌入内地。而导致的结果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的同化与消失。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大致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其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又有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融于汉族之中。
第四次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及中华民族的基础。
据有关气象资料表明，中国五千年来共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左右。气候寒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南下劫掠入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正好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的北方狄人大举南侵，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清廷入关。
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族。他们所能采取的，就是以柔克刚，在绵绵不绝的长河里，以一种柔韧的特性、广阔的胸怀、世俗的哲学、温馨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将那些蛮悍的少数民族同化。除开蒙古族在明初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自动退出中原外，其他异族，只要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盘上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汉人的一个分子。自汉唐以降，或整体或部分融入汉民族之中的主要民族就有鲜卑、契丹、女真、室韦、鞑靼、匈奴、突厥、回纥、党项、白蛮、六诏等。而每次融合，都给汉民族的血液中添加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原地带不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汉族更是一个似乎能融化一切异质民族的神奇民族。不管这些民族多强大、多勇猛、多野蛮、多富特性，只要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长期与汉人交流交往，就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质，而与汉人融为了一个整体。看似一盘散沙的汉民族那内在的同化力与凝聚力实在是强大得不可思议，令人肃然生畏。即以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两个民族——吉普赛人与犹太人而言，也不例外。
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