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羞部，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长期匍匐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渔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示即－－；白者阳，阳为实，符码为 －。有了黑白阴阳，有了虚实符码，将它们三三重叠，加以组合，构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其实，伏羲氏到底于哪儿画下八卦并不重要，就连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也颇令人置疑，从那附缀其后的一个“氏”字，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伏羲实质上是某个伟大的氏族群体，是整个部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渔猎畜牧，发明了太极图，推演了阴阳八卦。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八卦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抽象符号本身。卦，与“挂”同义，指挂万物于其上，颇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万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跃动着的求知与认识渴望。
第二期巫术具有半天启半人为的属性，形成了较有规律的占卜操作过程，并有了精于此道的职业占卜者。
至此，华夏民族才由混沌未开的蒙昧，由无法证实的传说时代终于过渡到了零星记载的半信史时代。尽管此时的先民们仍未摆脱野蛮之气、怪异之气与神秘之气，但毕竟在开创文明的艰难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术由伏羲而立， 经过我国上第一个父传子承的专制王朝——夏朝，于殷商时代达于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术。
甲为龟甲，骨为牛骨。龟生命力顽强，长寿且富有灵气；牛体力充沛，集蛮劲与驯顺为一体，皆被古人视为灵物、神物。将它们作为占卜的首选之物，为的是增加巫术的权威性。以渔猎畜牧为主的先民们在宰杀龟牛为食时，龟甲与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烧烤中发出劈啪的爆裂之声，留下各式别致的裂纹之痕。极为凑巧的是，一桩幸运或悲伤的事情在龟甲的劈啪声中突然爆发了，先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将爆声与裂纹视为人生命运的一种前兆迷信。后来，先民们就有意灼烧龟甲牛骨，人为地制造一些所谓的前兆，以预测后果推导未来。迄今为止，殷墟共出土这样的龟甲牛骨十五万枚之多，可见当时的龟甲占卜是多么盛行。
就现有出土的甲骨来看，早期甲骨相当粗糙，大多出乎天然；中后期甲骨形状规整，表面较为平滑，明显地打上了人工的痕迹，其天启与人为的结合也由此可见一斑。
甲骨占卜有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操作仪式，它由专门的卜史或贞人主持，首先倾听求卜者的内容与目的，并在心中反复默念着虔诚祈求那无所不在的神灵相通相助；然后是择龟杀龟，修饰龟甲，烧灼钻凿；接着观测兆象，破译解说，以断吉凶；最后，将卜辞刻于龟甲之上以便验证，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占卜的肃穆与神圣。
颇有意味的是，我们的国粹方块汉字，就这样在一次次占卜的巫术行为中蹦跳而出了。它们依附、定格于龟甲之上发展成一套规整的语言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并越来越呈科学与普及之势。即以占卜的“卜”字而言，形状似甲骨烧烤而成的裂纹，读音像甲骨爆裂的声响，这一个典型的形声字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述说着古代的先民们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创造了“卜”这个文字。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龟骨裂纹所呈现的兆象千变万化，不会出现一块雷同；而先民们又无事不卜，无所不记，不仅留下了丰富多变的巫术内容，也为后人们研究远古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
龟甲占卜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时期，那凝聚流传的积累之物，尽管数量、体积之多，令人惊叹不已，但所记内容全都零散琐碎、斑驳繁杂。在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神秘的世界就增加着一分透明。先民们不再满足于占卜中的天启成分，他们的自主意识在日益觉醒，要人为地控制操作整个过程：归纳总结过去的占卜内容，使之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灵因素，占卜程式更加严格规范，占卜结果更经得起检验，当然，还得创造出一套与之相应的新型占卜文字，呼唤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诞生，呼唤着类似于伏羲氏的神与英雄横空出世。
传统的“上帝之手”三
这一新的神与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周文王。
时代造就了周文王，选择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为巫术的发明与创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侯，周族首领。周，本是一个古老的旧邦，传说乃帝喾后裔，属姬姓之族。自夏初以来，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灭夏，周又受控于商。尔后，周人经过十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在太王古公禀父时迁居到被后人称为“周原”的岐山之阳，兴建城邑、开垦耕地，大力发展农业，增强军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邻小邦……很快就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对此，《诗经？鲁颂》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业。商朝对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兴盛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必然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据《史记？ 殷本纪》所载，商王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河渭之间，即周人所居关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国打猎时被雷霆击中而亡，其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儿子文丁继位，后来就寻机杀死了当时的周王季历。从这一事实推断，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剧，武乙率军西征，不幸战死沙场。为了报复，新王文丁又不惜动用武力，终于杀掉季历，将西周方国继续控制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周人虽比过去兴盛，但势力还远远不及商朝强大。季历死，儿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风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耻中登上王位，当他在一片虔诚的祭祀与祈祷声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杀后留下的那空荡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时，心中唯一的念头，肯定就是发誓要为父王报仇，并将灭商宏愿定为周邦的基本国策。
然而，周人还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潜隐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将周地的珠宝特产不时进贡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打着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着父王的政策方略继续挺进，仍以主要力量展开对西北各部的进攻。他北逐，西攘混夷，灭掉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国，扩大西方版图，建立起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反商灭商“大本营”。
而这时的商王朝，王位又经历了两次转移。文丁死，传位帝乙；帝乙亡，又传给纣辛。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在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准备一一惩治。
姬昌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对商朝一直采取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韬晦之略；而在方国之内，他却严厉地推行富国强兵、伺机反商的政策；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将商朝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离开西周之前，他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儿子伯邑考继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业，并对有关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三公离开方国到达朝歌，无异于变成了一只只毫无反抗之力，只有听凭商王宰割的羔羊。纣王虎视眈眈，终于找了一个借口露出狰狞面目举起了屠刀。
关于这段史实，《史记？殷本纪》记载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
商纣王以九侯女之淫乱为由头，首先拿九侯开刀；然后锋芒一转，将对此事不满、抗争“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块；姬昌虽然对纣王心怀仇恨，充斥着一股难抑的怒火，但其韬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叹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纣王抓到了一条整治姬昌的把柄，“窃叹”又够不上死罪，就将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汤阴县），关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灭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远臣服商朝。
两千多年以后，明代许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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