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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5）
那个时候的皇帝是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李世民的策略是不和父亲争，和哥哥争。不是争皇帝的位置，而是争太子的位置。他心中理想的人物就是隋炀帝，取代了他自己的哥哥当了太子，隋炀帝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李世民也想当太子，第一个计划是用合理的政治手段夺取太子的地位，争取皇帝对自己的支持，暴露太子的缺点。结果互有胜负，有一段时间太子的地位出现动摇，皇帝曾经怀疑太子，但后来斗争的结果是太子越来越稳固，李世民越来越占了下风，以至于皇帝和太子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对有野心的秦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弱秦王府的势力，拆散秦王府的人。秦王府有文人也有武将，朝廷采取瓦解秦王府的政策，把秦王府的人拉出来派到朝廷去做官，就不能再和秦王府有联系了，这是釜底抽薪的政策。在武德九年三月底发生了突厥入侵的事件，朝廷派齐王李元吉率领原来属于秦王府的官员去支援。这些秦王府的人一旦成为齐王率领的手下则前途未卜，很可能是被齐王收拾了。前线的总指挥有权处分手下，如果不听话或者齐王认为他们不听话，在战争状态下杀掉一些人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最坏的一种打算，秦王府应当怎么办？是任由宰割还是反抗？秦王府最后决定反抗，夸大了受到威胁的严重性，决定采取武力，设计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领一部分人马在玄武门设伏，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控制了朝廷，控制了皇帝。最难实现的是如何让太子和齐王进入伏击圈，李世民处理得非常好，他调动皇帝来为自己发命令。很巧的是武德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个天象，太白金星在天上晃动了一下，划过天宇。星相有变化在今天看来是无所谓的事情，在唐朝的时候，天象和人间的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相信天相的变化和政治一定有什么关系，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唐朝法律规定，不是专业人士，不是太史级的人，是没有权利观望天象的。在唐朝的时候，半夜悄悄去山岗上看天象，如果被发现，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会被认为你是在窥探政治秘密。太白金星一出现，一定是战争的事情，太史应当写个报告给皇帝。皇帝看后傻眼了，因为报告说“太白金星异常，秦王当得天下”。因为秦王在秦地，秦地和天象对应，太白金星的活动和西北有关，秦地就在西北。皇帝一看这不就是李世民要谋反的说法吗？李世民确实在预谋造反。皇帝把李世民叫到宫里，给李世民看这个报告，李世民一看太史报告，想：“坏了，自己的事情暴露了。”他很紧张，但他毕竟久经沙场，反应很沉着，说是他哥哥弟弟要陷害自己，忽然大哭起来，说：“我给国家立了这么多功劳，没有对不起哥哥弟弟，但哥哥弟弟非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了也无所谓，但在地下见了窦建德多没颜面，我没有脸去地下见他。”李世民先用了倒打一耙的计策，因为有可能太史的报告出来后皇帝会采取手段。李世民很聪明很迅速地利用了这件事，他先说是哥哥弟弟陷害他，然后又说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哥哥弟弟淫乱后宫的事，哥哥弟弟想杀人灭口。这等于提出一个新的控诉，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这是很大的罪行：这两个人和皇帝的妃子关系不正常，很暧昧，公然给父亲戴了绿帽子。面对新的控诉，李渊立刻暴跳如雷。冲谁暴跳如雷，现在说不清楚，或许是对太子或许是对秦王，总之李渊生气了，并且立即做出一个决定：明天早晨三方会审，李世民、太子、李元吉、宰相都来，大家会审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件事。这个决定看来是针对李世民的，如果李渊确认这件事发生，正确的反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公然对质。李渊肯定是不相信李世民的控诉，一定是暗自下定决心，你竟然可以不顾老父亲的荣辱，明天大家当堂会审，你要举证，举不出证来就是诬陷，你竟敢利用父亲的名誉。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6）
现在可以推断李渊暴跳如雷一定是针对李世民，李世民的说法太过分了，李渊没有想到这是李世民在利用他。李世民设了埋伏，要引哥哥弟弟进包围圈，最佳的人选就是李渊。李渊去告诉太子和齐王有事，兄弟两个人入宫要路过玄武门，进入了李世民的包围圈。当李渊很讨厌老二李世民时，李世民已经充分调动了李渊，让李渊成为李世民杀害哥哥弟弟的契机。李渊当天晚上就通知了太子和李元吉，李元吉去找太子说：“很蹊跷，应当在家不应当去。”如果听了李元吉的话，李世民就会麻烦了。这事怪太子李建成，他对自己有充分的把握，说长安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问题，要亲自去了解。于是哥俩及时准确地进入了李世民的包围圈。现在看，肯定没有淫乱后宫的事情，这是李世民的一个借口，通过皇帝来调动哥俩的借口，这招用得很险，但用得也很到位。李渊是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一个棋子，李世民把哥哥弟弟杀掉了，把皇帝控制起来，皇帝才知道长安和朝廷已经都被李世民控制了，李渊立刻同意了李世民的所有意见。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险胜，杀掉了两个兄弟及兄弟的孩子。贞观九年时李渊才去世，当了九年的太上皇，李世民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为何发动政变？因为他越来越走下坡路，如果不用军事政变就会满盘皆输，采取军事政变是最后一个办法，出现任何一个差错，整个计划就会毁灭。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的取得，是经过这样残酷残忍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皇帝，江山牢靠吗？唐太宗如何做，才能使以不合法手段获得的权力慢慢合法，让大家慢慢接受，从不名誉的篡位者成为千古明君？这个变化即是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必须要问，一个篡位者如何成为一代明君？这是唐太宗一生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唐太宗是如何做的，就会知道，这个转变是逐渐实现的。所有百姓对谁做最高统治者真的关心吗？其实并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国家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一般的官员其实也是这样，关心的是新的皇帝对他怎么样？唐太宗上台当天，就在当天晚上发布了一个命令，为的就是如何稳定当时的局势，让大家都承认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如何争取百姓、如何争取有影响力的人、如何争取舆论。除了国家从上到下是严密的组织系统外，最有组织性的是佛教和道教，在当时很盛行，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武德九年四月，李渊曾整顿佛教和道教，十个和尚只留一个，九个要还俗，全国有多少人，现在没有统计，只统计了隋炀帝时剃度的僧人大约有七十万，加上尼姑、道士大约有一百万人。佛教和道教是有系统的，对老百姓是有影响力的，是坚决反对高层政策的，但怎么能对抗国家呢？虽然在民间影响力很大，但对国家没有什么办法。唐太宗上台当天就取消李渊的佛道政策，上百万佛道组织成了李世民的拥护者，这些人肯定会由反对唐高祖变成支持唐太宗。争取有力者的支持是唐太宗的政策。针对一般百姓的措施是把李渊玩的那些东西什么猎鹰猎狗都放掉。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7）
释放三千宫女，目的在于减少皇帝的佣人，把宫女放回家，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节约政府的行政开支；第二，遂了人性，唐太宗时劳动力极度缺乏，放出宫女结婚还可以繁衍人口；第三，改变了政府形象。如何对待原来的反对党和原来的太子党，这是最关键的。唐太宗取得政权当天，就宣布对方的主要首领就地正法，追随者一概不再追究。当时的兄弟斗争，天下都知道，很多地方都追随，骨干人员逮起来送到长安，唐太宗必须明确做出表态。新的最高统治者应当如何对待原来的反对党？事实是过几天就召这些人回来官复原职、量才适用，原来的反对派，包括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世民很多人的人，李世民真的既往不咎。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薛德胜，他去解救太子，但去晚了，太子已经被杀了。薛德胜说不要打玄武门去打秦王府，李世民一听就傻了，立刻把太子和李元吉的人头拿出来给薛德胜看，薛德胜知道再去打秦王府也没有意义了，就散了。李世民全面掌握朝廷后，派人去找、去说，薛德胜官复原职。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李世民征服魏徵，魏徵原来是太子的管东宫的图书馆馆长，经常和太子讨论学问。也是在东宫里面，唐太宗把魏徵从家里叫过来，李世民的临时朝廷在东宫办公。魏徵一进屋，李世民第一句话问：“你为何挑拨我和前太子的关系，导致我们互相残杀？”有一个叫冯力的人也是玄武门之变中太子的人，李世民也问过他为何挑拨兄弟俩的关系，冯力立刻下跪表示道歉，李世民既往不咎。魏徵不是唐太宗预想的那样，他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前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魏徵原来劝过太子，和秦王的斗争要擒贼先擒王，先把秦王拿下杀了，秦王的人就散了。但是太子不听，太子势力大，认为自己占上风，是有利的，不愿意冒险。而事实上李世民采取的是魏徵的政策。唐太宗问魏徵到东宫去做官怎么样，魏徵同意了并表示感谢。仔细回味这两句话意义很大，因为没有魏徵，几乎就没有贞观之治，魏徵对贞观之治的作用仅次于唐太宗。唐太宗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呢？唐太宗和太子的斗争是争夺权位的斗争，和属下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兄弟俩的斗争是别人挑拨不了的，李世民和太子的斗争本质是争权夺利争夺皇位，其次是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李世民上来就问为何挑拨兄弟关系导致兄弟相残，问的是第一个问题。魏徵没有回答属于第一个问题的问题，魏徵不能如实说，如果如实说李世民太下不来台，魏徵直接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如何斗争、斗争策略的问题，因为前太子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落得今天这种下场。“太子不听我的话”，明确他劝过但太子不听，说明太子对魏徵不是言听计从的，魏徵的政策虽然没有提供给秦王，但魏徵和李世民的斗争策略是不谋而合的，整个斗争的结果的胜败就取决于谁采取了这个有利的策略。在魏徵的这句话里面，另外一个含义是魏徵和秦王的策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当初我向你提出这个策略，你肯定会采纳，事实上你已经采纳了”。魏徵虽然说了一句话，但表达了对原来太子距离的存在，表达了他对唐太宗的心悦诚服。大家还在为魏徵捏了一把汗，但唐太宗听明白了，马上讨论具体问题，问魏徵做官的问题。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8）
其实就是一问一答，秦王府的大人物没有听懂。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个环节，这涉及到贞观之治的作用问题。如果你是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一方势力，就会知道如果想做一项事业，事业越大越缺乏人才，人才永远是缺乏的，治理国家更是这样，永远缺乏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呢？秦王府的人基本都是从敌人阵营里来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是这样。在治理国家时，争取太子党和齐王府的人不仅是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未来治理天下的需要。在吸纳这些人才的时候，李世民做得特别到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重，不是非要对他三拜九叩彻底表达服从之心。魏徵投奔李世民，在对话中一点也不失尊严，没有像冯力一样跪在地下表示认错，其实魏徵也认错了，对太子的不满、对李世民的臣服，都表达出来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李世民没有非要他表示忠心，心意到了就会领悟。中国人太好面子，这要从正面理解，人都是有尊严的，你对他尊严的保护、给他的尊严，其实是对自己有利的，尊重者就会获得尊重。我们经常见到公司里、单位里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永远是“树倒猢狲散”。新上来的人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局面，会把很好的人推走的。一定要臣服的人当面表示，让他没有尊严，他背叛你是很容易的。你尊重他，他当然会全力以赴。魏徵就是这样，贞观之治的完成和李世民的心胸开阔有一定关系，后来魏徵果然不辜负唐太宗对他的信任，他的建议、意见给国家节约了多少、挣了多少，根本计算不过来。
贞观元年，很多人报告冯王有谋求地方独立的意思。周边的边将喜欢打仗，当兵的、军官非常喜欢打仗，战争时可以获得奖赏，可以获得战利品，可以迅速升级。但不能打败仗，所以尽希望打那些弱小的。当很多军官汇报冯王要谋反，李世民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魏徵说：“证据不足，这个仗不能打也不该打。”李世民说都报告好几年了，魏徵说如果冯王谋反，一定会攻打周围的郡县，但都没有报告。唐太宗说那么冯王为何不派使者来向皇帝汇报？魏徵说那么多人说冯王要谋反，冯王怕如果派使者会被扣住。唐太宗问应当怎么办，魏徵说唐太宗应当派使者到岭南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唐太宗派使者去了以后，冯王立刻派儿子送使者回来了。唐太宗说：“魏徵一句话，省了我十万兵。”这是实际上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贞观时大家讨论如何治理天下，有人说百姓人心日益败坏，应当严刑峻法，满朝文武官员都是这种观点，只有魏徵一个人建议走法律路线。魏徵说从尧舜禹时算起人心日益变坏，那么应当没有人了，老百姓始终就是老百姓，国家治理得好与不好不在于百姓而在于统治者，责任在统治者不在百姓，只要政策对，百姓就会欢迎。魏徵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后来唐太宗支持了这种观点，即“以人为本”、走王道路线、从自身做起去改正不利政策。贞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