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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以“利”为衡尺的战争观念首先要同讲究“义利之辩”的儒家发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儒、墨对战争都持“非攻”“反战”的基本态度，但是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从“仁义德化”推导出“反战”的观念，“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之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因此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而对于“利”，则采取坚决摈弃的立场，这一点在先秦两汉儒家代表人物那里，是具有共性的选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荀子提倡“以义制利”，“以义克利”（《荀子…大略》）；董仲舒鼓吹“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等等，皆为其证。这种重义轻利，乃至重义绝利的立场，是与墨家汲汲言利相根本对立的。因此，儒、墨两家虽然都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在学术上却互为不可调和的死敌。一方面，儒家不遗余力排斥墨家，“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另一方面，墨家亦对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特点攻讦不已：“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双方形同水火，势如冰炭的结果，是当时“非战”的思潮无法汇集在一起，大大消减了它应有的力量与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当儒学在西汉中叶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墨家作为其最大的异端之一，不可避免要丧失活动的空间，墨学中绝的命运随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实为墨家的悲哀！
法家军事思想是以执著功利，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的，这表面上与墨家的战争观念似有相通之处，然而从本质上说，两者的功利观乃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具体地说，法家的功利原则立足点是在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尤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为根本宗旨上，以是否有助于所谓的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至于广大民众，在法家看来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没有生命力、缺乏主体性的部件，其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意愿，完全从属于国家和专制君主的整体利益。在富国强兵的美妙口号之下，人的基本权益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能达到战胜攻取的目的，战争造成的重大伤亡可以一笔勾销。这种冷酷、自私的功利观，与墨家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位的讲求满足“天下之利”的“功利”观显然旨趣迥异，其逻辑推导衍化的方向也绝然不同，在法家是“主战”“乐兵”，在墨家则是“非攻”“兼爱”。这样一来，墨家与“王道”政治（儒家）固然无涉，与“霸道”政治（法家）同样不兼容，而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正是“霸王道杂用之”，墨家既然两边都依靠不上，那么自然是被摈弃于主流社会思潮之外，而成为“孤魂野鬼”，进退失据了，其在古代社会中渐渐淡出，乃至几乎中绝于世的历史宿命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
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篇》），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然而这一“非战”观的哲学渊源是“天道自然”与“人道无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三章》）；“无为故无败”（《老子…六十四章》）。可是，墨家的理念却是“摩顶旋踵”，以利天下，以积极有为的途径，达到“非攻”“兼爱”的目的。这样一来，墨家与道家也无法成为同盟者了，从而失去了争取奥援，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最后一线希望，不得不孤军奋战，其左支右绌、举步维艰的前途可谓无可改变。
由此可知，墨家旨在兼顾道德与功利，希望在不废道德的前提下崇尚功利的战争观念，实际已陷入了左右不讨好的困境之中了。换言之，在道德与功利之间处心积虑寻找平衡的结果，是既丧失了道德上的纯洁崇高性，又制约了功利上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自身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加之外在的种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得墨家军事思想长期以来沉潜不彰，未能在传统军事文化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非传统军事文化发展的福音。因为假设墨学能象儒学那样生生不息，代有发展，那么追求功利的思想主旨，必定能够使其在讲求实战操作功能方面不断有所创造，“习手足，利器械，积机关，立攻守之胜”的传统遂可以长期保存并得以不断的发挥光大。换言之，所谓“摹略万物之然”、“巧传而求其故”（《墨子…墨经…小取》），它在兵学领域的反映必定是表现为对军事技术的青睐有加，这样就可以多少改变或影响中国古典兵学重“道”轻“器”，尚谋贱力的传统，使之得到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机遇。
二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所谓“救守”，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即对被攻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援和弱小国家本身的防守。
《墨子》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攻伐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指出“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而救助被攻的小国。主张替小国修缮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非攻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在这方面墨子本人是身体力行的，他与其弟子都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攻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墨子本人曾先后到宋、齐、楚、卫诸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协助被攻伐的国家城守。真可谓是“摩顶旋踵”，义无反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
《墨子》更强调小国自身的守御。由于城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或要地，所以守城也就成了防御的中心问题。《墨子》一书以大量的篇章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概括地说，《墨子》的城邑防御思想是：依靠军民，争取外援，充分发挥守城器械的作用，完善环城防御体系，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乘机出击。现分述如下：
第一，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墨子》认为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治，争取民心。这方面君主是关键，他必须讲求信用，厉行道义，以激发参加守城作战民众的积极性：“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并进而指出官民和睦是取得守城作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子》也一一加以列举。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备城门》）。具体办法是：“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分其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杂守》）。三是严明法纪，赏功罚过，使民众乐于公战，耻于偷生：“命必足畏，赏必足利”（《号令》）。四是积极动员激励民众，振奋精神，同仇敌忾。《墨子》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讲清敌人“为不道，不修义祥，唯力是上”的罪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亡尔社稷，灭尔百姓”（《迎敌祠》）。以此激发民众的死战决心，共赴战场。同时严禁传播各种动摇民心的流言蜚语，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作战中要以奖惩、抚恤、慰问等形式鼓舞参战者的斗志。
第二，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墨子》认为搞好城守战备，使各项措施一一落实，这是取得守城防御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否则守城是无法进行的：“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七患》）。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反复强调加强战备、有备无患的重要性，指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七患》）。主张搞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以造成守城防御作战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这些准备包括军事、后勤、外交、内政等诸多方面。军事上要做到“城池修，守器具”，“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修，守备缮利”（《备城门》）。后勤上要求做到“樵粟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外交上要求联络与国，争取外援，“得四邻诸侯之救”（同上）。如果城小人众，就应该事先把老幼疏散到他城或国都。内政上则要勤政爱民，争取人心，造就“上下相亲”，众志成城的局面。
第三，积极防御，守中有攻。《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作战中，不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而应该守中有攻，积极歼灭敌人。为此它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必能此，乃能守城”（《号令》）。对于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墨子》也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包括：1、依托城池，利用地形，正确部署兵力。2、自远而近，层层抗击，消耗敌人的兵力。即以城池为核心阵地，城外建郭，郭外设亭，遏制敌军进攻，打击敌军士气，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但同时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敌人且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号令》）。这表明墨家“示人以兵法贵变通”（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用兵特色。3、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在与攻城之敌长期相拒过程中，当挫败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杀伤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这时，守城的一方就要善于捕捉战机，适时组织出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夺取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例如一旦用火攻击败敌军云梯攻城的企图，使得敌军被迫撤离，这时，就要以精锐敢死之士，由“突门”突然出击，重创敌人，“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疑为“突门”，见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击遗师……因素（数）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备梯》）。由此可见，墨家的守城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是符合防御作战的基本规律的，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四，讲求战术，手段多样。《汉书…艺文志》称“（兵）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人彀、烟熏敌人的战法，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穴中与适（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燃也，即去而入壅穴”（《备穴》）。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于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攻与防是军事学上的一对基本矛盾。有进攻就有防御，同样有进攻理论也必定就有防御理论。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兵书战策 ＇杂＇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
唐初河北府兵问题，在20世纪中叶，曾经吸引了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外研究唐代历史的学者的高度注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参与讨论，但意见纷呈，并未最终得出一致的答案。
河北府兵问题，主要来自史料的记载不清。《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苏冕《会要》：“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给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1同书引李繁《邺侯家传》：“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上府管兵千二百，次千，下八百，通计约六十八万。”2由此，就引导出两个问题，一是河北到底有没有军府，一是如何看待玄宗时期河北军事的变化。
谷霁光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比较早。他曾经认为早在高宗永徽时就已经有了卢龙府，但直到武则天时“仍然不见设置府兵的事情”，最后他的结论得出：“河北道增置兵府，确是开元间的事”3。后来，他的相关论文，多是这个观点的强调4。可是，史料没有这样明确的信息，于是他就认为记录有错误，“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是“又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至于“番上”的意思，他说实际上与“番代”可以互用，不必非理解为赴中央担任警卫不可，依照他的意思这句话应该是“又置府兵番代，以备两蕃”了。
谷霁光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河北府兵于是成了府兵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菊池英夫《关于唐代府兵制度的一个疑问》，在详细讨论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认为所谓“又置”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置。然后讨论兵府数字的几种记录，证明唐朝折冲府的变化就是增加，各地的增加之后，正好有河北的数额，从而推测是在玄宗时期完成了河北的兵府数额的增加。5
陈寅恪先生是主张关陇本位论的，认为“故今日所存之史料中，河北道兵府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