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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斩断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后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斩断之后，此万事乃理也。
◆思虑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着，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阴察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懮事众者烦，烦生于担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兵书战策 ＇杂＇古代阵形
简单地说，“阵形”是古代军队的野战队形，它是人类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盛行于冷兵器时代，消亡于热兵器时代。氏族社会，人类的战争表现为部落冲突，当时还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指挥，战斗大多是一拥而上，如同群殴，自然也就无所谓“阵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国家出现，奴隶主为了巩固统治和掠取奴隶（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开始编制有组织的军队，并且采用一定的队形，这就是原始的“阵”。“阵”是在军队产生的过程中，因为组织军队和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出现的，融合了古代军制学和战术学的成果。东方的战阵起源于中国。
中国最早的阵法，据说始于黄帝，黄帝为战胜蚩尤，从神那里学到阵法，但这只是传说，有据可考的是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到武丁编制了左、中、右“三师”，从“三师”的命名来看，已经采用固定的阵形。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周师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陈”通“阵”。
早期的阵形比较简单，按照“三师”的编制，呈一字或者方形排列，阵战法在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极为盛行，当时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两军约在某地会战，列阵整齐，相互攻伐……。中国的阵法是在春秋和战国发展成熟的，这一成果的代表有《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姜尚所著，据考为后人伪托，成书在先秦或者汉初，至今尚无定论；《吴子》是战国名将吴起的兵法，略为可信。以上两部兵法主要介绍了车阵。战国以后，步骑取代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编成，阵法又有了变化和发展，1972年出土了《孙膑兵法》，里面讲述了十种阵形（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及其使用的方法。同时代的《尉缭子》本来也有“阵形篇”，现在已经失传。秦汉以后，我国历朝的军事家对阵法的发展还有：三国魏武帝曹操著《孟德新书》（已失传，仅余若干引用），有专章讲述行军布阵之法；（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武侯八阵”流传后世，影响极广。《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深研阵法。南宋岳飞留有兵法残篇讲授阵法。明代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解阵法，戚继光还自创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在抗倭战争中显现威力。我国的各朝军队均演练阵法。
日本的阵法起源于中国。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十日，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关成等六人与太宰府的大弐吉备真备等将在军中演练“武侯八阵”和孙子的“九地”，以后自源平合战始，在实战中普遍地使用。“武侯八阵”经过历次战争的洗礼，结合日本的实际，发展成为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编成这八阵的是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因此又称“武田八阵”。下面作简单的介绍：
鱼鳞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前端微凸，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集中兵力对敌阵中央发起猛攻，已方优势时使用，阵形的弱点在于尾侧。
锋矢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也是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锋矢阵的防御性较鱼鳞阵为好，前锋张开的“箭头”可以抵御来自敌军两翼的压力，但进攻性稍差，阵形的弱点仍在尾侧。
鹤翼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以重兵围护，左右张开如鹤的双翅，是一种攻守兼备的阵形。战术思想：左右包抄。鹤翼阵要求大将应有较高的战术指挥能力，两翼张合自如，既可用于抄袭敌军两侧，又可合力夹击突入阵型中部之敌，大将本阵防卫应严，防止被敌突破；两翼应当机动灵活，密切协同，攻击猛烈，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
偃月阵：全军呈弧形配置，形如弯月，是一种非对称的阵形，大将本阵通常位于月牙内凹的底部。作战时注重攻击侧翼，以厚实的月轮抵挡敌军，月牙内凹处看似薄弱，却包藏凶险，大将本阵应有较强的战力，兵强将勇者适用，也适用于某些不对称的地形。
方圆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防，长枪、弓箭在外，机动兵力在内，与优势敌军交战时使用，战术思想：密集防御。方圆阵的队形密集，防御力强，因队形密集限制了机动，缺少变化，敌军败退亦难以追击，攻击性较差。
雁行阵：兵力配置如大雁飞过的斜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冷兵器时代以白刃战为主，雁行阵较为少用，但也应结合具体的情况。个人认为，“骑铁”很适合使用。
长蛇阵：用于行军或追击的一路纵队，机动力强，战斗力弱。
衡轭阵：与长蛇相似，采用多路纵队并排的形式，战斗力较长蛇阵强。
“武田八阵”是很有代表性的阵形，另外还介绍一种车悬阵，车悬阵为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所创。车悬阵的与方圆阵相似，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设，不同之处在于，机动兵力在外，结成若干游阵，临战时向同一方向旋转，轮流攻击敌阵，形如一个转动的车轮。其意义在于：向敌军的一部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其因疲惫而崩溃，己方则因为轮流出击而得到补充和休整，恢复战力。不容质疑，这种战术是很优秀的。车悬阵受地形的制约大，要便于机动；要求大将有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应善于寻找战机和在军队的轮换中避免疏漏；战力持久却不利速决。
此外还有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不一一详解。
阵法操练，是古代治军的重要方法。通过操练，教给士卒进退的规矩、聚散的法度，使他们熟悉各种信号和口令，在战斗时做到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整体合力。阵法操练是将乌合之众训练成军队的有效途径。今天各国军队使用的队列，就是古代阵法操练的残余。目前各国均使用西式队列，原来东方的队列已不可见，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西式队列较东式队列严肃整齐，指挥多用口令，东式则是以旗号、金、鼓为主，日本使用军旗、法螺贝、太鼓、钟和军配。战国名将武田信玄擅长阵法训练，武田的军容，常使人感到危险。
中国的兵法重视谋略，阵法处在次要的位置，而在日本则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争规模远比日本为大，在动辄以“良将千员，带甲十万”的战争中，军队统帅主要进行战略和战役层的思考，战术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尊崇儒术，重文轻武，对阵法研究不够重视；而日本的战争多在千人级，军队统帅也是战术指挥员，不能不精研阵法，日本自镰仓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权，阵法在历次战争中经受磨练，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兵书战策 ＇杂＇“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范蠡的兵学观
春秋时期频繁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对军事的探讨和总结，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范蠡作为当时南方兵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春秋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今天对其军事思想的基本面貌与时代特色进行扼要的归纳和分析，对于梳理先秦军事思想的演变脉络，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范蠢，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其军事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军事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