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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论】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论】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霍去病论】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刘伯升论】
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
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驽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邱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借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驽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未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汉光武论】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水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众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