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备战。知伯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知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晋阳形势极为严峻。十六年，赵襄子在危机之时，果断采取分化瓦解联军，策反还击的对策；他派丞相张孟同暗地去见韩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则齿寒”（《战国策·赵策一》）的道理说服他们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伯。知伯属臣知过遇张孟同，发觉韩、赵两氏可能倒戈，马上报告知伯，建议速杀韩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谋臣。但知伯并不重视，未采纳知过的建议。赵襄子担心事情有变，连忙通知韩、魏当即行动。三月丙午日夜，韩、魏军秘密出动，杀死守河堤的知吏，突然决堤放水反灌知军。知军因忙于救水而陷于混乱。韩、魏军急从两翼进攻。赵襄子则亲率精锐从正面出城反击，大败知军，擒获知伯，遂解晋阳之围。赵、韩、魏三卿杀知伯而三分其地，灭亡知氏族，壮大了三族的力嚣扒从此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点评：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又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赵襄子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挫败了知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知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知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知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知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一败涂地。
中国战争 陉城之战
周赧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64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占韩国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等9座城邑的作战。
四十五年（前270年），魏人范睢针对秦国过去“越人之国”进攻，劳多获少的弊端，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即先交好与秦为邻，处中原地带的韩、魏两国，以威服楚、赵；楚国强，则与赵友好，以威服楚；赵国强，则与楚通和，以威服赵；楚赵亲附后，东面临海的齐国必定恐惧，会自动亲附秦国。那时，再向近处的韩、魏两国进攻。这样，得寸土则为秦国之寸土；得尺土则秦国的尺土。秦昭襄王表示赞许，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秦国大事。当时，韩国与秦国疆界相错如织绣，“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韩国经白起几次攻伐，国力日弱，但还有一定力量。秦昭襄王将攻韩重任再交武安君白起。五十一年，白起率秦军大举进攻韩国，韩军难以抵挡。秦军进展顺利，不久，夺占韩国陉城等9座城邑，斩杀韩国生力军5万余人。韩朝廷陷入混乱，开始谋求防守，但为时已晚，不久又失南阳（今河南西南部一带）、上党（今山西东南部地区）等地。
中国战争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齐国田忌、孙膑率军在马陵（今山东莘县境，还有它说）聚歼魏军的一次著名伏击战。
二十七年，魏惠王（即子罃）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以韩不赴会为由，出兵攻韩，战于梁、赫（，韩师大败。韩遂向齐求救。齐相邹忌主张不救。田忌认为，不救则韩将附魏，使魏益强，对齐不利，主张速救。孙膑认为，在韩、魏两军尚未疲惫之际出兵驰援，是代韩与魏作战建议采用“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策略。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其力战抗魏；俟韩濒临危亡而魏亦遭到一定削弱时，再出师援救。齐威王采纳孙膑建议，直到韩军五战皆败，情势危急，魏军也十分疲惫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仍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直扑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魏惠王果然将攻韩之军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兵l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战齐军。庞涓耻于桂陵之战之败，又自恃兵强马壮，急于与入境齐军决战。面对气势汹汹的魏军，针对庞涓骄傲轻敌，急于求战的心理，田忌用孙膑计，采取避战示弱，退军减灶，诱敌追击，设伏歼之的方针。齐军主动后撤，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冒进追击。齐军退至马棱，利用道狭树密，旁多阻隘的有利地形，砍倒树丛，堵塞通路，并以万名弓弩手夹道埋伏，等待魏军。庞涓果然中计，放弃步兵，留下辎重，亲率轻车锐骑兼程追击齐军。至马陵道时，正值傍晚，两旁万弩齐发。魏军不及防备，乱作一团，顿时溃散，庞涓愤愧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全歼魏军，俘太子申。
点评：此战，庞涓狂骄轻敌，孤军冒进，中伏被歼。孙膑在战略上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空间，俟双方削弱后再出兵击魏；攻其必救，调动敌军在预期的有利战场进行决战。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假象，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这为历代兵家留下了设伏歼敌的成功范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战争 黔中之战
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军进攻楚国黔中郡（今湖南、湖北西部、贵州东北部）的作战。
秦昭襄王自白起领军作战，严重削弱韩、魏军事力量后，开始谋取向西南方向进攻。决定由西向东经巴、蜀对楚实行战略迂回，直捣楚国腹地黔中。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令大将军司马错率大军由陇西（今甘肃临洮）进入今四川，增补巴、蜀军10万；然后乘坐大脸船万艘，载米600万斛，从巴的涪水（嘉陵江支流，处四川中部）南下，进攻楚国。秦军战胜重重困难，翻越今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云贵高原，终于出其不意地攻到楚国后方。当时，楚军主力集结西北部秦、楚边境前线，后方空虚。遭司马错突然进攻，楚军猝不技防，损尖大片土地。秦军攻占楚国黔中郡（治黔中，今湖南沅陵西）。楚顷襄王被迫㈩献上庸（今湖北竹山）和汉水以北地区给秦。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战略迂回战例。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迂回。
中国战争 秦楚丹阳、兰田之战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于丹阳（今陕西、河南间丹江以北地区）、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一说今湖北钟祥西北）击败楚军的作战。
秦败魏、韩、赵三国后，形成以秦与魏、韩为一方，齐与楚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对立局面。秦欲攻齐，派张仪去楚，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以破坏齐楚联盟。楚怀王遂与齐断交，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不甘心失败，尽发国内兵再度攻秦。秦军于蓝田击败楚军。韩、魏配合秦军乘楚国内空虚，攻占楚地邓（今湖北襄樊北）。楚怀王被迫撤军，割两城向秦求和。
点评：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中国战争 秦灭巴蜀之战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等率军攻灭巴（今四川东部）、蜀（今四川西部）的作战。
巴、蜀两国均在今四川。蜀国都成都（今四川境），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这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点评：此战，先击灭巴、蜀及苴等各国（均在今四川境），占领秦岭外广大地区，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战略上还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
中国战争 秦灭楚之战
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226—223年），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军攻灭楚国（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大部等地）的作战。
二十一年，秦将王贲率军进攻楚国北部，开道击魏，揭开了攻灭楚国的序幕。这年，秦王嬴政又派李信和蒙武率20万大军，乘楚国内讧之机，分兵两路进攻楚国。二十二年（前225年），李信率一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蒙武率一军攻打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均击败楚军，会师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楚王派将军项燕率军抵抗。项燕挥军尾随秦军，追击三天三夜，乘秦军轻敌无备，在城父发起突然袭击，大败秦军，占其两座营垒，杀死7名都尉。李信带残兵逃回。秦王赢政认识到楚虽已衰弱，但毕竟地广人众，仍具有一定实力，非轻易可灭。他亲赴频阳（今陕西蒲城西）王翦家，敦请其统兵出征，并按其要求调军60万归其指挥。二十三年（前224年），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攻占平舆后，楚国征调全国兵力，命项燕率领与秦军决战。王翦采取了坚壁自守，避免决战，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多次挑战，终不肯出。王翦与士兵共同生活，并关心其饮食、起居，注意其劳逸结合，同时开展投石和跳远运动，以提高士兵的体力及战斗技能。楚军求战不得，日久斗志松懈，项燕只好率军东撤。王翦抓住战机，挑选精兵在前，实施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点评：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军改变了轻敌冒进的错误，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军争》）的作战方针，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战争 秦灭韩之战
秦王政十六年至十七年（公元前231—前230年），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军攻灭韩国（今河南中部）的作战。
秦赵两军在肥及番吾作战中，秦军先后被歼10万余人（参见肥之战、番吾之战），损失巨大，进攻受阻。但赵军亦伤亡惨重。于是秦国便按原定的中央突破，由近及远，逐个歼灭的方针，将主攻方向指向韩国。十六年，秦国故意挑衅，强索韩地。韩王安企图苟安，被迫献出南阳地（今河南境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同年九月，秦王任命内史腾为南阳守，率军前往受地，实际上却以该地为前进基地，作进攻韩国的准备。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率领秦军突然南下渡过黄河进攻韩国，一举攻克韩都郑（今河南新郑），俘获韩王安，继而占领韩国全境，灭亡韩国。秦国遂在韩地设置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
点评：此战，秦国用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将韩国一举攻灭，占领了地处“天下之枢”的战略要地，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中国战争 秦灭六国的战争
秦王政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36—前221年），秦军攻灭赵国（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等地）、韩国（今河南中部）、燕国（今河北中部北部、辽宁大部等地）、楚国（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大部等地）、魏国（今河南中部偏东）、齐国（今山东境）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
战国末期的战略态势
秦国自秦孝公（前361—338年）用商鞅实行变法图强以来，经过六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发展，其势力由西部进入东方。至秦王政亲政时，秦的统治区域，已据有西至今甘肃、四川，南至今湖北、湖南，东至今河南中部、河北南部，北至今山西、陕西广大地区。政权高度集中，统治巩固，政令贯通。关中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推行鼓励耕织政策，农业经济极为发达。由此又吸引了三晋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各种士人投奔关中，致使秦国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由于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兵源充足，建立了一支“车干乘，骑万匹，带甲百万”（《史记·张仪列传》）的强大军队。坚持经常性的军事训练，又实行军功爵制及什伍连坐法，鼓励杀敌立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指六国士兵）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战国策·韩策一》）。秦国不论在军事实力还是战争潜力，以及部队战斗力等方面，都已超过了六国中的任何一国。赵、韩、燕、楚、魏、齐六国，在秦国的不断蚕食和秦军的不断打击下，均已走向衰落。赵国原有“车干乘，骑万匹”，军队数十万，实力仅次于秦国。但在长平之战中败于秦国，40万军队被歼，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楚国虽号称有百万大军，但在鄢郢之战中，被秦军歼灭数十万人，实力也受到很大影响。齐国则自济西之战（前283年）受燕重创以来，实力一直未能恢复，执行与秦交好的政策，以求暂时苟安，而韩、魏、燕三国的实力则更弱。韩国面积大体相当秦国的一个郡县。魏国土地面积也已很小。燕国疆域虽大．但地广入稀，在长期战争中实力不断受到削弱，已不能与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