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起义军提出反对外国强权的口号。欧洲人蔑称义和团成员为“拳匪”（称起义为“拳匪”起义）。1898年4月，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与山东两省交界地区首先兴起，到年底便延及10余县。1899年，山东省有4万余人揭竿而起。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的中心转向京都所在地直隶省。这里往往把排外活动与反清结合在一起，起义人数已达10万。直隶省的义和团首领有船夫张德成、行伍出身的曹福田和统率娘子军的渔家女黄莲等。起义军从直隶南部向北京和天津推进，沿途捣毁外国教堂。起义军破坏铁路路基和电报线路。政府军对义和团的清剿战果甚微。外国列强联合照会清政府，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典型。外国军舰开进渤海湾，陆战队随之登陆，英、德、奥—匈、法、美、日、俄、意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由此开始。国内对洋人的不满情绪剧增。1900年6月11日，清兵在北京打死日驻华使馆参赞杉山；6月20日，又打死德驻华公使凯特勒。北京使馆区被围困56天之久。6月13日义和团起义军开进北京和清军一起参加使馆区围攻。在这种形势下，清朝当局与起义首领开始谈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公开干涉和干涉军军舰击毁大沽炮台，清廷被迫于6月21日颁布向外国列强宣战诏书。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更加广泛地展开。山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中国东北和蒙古各地居民都纷纷起来捣毁教堂，驱赶外国商人，等等。但就在这时，清廷开始出卖义和团：朝廷并未与列强干涉军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多次向他们发出道歉照会，说明对义和团之所以纵容姑息，确系无法应付，实出无奈。
6月21日，占领了大沽的干涉军逼近天津。他们挫败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攻占天津车站，7月14日占领全城，对守城军民进行血腥镇压。1900年8月之前，所谓八国联军（4万人）业已组成，其统帅为德国元帅瓦德西。8月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参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干涉军屡败清军和义和团起义军，于8月13日进抵北京，西太后及其亲信臣仆逃往西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全城进行洗劫。干涉军的暴行甚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者所遭到的镇压。只要怀疑有人参加义和团，他们就血洗全村。9月7日，清廷颁布谕旨，把国内混乱局势归罪于义和团，并命令各级官吏残酷镇压起义军。于是，西太后统治集团在领略了干涉军的武力之后，出卖了义和团，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原来的同盟者。清政府背叛后，仅有最坚定的战士（劳动人民的代表）仍留在义和团，起义军在“扫清灭洋振兴中华’口号下继续战斗。义和团有些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1901年秋季。清朝卖国政府在逃离北京之前，曾指派中堂李鸿章和帝国主义列强交涉解决冲突，作善后处理。1900年12月开始谈判，除8个干涉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参加。各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使谈判持续9个月之久，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偕同庆亲王与11国公使签订奴役性的《辛丑条约》。议定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总额高达近10亿两（合1。47亿英镑）；禁止清政府输入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至海口准许外国驻扎军队，北京为外国设立使馆特区，特区内各国公使馆可设配有火炮的警备队。议定书责令中国政府对任何排外肇事人处以极刑。于是，《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武装干涉军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土的义愤。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充满愤怒的揭露文章，表明对中国事件的关切。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痛斥列强的掠夺政策，揭露它们的殖民主义本性。他号召劳动人民加强国际团结，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指出：“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页）。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抗议德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点评：义和团起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义和团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胜利进行这场解放斗争的条件，还缺少一个能领导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因此，这场运动是自发的和缺乏组织的。起义军的思想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农民起义军没有作战经验，使用原始武器，无力抵御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干涉军。
中国战争 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云南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
云南境内多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各族人民在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极端贫困。太平天国起义后，东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对云南的协饷银，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以致各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反清情绪日烈。云南地方当局为了转移人民视线，还不断挑起民族纠纷，“护汉抑回”，加剧回汉矛盾，终于迫使回民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1856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举义旗，7月攻占姚州城。各地回民纷纷响应。滇西的蒙化厅（治今巍山）、顺宁府（治今凤庆）、鹤庆、丽江，滇南的新兴（今玉溪）、临安府（治今建水）、昆阳（今晋宁）、激江（今澄江），滇东的曲靖、寻甸等地，都有回民相继起义。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民族亦纷纷举事，起义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以回族为主的云南各族人民起义，震撼了清朝统治当局，清廷急令云贵总督恒春“痛加剿洗”。由于兵力不敷派遣，恒春无能为力，始终顾此失彼。起义军乘机发展力量，声威日壮，并逐渐形成两大集团：一是以马德新（即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一是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回民起义军。滇东、滇南起义军曾西克楚雄（参见楚雄之战），三攻昆明，造成过轰轰烈烈的形势。但马德新、马如龙均为回族上层分子，意志不坚，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于1862年3月降清，从而葬送了滇东、滇南的大好革命形势。滇西回民起义军则于1856年10月公推有宏图大志、忠直廉洁的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了大理政权，并宣布追随太平天国。为巩固政权，杜文秀统一军制，严明纪律，实行一系列有利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不仅击退清军多次进攻，而且扩大了控制地区。至1861年10月，滇西20余个厅州县均在大理政权的管辖之下。1862年夏至1864年夏，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军多次粉碎了清军的“招抚”伎俩。1867年，杜文秀在击退叛徒马如龙率领的近万清军进攻之后，调集10万大军东征昆明。1868年3月，起义军包围昆明，清廷震惊。然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起义军并未乘胜向昆明城发动猛攻，却利用附城寺庙、堡寨、筑墙掘壕，企图凭借坚固工事长期围困，结果坐失良机，使清军得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反扑。起义军围攻昆明一年有余，由于远离根据地，后勤保障困难，特别是顿兵坚城，久攻不克，士气日益低落。从1869年6月起，战局急转直下，昆明外围阵地先后被清军攻破。同年12月，东征终于失败，起义军精锐部队所剩无几，而进攻的清军则逾10万，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云南巡抚岑毓英决定进军滇西。1869年10月，清军兵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起义军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兵力不足，相继失去姚州、镇南（今南华）、永昌（今保山）等军事要点，使清军得以逼近大理。1872年11月初，清军包围了大理城。杜文秀决心在大理与清军决一死战，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内部危机加深，部将降清。杜文秀终于绝望，于12月27日服毒后出城伏诛。清军诱杀起义军首领后，血洗大理城。1873年5月，起义军据守的最后一座城市腾越陷落，坚持18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点评：云南回民起义沉重打击了云南当局的反动统治，并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增强了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战争 浙江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至1864年4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镇守浙江的侍王李世贤等率太平军抗击清军反攻的作战。
1861年4月至12月，侍王李世贤等率太平军进攻浙江，占领除衢州、温州、湖州三府城及边外诸县以外的浙江大部地区。1862年初，湘军节节东犯，兵临天京（今南京）城下，浙江太平军也面临清军的四面夹击。浙西方面，1862年2月中旬，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8000余人自皖南进入浙江，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今淳安西南）、江山等地。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抵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李世贤为阻湘军东进，从6月起，督军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与湘军鏖战数月。9月底，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万余人自广西抵达衢州，左部兵力增强。而李世贤却因天京遭湘军围困，奉命于10月7日率数万人回援，留浙太平军兵力大减。左宗棠乘机于同年冬发起新的攻势。1863年1月2月陷严州（治今建德东北），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2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湘军又乘势北攻，连占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暨、桐庐，下旬进攻富阳，威胁杭州。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悼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于3日占领余姚。9月上旬，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率部反攻余姚，18日克慈溪（今慈溪东南），迫近宁波。21日，“常胜军”统领华尔率千余人进攻慈溪，被太平军击毙，但太平军防御失利，慈溪又落清军之手。1863年1月，清军、“常捷军”与英、法侵略军继续西攻，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4月下旬，台州（治今临海市）地土团练开始反攻，至5月中旬，台州府城及所属各县太平军均撤走。浙南方面，1862年7月下旬，广东巡抚耆龄抵福建浦城，代闽浙总督庆瑞主持攻浙军务。时处州（今丽水市）太平军多奉调北上，耆龄督军乘势于8月14日攻占该城，太平军北撤至缙云、武义一带。1863年3月开始，湘军蒋益澧部进攻富阳。康王汪海洋率军屡败湘军，坚守至9月20日，蒋益澧联合“常捷军”攻城，富阳失守。湘军占富阳后，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今杭州西），企图断太平军后路，双方在余杭、杭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2月，淮军攻占苏州、无锡后，江苏巡抚李鸿章派军攻浙北嘉兴。嘉兴附近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献城投清。1864年3月25日，嘉兴被淮军攻陷，杭州遂处于清军三面围攻之下。28日，湘军在“常捷军”配合下，对杭州发动猛攻，以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约3丈，乘势涌入。太平军拼死堵御，将湘军全部逐出。30日，湘军水陆各营分攻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各门，听王陈炳文率太平军顽强抗击，终因军力不支，于当夜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失陷。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该城亦失陷。4月14日，李世贤会同各路太平军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浙江全省除湖州尚由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坚守外，余皆为清军所占。
点评：些战，太平军在浙江转战3年，予清军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集中统一指挥各部协同不密，加之后期士气低落，叛变投清者日渐增多，浙江丧失，使天京东南屏障尽失，太平军处境更加险恶。
中国战争 镇海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2月至3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浙江镇海抗击法军入侵的作战。
1884年10月法军在淡水失败（参见淡水之战）后，为孤立台湾守军，于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企图阻断南北海运及闽台联系。福建军民采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运送物资援台，但杯水车薪，缓不济急。为打破封锁，清廷令南洋水师派舰援台。次年1月18日，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率领的5艘援台舰只自上海启航南行。法远东舰队司令孤拔闻讯，亲率7舰北上拦截。2月13日，双方舰队相遇于浙江石浦檀头山海域，吴安康见敌即率队逃跑，两艘航速较低的战舰被迫驶入石浦港隐蔽，后被法舰击沉。之后，孤拔得悉另3艘军舰泊于镇海口内，即率队进犯镇海。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处，系浙东之门户、宁波之咽喉。自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等日夜督兵备战，构筑了较为完备的海岸防御工事。28日夜，4艘法舰侵入镇海海面，清军立即沉船堵口，南北两岸炮台和泊港舰只均严阵以待。3月1日下午，炮台守军击退法舰的连续进攻并伤其一舰。此后，法军采取各种战术手段继续进攻，均遭失败。孤拔本人亦受伤，不得不停止进攻。
点评：此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终于取得了继淡水大败法军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中国战争 镇江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7年12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保卫江苏镇江的防御作战。
1853年3月底，太平军占领镇江。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木一总制吴如孝率军驻守，加高缄墙，掘深城河，修筑炮台，驻泊水师，北通瓜洲，护卫天京（今南京）。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先后派提督邓绍良、总兵音德布等率陆师8000人往攻，总兵和春等率水师助战。7月18日，镇江守军出攻，击溃清军。清廷革邓绍良职，命和春署江南提督。和春建大营于镇江东丹徒镇，伺机再攻。年底，清廷又以已革湖南提督余万清统镇江军务。太平军由于精锐相继北伐、西征，天京地区兵力不厚。镇江守军仅三五千人，虽多次击退清军进攻，但只能据守城垣，截断漕运并牵制清军，无力攻破江南大营，亦无力向苏南发展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相呼应。1854年7月，因庐州（今合肥）被围，罗大纲奉命援皖，镇江城防由殿左五检点吴如孝主持。是月，清军广东水师驶抵镇江江面，镇江与天京水上交通受阻，防务吃紧。11月中下旬，天京派兵增援，在高资一带与清军接战失利，被迫退回。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清军转攻镇江。镇江守军虽顽强守御，但兵力单薄，形势日趋不利。天京受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亦岌岌可危。1856年初，东王杨秀清从上游调集重兵，令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统率东援镇江。2月初至3月中旬，秦日纲等率军相继突破东阳、龙潭、下蜀、高资、汤头一带清军堵截，于3月18日与镇江守军会师。4月2日夜，秦日纲留军一部协守镇江，自率大队渡江北攻扬州，取粮接济镇江，并解瓜洲之围。秦日纲北渡后，吉尔杭阿、余万清等又兵围镇江。5月下旬，秦日纲等自瓜洲渡江南返，31日攻破城西烟墩山吉尔杭阿大营。吉尔杭阿兵败自杀。向荣闻讯，调兵增援。6月上旬，秦日纲统军乘胜又攻破九华山清军营垒30余座。旋于中旬自镇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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