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消灭了占领湖广、江西等地的陈友谅、占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为北上灭元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北上作战的战略部署和进军路线，朱元璋作了审慎的筹划。他首先征求诸将的意见。平章常遇春提出长驱直入，直捣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主张。朱元璋不同意这个轻敌冒进的方案。他根据当时元朝在中原、西北的兵力部署以及各部之间的关系和各部内部的政治倾向、军事实力，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必然陷入被动之中。为此，他提出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北伐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朱元璋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将整个战略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加以实施。第一阶段，首先攻取山东，继而转攻河南，占据潼关；第二阶段，攻取河北及元朝大都，消灭元朝；第三阶段，主力由大都南下攻取山西，略定陕甘，完成北方之统一。北伐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实施的。
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入河，北伐中原。为减少北伐阻力，争取人民拥护，出兵之前，朱元璋特别告诫将士，师到之处，切勿杀掠。并向北方人民发布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汉族各阶层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号召力，所以北伐比较顺利。为了保障北伐，令留守江淮之部队加强戒备，以防元军袭击。
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明军主力由江淮北上，至洪武元年二月，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攻下山东（参见明攻山东之战）。山东的攻克，使元廷失去了左臂，在战略上为北伐造成了更为有利的军事态势。三月，徐达挥军西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参见明攻河南之战）。一路自济宁溯黄河而上，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一路由河南永城、归德（今河南商丘）攻许州（今河南许昌）。同时命征南将军邓愈率襄阳、安陆、景陵等处兵马北攻南阳，策应北征主力作战。明军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攻克汴梁、洛阳以及嵩（今河南嵩县）、陕（今河南陕县）、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诸州，并不战而据有潼关，基本上完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元朝大都之屏蔽已撤，外援隔绝，陷入了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五月，朱元璋亲抵汴梁，听取前线将领的军事情况汇报，并讨论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根据当时元廷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军事形势，徐达提出由临清（今属山东）直捣大都的主张，朱元璋表示同意。遂决定由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守汴梁，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守河南（今河南洛阳），镇国将军郭兴等人镇守潼关，徐达率大军直取大都。
闰七月初一日，明军主力自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渡黄河，沿御河（今卫河），经临清、长芦（今河北景县）、通州（今北京通县），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直逼大都城下。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遂于二十八日夜三鼓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占大都，从根本上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参见明攻河北、大都之战）。
攻克大都之后，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尽入明军之手，尤其是元主北逃，使整个北伐战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困据秦晋的元地主武装集团，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朱元璋得到徐达大军攻下大都的消息以后，不失时机地命其转入下一个战略阶段。
八月十五日，朱元璋命都督副使孙兴祖、都督佥事华云龙留守北平府（今北京），徐达、常遇春挥师西向，攻取山西。同时，命冯胜、偏将军汤和由河南渡河北向，以策应攻晋主力。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作战，明军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攻克大同，进而平定山西（参见明攻山西之战）。这时盘据在陕甘方面的尚有李思齐、张思道等l0余万人。徐达平定山西以后，迅即转攻陕甘，以求彻底完成此次北伐战略任务。自二月徐达派常遇春、冯胜渡河趋陕（参见明攻甘陕之战），至十二月明军击溃扩廓帖木儿反攻兰州之军，历时10个月。明军相继攻克奉元路（明改为西安府，即今陕西西安）、凤翔、兰州、临洮、庆阳等重镇，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地区元军之势力。至此，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宣告结束，基本上实现了战前拟定的战略计划。
点评：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是一个战略决策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显示了朱元璋卓越的用兵才能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朱元璋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用兵如神，是此战获胜的重要因素。当年忽必烈令伯颜率军20万灭亡南宋，仅过百年，朱元璋令徐达将其逐回大漠，也是率军20万，不知是不是历史的巧合。此次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确立了明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中国战争 明末农民起义
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四年至六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白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六年冬，高迎祥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转进至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之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七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以洪承畴继任五省总督。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除李自成仍坚持流动于陕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转进河南。洪承畴率主力出关追击。义军于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参见凤阳之战），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俘杀，余部走归李自成。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十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但在十一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五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陷入低潮。九月，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西北官军减少。十二年，张献忠、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痛歼左良玉军。朱由检杀熊文灿，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十三年初，罗汝才曾在香油坪击败官军，但不久与张献忠先后败于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杨嗣昌率主力追击入川。李自成乘机于十一月进入河南，迅速发展为数万人。农民军首义至此时，优势官军始终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农民军则处于反围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以调动疲惫敌人，在有利时机，形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打击削弱敌人，在战斗中保存并发展自己。经过13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至十三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阳。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参见襄阳之战），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白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十四至十六年间，三攻开封（参见开封之战），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李自成进京后，面临的形势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本待归降大顺，四月初，忽闻大顺军在北京逮捕明勋戚大臣严刑追赃助饷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后，击走唐通，部署防御，并向关外清军乞兵。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在山海关激战（参见山海关之战）。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常常失败。农民起义军在战略策略上运用恰当，渑池突围完成了战略转移，后来从流动作战转为阵地战，避免了不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北京后，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但农民军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都激励着后人。
中国战争 明官军平安邦彦叛乱之战
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至崇桢三年（1630年）春，明朝官军平定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叛乱的作战。
安邦彦素怀异志，奢崇明叛乱（参见明平奢崇明之战）以后，明廷调水西（今贵州西北一带）兵赴川平叛。安邦彦乘机以援川为名，于天启二年二月，率军2万至毕节（今属贵州省），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在乌撒（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效良的协助下，攻占毕节。四川东川（今云南会泽）、云南沾益（今云南宣威）、贵州洪边（今贵州开阳县境）等地土官纷起响应。叛军先后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龙里、瓮安（今均属贵州省）、偏桥（今贵州省施秉县）、沅州（今湖南芷江县）、普安（今贵州盘县）、安南（今贵州晴隆）等地，切断了官军援路及滇黔通路。二月初九日，安邦彦率军包围贵阳，声称破辰（辰州）常（常德），下荆州，直抵中原。宝庆、靖州（今湖南靖县）一带为之震动。时贵阳兵力空虚，候代巡抚李橒、巡按御史史永安督率军民坚守孤城。总兵张彦芳由铜仁（今属贵州）率兵2万赴援，被叛军诱败于龙里。三月，明廷令贵州附近各镇派精兵应援，并调湖广、云南、广西三省4万官军入黔。六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军1万进驻平越（今贵州福泉），等待各地援兵。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领兵增援，在新添（今贵州贵定西）瓮城河被叛军打败，贵阳援绝粮断。十一月底，王三善分兵3路破围，自率中路2万精锐出敌不意，经新添，至龙里，连战皆捷，斩叛军万余人。十二月贵阳解围（参见贵阳之战），安邦彦退守陆广河。时云南官军也先后收复平夷（今云南省富源）、沾益二城，云南的反叛势力基本肃清。贵阳破围后，湖广、广西及四川援黔部队先后到达贵阳，王三善兵分3路，进军水西。三年（1623年）一月，安邦彦联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