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朱棣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明国防战略转为单纯防御。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军初战失利。六年至十三年，明廷调集10余万兵力，三次进击，方基本平定（参见麓川之役）。但此次用兵西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部边防。此时瓦刺已强，吞并鞑靼后，于正统十四年大举攻明。太师也先自率精骑攻大同（今屑山西）。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挟持下，率京军50万反击。但到达大同后又怯敌退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刺军追击，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参见土木之役）。瓦刺军乘势进攻北京，兵部左侍郎于谦领导、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刺军，并加强了边防（参见北京之战）。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与明廷议和，送回英宗。天顺（1457—1465年）、成化（1465—1488年）中，鞑靼转强，进入河套（今内蒙古黄河以南），连年攻掠明边。明廷乃大修长城，并设总制府于固原（今属宁夏），统一指挥延绥（今陕西绥德）、甘肃、宁夏三镇明军。但边境战斗一直未断，通贡互市完全断绝。弘治（1488—1506年）时，达延汗统一蒙古，实力更强。嘉靖（1522—1567年）时，达延汗之孙俺答（阿勒坦汗）多次请求通贡，均被明廷拒绝。俺答企图以武力迫使明廷通贡互市，遂以河套为基地，不断进攻明军。明三边总督曾铣曾建议收复河套，未被采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入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直迫北京城郊。明军不敢出战，任其劫掠京畿8日后撤走。隆庆（1567—1573年）初，礼部尚书张居正辅政，一面加强边防，修缮长城，整顿京军，一面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允其通贡互市。明军与蒙古的战争基本结束。
俺答频繁进攻明北部边境时，东南沿海地区倭患又炽（参见明抗倭的战争）。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创建新军（参见戚家军、俞家军），用新战法，作战近20年，至嘉靖四十四年方获得抗倭战争的彻底胜利。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攻占王京、平壤等地。朝鲜国王向明求援。明军于次年入朝，击败日军，收复平壤、王京，日军退往釜山求和，战争暂止（参见明抗倭援朝的战争）。明军撤回后，日军增兵，继续侵朝。万历二十五年，明军应请再次援朝，初攻蔚山失利，次年增兵，明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重创日军，日军退走，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在对明廷伪示忠顺、对女真徐图渐进思想指导下，采用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统一了建州女真（参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战争），并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及科尔沁蒙古等九部联军。至万历四十三年，已吞并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三部，控制了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并组建了八旗军。次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攻明（参见明与后金的战争），次年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打破明军的分进合击战策，全歼其四路中的三路，并乘势兼并叶赫部。后金军从此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参见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1621年），又发动沈辽战役，克沈阳，破辽阳（今属辽宁），连下70余城，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次年又西渡辽河，占领广宁（今辽宁北镇），打开了进攻辽西走廊的门户（参见河西之战）。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强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依托城防工事，发扬炮火威力，击退后金军，并炮伤努尔哈赤（参见宁远之战）。和硕贝勒皇太极继汗位后，再次强攻宁远、锦州，依然受挫（参见宁锦之战），遂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至明朝腹地，实施破坏战略（参见京畿之战）。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五年，五次取道蒙古入边，大肆烧杀劫掠，严重削弱了明的战争潜力。此间，皇太极还以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结盟，利用矛盾击灭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之左右臂，解除侧翼威胁，并以围困战术迫降大凌河明军，进一步获得战略优势。崇祯九年改称帝，更国号为清。清崇德五年（1640年）清太宗皇太极将主要战略方向移向辽西。针对明军“凭坚城，用大炮”的特点，采用“困中带战，战中带困”的围困战及攻心战，包围了锦州（今屑辽宁）。明廷在西线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时，调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此时已在宁远地区集结10万兵力。明军东调，使西线又趋紧张。崇祯帝朱由检命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解锦州之围后将兵力转用于西线。洪承畴被迫放弃且战且守方针，率军急进，在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被围。除辽东总兵吴三桂等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被歼。锦州、塔山（今辽宁锦县西南）等地明军，或投降或被歼，宁远以北全为清军占领（参见松锦之战）。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爆发农民起义（参见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相继响应。至崇祯六年（1633年），已发展至24营、10万余人，活动中心由陕西移至山西。崇祯七年至十年间，农民军流动转战于陕晋豫川及湖广（相当今湖北、湖南）地区，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以摆脱明军之围剿及追击，并寻找明军空虚、薄弱处，实施速战速决的袭击战。在优势明军改为重点进攻后，各部农民军或战败、或就抚，农民战争陷入低潮。当明军东调、西线压力减小时，各部又乘机复起。至崇祯十三年，原72营、100多部，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几支强大农民军。战争由游击战流动作战转为运动战流动作战，并开始实施进攻战略：李自成三攻开封（今属河南）（参见开封之战），五歼明军，破襄阳（今属湖北襄樊），下西安（今西安市），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今北京市），崇祯帝自杀，明亡。当年内，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今南京市）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李自成在西安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曾企图与农民军联盟共击明朝，去信未获答复，后来改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率军10万向关内进军。此时大顺军已占领北京，吴三桂降而复叛，请借清军助其抗击大顺军。多尔衮兼程前进至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与吴三桂军协同作战，大败进攻山海关之李自成军（参见山海关之战），并乘胜追击，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回西安。多尔衮采用先西北后东南的方针，集中兵力攻李自成，同时伪称愿与南明议和（参见清统一战争）。顺治二年（1665年）初，清军攻占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参见潼关之战），李白成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五月间在通山（今属湖北）被地方武装袭杀，大顺政权亡（参见清灭大顺之战），余部在李过等率领下与南明军联合，继续抗清。清军攻克潼关后，转用兵力于南明。顺治二、三年间，连续击灭弘光、隆武、鲁监国及绍武四个南明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占领了江浙闽粤，并进军四川，在西充（今属四川）击杀张献忠，大西政权亡（参见清灭大西之战）。余部在李定国、孙可望等率领下向南转移，以云贵为根据地继续抗清；与此同时，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以厦门等岛为根据地进行抗清（参见郑成功抗清之战）。后均汇合在永历政权下，成为南明抗清的两支主力军。在李定国、郑成功等顽强抗击下，清军多次受挫。顺治十年，清廷以降将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对南明暂取守势。南明军内讧，孙可望降清。清军乃于顺治十五年发动攻势（参见清平贵州之战、清平云南之战）。李定国败走云、缅边境。郑成功企图挽救西南危局反攻南京亦告失败。顺治十八年永历帝逃往缅甸，在清定西大将军吴三桂追击下，缅王俘永历帝献予清军。此时郑成功亦转兵东向，击降荷兰侵略军，收复台湾（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杀，李定国、郑成功病死，南明灭亡。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进入了以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及反击外族入侵为主的战争时代。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据云、贵叛，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随之亦叛，史称“三藩之乱”（参见清平三藩之乱）。四川郑蛟麟、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起而响应，台湾郑经亦乘机进军福建。在叛军进攻下，清军节节败退。长江以南及川陕甘等省均为叛军控制。康熙帝玄烨采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先翦两翼，再全力攻吴的战略，至康熙十五年，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郑经败退金门、厦门（今属福建），两翼瓦解。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澎湖之战，郑军主力被歼，郑克塽降，统一台湾之战结束（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清军入关忙于统一战争之际，沙俄侵占了中国北部要地雅克萨（今黑龙江漠河东、呼玛西北），并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统一台湾后，清军于康熙二十四年反攻雅克萨，沙俄军战败投降。清军撤走后，沙俄军复占雅克萨。次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在给予歼灭性打击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雅克萨地区（参见雅克萨之战）。此时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已与沙俄勾结，于康熙二十七年叛变，袭击正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喀尔喀之土谢图汗部及车臣、札萨克等部。喀尔喀各部向清廷求援，噶尔丹不听清廷调停，并深入至漠南劫掠，迫近至距北京仅700里处。康熙帝派军讨之。战斗7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等地痛歼叛军（参见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方于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侄孙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五年（1727年）复叛，不断袭击清军。八年袭科舍图，次年又败清军于和通泊（参见博克托岭、和通泊之战）。经多次作战，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歼灭叛军主力后，噶尔丹策零于十二年请降（参见清平噶尔丹策零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年），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准噶尔其他各部再叛，清军两克伊犁（今新疆伊宁），连续进击，至乾隆二十二年全歼叛军，阿睦尔撒纳逃奔沙俄（参见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历时70年之准噶尔贵族叛乱彻底失败，天山北路平定。平定阿睦尔撒纳期间，天山南路回部之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叛。清军转用兵力于南路，在库车（今属新疆）、黑水营等地（参见黑水营之战），重创叛军，其残部于乾隆二十四年被歼于叶什尔库尔诺尔，布拉尼敦及霍集占逃奔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汗杀献于清军，天山南路亦平（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从而结束了天山南北地区的分裂局面。
乾隆初期，四川大金川藏民土司叛清，依山筑碉，据险固守，清军进攻屡次受挫。经4年战斗，清军改用迂回战术，避开碉堡，直攻其根据地，首领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降（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复叛，败四川清军。清廷调集兵力，战斗5年，于乾隆四十一年完全平定（参见清再征金川之战）。稳定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统治秩序。乾隆后期，为保卫边疆，曾三攻缅甸（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及反击廓尔喀（参见清反击廓尔喀人之战）；为平定属国内讧，还曾进攻过安南。最后均因对方请和而恢复友好关系（参见清攻安南阮惠之战）。
清廷确立全国统治权后，各族人民的反清作战一直未断。规模稍大者，有台湾汉族及高山族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参见清平天地会之战），云南苗族禄万钟、禄万福等反清作战，甘肃回族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贵、湘苗族石柳邓、石三保起义等。但均因力量悬殊，很快被清军镇压。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白莲教起义，波及鄂、川、陕、甘、豫五省，历时9年。初期，各部分散作战，其中以王聪儿部襄阳义军最强，流动转战于五省间，嘉庆三年在郧西（今属湖北）被歼。中期，王三槐、徐天德等部四川义军成为反清主力。嘉庆五年后，清军采用建寨堡、组团练，坚壁清野，剿抚兼施方针，致义军兵源、粮源发生困难，仅能活动于陕鄂交界山区。在清军围剿、追击下，嘉庆九年完全失败。此次起义，动摇了清统治基础，清朝始趋衰微。嘉庆后期，又发生福建蔡牵海上武装集团及河南天理教教民反清作战。蔡军一度攻入台湾，天理教徒曾经袭击皇宫（参见天理教暴动），但先后均被清军击歼。嘉庆末年至道光前期，英国侵略者及浩罕支持的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战斗11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方完全平定（参见清平张格尔叛乱）。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进入了以反抗外来侵略为主的近代战争时期。
明朝建立至鸦片战争爆发的472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800余次。开始出现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除抗倭战争、反击沙俄、廓尔喀战争和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军、收复台湾的战争外，还曾抗击过葡萄牙、西班牙的侵扰。入明后，火器有较大发展，不仅种类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金属管形火器和反推火箭，发展尤快。火器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砲（抛石机）和弩。军队装备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不断增大，明中期火器手即占到全员的一半以上。进而影响到军队的编制更新，炮兵地位提高，骑兵数量减少，出现了独立的炮兵和合成军编制以及辎重部队。战斗队形随之发生新的变化：由大单元的密集队形，变为小单元的疏散队形。戚继光所练新军（戚家军）最为典型，以队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队12人，基本队形为二路纵队的“鸳鸯阵”；战斗时，根据敌情、地形，可变为二等分的两路纵队并列的“两仪阵”，或变为近似二列横队的“小三才阵”及基本上为一列横队的“三才阵”。湘西苗族反清部队还创造了散开队形。进攻战斗中，出现了“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动作，防御战斗中，出现了散兵坑和掩蔽部的雏形。发射火器时，出现了跪射及使用防护板等。火器的发展，还促进了战斗方式、指挥方式及战术的发展。过去的战斗，主要是格斗决定胜负，冲锋过程亦即战斗过程，中下级指挥官率部队冲锋。此时，火力战斗已成为战斗的首要阶段；指挥使用各种性能火器的兵种协同作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职责，仅仅身先士卒已难当重任。进攻时，首先充分发扬火力，再利用火力战果实施冲击的战术，防御时，诱敌至预定的火袋或火制地带实施火力突袭的战术，利用炽盛火力或地雷阵迟滞、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战术等，均成为常用战法。防御体系强度、韧性因筑城技术的提高亦较前大为增加。另外，水（海）军的水上作战，亦由接舷战、撞击战为主，逐渐发展为在较远距离上进行火力战为主。明代是中国古代舰船和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舰船名目多达数十种。过去用于拍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为多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战船上较普遍地装备了各种火器，使水军使用的兵器增多；还创制了专门火攻的火器战船——子母舟。在海防建设上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防御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明初即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的沿海构筑了较完备的海防工程设施，并以沿海卫所为基础建立了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