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战神话白起- 第2部分

　
向寿又被委以将军重任，领兵镇守宜阳，筹备伐韩大计。宜阳是当时秦东进的前沿重镇，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当年，韩国曾以十万大军镇守，秦、韩两国数次争夺此城，在秦惠文王三年时曾夺占此地，后又被韩国夺回，武王三年，历经半年的激战才又夺回。向寿守宜阳不仅责任重大而且握有大量兵力。就这样，朝中樗里疾居百官之首，朝外，亲信向寿又手握重兵，二者互相呼应，举足轻重，足以遏制后党势力的膨胀和影响，表　明昭王在重大人事选择上有相当的高明之处。太后姐弟在昭王这样一种人事按排面前根本不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昭王七年，严君樗里疾亡故。昭王开始任用当年那位拥立有功而未得相位的魏冉为相。当时，昭王经验亲政四年，已经利用中央各种力量的角逐来巩固个人的实力地位。而他对魏冉出任相国一职的按排更是巧妙。　　
　
　
魏冉前后任相五次，五次为相，五次被罢除，共计25年，。从其为政时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成就而言，魏冉确实有治国的真才，正如典籍所言，在当时宗室贵族魏冉是最有才干的。可是，昭王完全可以根据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数次免去其相位，为了需要，曾有田文、楼缓、寿烛等人先后任过秦相。应该承认这几位任相均为时较短，又是客卿，其间魏冉仍有很大权力，但昭王有能力决定其去留也是不争的事实。对魏冉的五任五罢其实道理很简单，人才要用，但同时却不能助长魏冉势力的膨胀，这与汉武帝连杀十三位丞相的目的是类似的。只不过比起武帝，昭王采用了更温和的方式。不短换乡对国家而言没有好处，长期为相又会对君权造成威胁。五任五罢显然是最稳妥的一种手段。　　

此战，秦出力不多，济西告捷后立刻撤军，但从战略分析，得利最大，虽未占城掠地，却使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给秦以后就近击破各邻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远攻之后秦再次转向近攻，公元前280年和279年分别从水陆两路大举伐楚，楚丧师失地，贵州、湖北大片国土沦为秦占领区，连首都郢也失守，楚顷襄王仓皇逃窜，被迫迁都于陈。秦在新占楚地上建立黔中郡和南郡，楚国势力由此大衰，秦国弱楚战略目的已达到。　　
　
　
昭王实行以远交近攻为主以近交远攻为辅的方针多次大举攻打西南强邻楚国，在伐楚捷报频传之际从未放松对东邻魏韩两国的进攻。但是，斗争是复杂错综的，远交近攻也不是绝对的，必要时近交远攻也有其独特的战略价值。齐是秦的头号强敌，两国虽无直接疆域冲突，但它是秦统一天下时迟早要消灭的潜在对手。当时机到来时，秦国毫不犹豫加入各国联军伐齐，几乎灭掉齐国，表面上似被燕所用，实际起到借力打力的效果，提前借各国之力给齐以毁灭性打击，为以后灭齐作战略铺垫。后来齐虽勉强复国，可是昔日风光不再，失去当年称东帝时的实力和地位。从战略高度看问题，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的将是　秦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完成了对齐、楚两国的削弱分化之后。昭王得以大力发动对中原三晋的进攻。韩、魏两国连连损兵折将，失土丢城，并消灭西周。而秦国也在长平一战取得了对三晋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秦昭王在位时间是历代君王中最长的，在最后七位秦君王中　，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和始皇帝的总和。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即使较之始皇帝也毫不逊色，为秦国的发展做出极为杰出的历史贡献，昭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而在这一时代，一位“纵横天下之将”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时代秦军赫赫战绩的重要推动者。　　
　
　
　
话还得从昭王刚刚完成对楚国孤立之后发起的对韩作战说起。　　
　
昭王十三年，韩魏联军扼守崤函东部及伊洛山地，以阻秦军东进。这一年，似乎终将成为三晋衰败的起点。　　
　
就是这一年，魏襄王与韩襄王同年去世，子昭王僖王继位，国内新丧。赵国发生内乱，惠文王与公子章互相攻伐，一代英主赵武灵王被困饿死在沙丘宫。秦趁三晋内变之机，兴兵攻伐韩国。　　
　
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秦大将向寿，也就是为朝王所重用的那位少时好优开始攻打韩国西部重镇武使，掀开了秦伐韩之战的序幕。而就在向寿以大军攻击武使的时侯，一名此前从不为世人所知的二十来岁的年轻将领正率一路5000人的精兵向天今洛阳县南伊阙之北的韩国另一座遏制秦军东进的城池——新城进兵。　　
　
这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的秦国年轻将领的名字是——白起！
第三章，狂啸伊阙，一战成名！　
　
伊阙：即洛阳南龙门山和香山的阙口，两山夹峙，伊水穿流其中。东周时，为京都南面的重要关隘，是洛阳南下，汝颖北上的必经之道。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向北流去，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　，后世称其为龙门。　
　
昭王十三年，韩魏联军扼守崤函东部及伊洛山地，以阻秦东进。此时，魏襄王与韩襄王同年去世，子昭王僖王嗣立，国内新丧。赵国发生内乱，惠文王与公子章互相攻伐，武灵王被困饿死在沙丘宫。秦趁三晋内变之机，兴兵攻伐韩、魏两国，并以韩国为打击重点。　
　
首先秦攻打魏解邑（今山西省解县）以威胁魏安邑。以此对韩国西部国土实现自北面的威胁。这样，秦军便会由魏国解邑，重镇宜阳，以及此前取得的楚国领土对韩国西部国土实现北、西、南三面夹击之势。　
　
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韩国便起倾国之兵并有魏军加强攻秦，欲图夺回宜阳地区以阻止秦军东进的势头，保护两国安全。　
　
秦军方面，正计划击破韩魏，东出中原，厚集兵力于宜阳地区做迎击的准备。　
　
昭王十三年（西元前294年），秦大将向寿，以主力部分秦军攻打武使，并命左庶长白起攻击韩新城（今洛阳县南伊阙之北）。当时的白起大约二十四、五的年纪，比秦昭王小几岁。　
　
司马迁在总结白起毕生战绩时一笔带过白起的第一次战斗：“秦昭王十三年，领兵拔韩新城。”　
　
左庶长，秦军功授爵制二十级爵位中第十级爵，在军中相当于现在一个少校或中校，也就是个营一级的军官。根据秦军军事建制，一大屯2500人，一曲两大屯5000人，一部五曲25000人。所以对于白起这初次亮象攻击新城时的兵力情况，比较合理的一种猜测是一曲人马，也就　2500　人。2500人拔下韩国西部一座重要桥头堡，白起的军事才华极有可能在这第一次战斗中已经有非凡的表现。这种观点的一个佐证有二：首先，战后白起爵升两级，升为左更。左更大约相当于一个上校，也就是旅团级的军官。其次，破格以左更爵位接过大将向寿手中的十万秦军主力部队担任迎战韩魏联军的兵团司令。一个上校去指挥一个十几万人的兵团，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可以推测白起此前拔新一战必有非常表现。　
　
就史料所知，当时秦相楼缓下台，新相魏冉推荐白起代向寿为主将。　
　
拔新城后，韩国西部几镇以被打掉，东进韩国内地的大门——伊阙便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了白起的面前。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93年，秦昭王十四年，魏将公孙喜率部约七、八万援韩，韩僖王命令其联合韩军主力二十万共计韩魏联军约三十万大军迎战秦军。　
　
而此时白起接到手的人马大约十万多一些，兵力不足对方一半。　
　
当白起刚刚上任率大军来到伊阙西北之时，白起不禁感慨的说到：“魏恃韩强，不可敌也！”　
　
魏恃韩强不的敌？白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叹呢？而白起的这一感慨之言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一看韩魏两军的军队建设和战斗力状况。　
　
魏国，是战国时代最早进行变法强国的大国。前445年　魏文侯在位期间便任用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强国。李悝变法以四项主体内容对魏国的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造。　
　
这四大内容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以尽地利。二、平籴政策。三、论功行赏。四、重刑轻罪。　
　
李的变法主张主要是通过削夺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加强中央权利，并解放底层人民，以此提高农业生产，行“富国”的目的。魏国由此在国力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而不久之后，吴起在魏国时期以李悝成就基础之上最重要的变法主张或者说成就便是完成了“武卒制度”的确立。　　
　　
魏国武卒制度主要内容：选拔武卒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拿一张要用上百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强弩和装有五十支箭的箭囊，扛着文，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合现在４１．３公里）方可入选。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我一直觉得先秦时代中国人的体质都要比现在人好。４１．３公里的路程和马拉松差不多，而他们在跑的时侯穿的可不是短裤背心，而是几十斤的装备和口粮。吴起为了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不但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给家里以土地房屋。这些武卒跟传统的征兵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给武卒们发工资，立功了还有赏爵和田地，成为职业化的军人，所以骁勇善战。这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　经历了李、吴二人的变法运动，魏国终于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称霸的国家。魏国当时号称：武卒20万，仓头20万，奋击20万、斯徒10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对于魏军的武装力量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武卒是以重甲重盔、弓、戟、剑多种兵器武装起来的职业军队，他们不事生产，专以战争为任务。武国武卒多种装备与一身的情况意味着他们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合成化步兵”。　　
　　
仓头、奋击应该依然是征发军。他们的武备应该略差。应该依然是使用单一武器的兵种。仓头可能类似“护阵步兵”。主要武器可能是盾排和戈一类的砍杀兵器。奋击极有可能是以长矛为武器的冲杀步兵。　　
　　
斯徒应该是奴隶，他们的使命可能类似于后勤部队，负责一些物资运送和杂务。　　
　　
看来，以武卒为中心，魏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规模达70万的强大武装力量！　　
　
当然，这种魏国这种招募来的精锐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因为他们成本高，有家产工资，所以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意味着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里面的福利，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死，这样也就谈不上舍死忘生了。募兵制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会下降。等他们立功有了田产了，当上“爷”了，打仗也就更没劲了。所以，大法家荀子称魏国武卒为“危国之兵”。　
　
为了更清晰的认识魏国武卒的战斗力，我们可以拿后世的唐朝前期的府兵制来做一个对比。　
　
唐太宗时期军队主要构成便是“府兵”。太宗贞观行“均田制”。府兵入军籍发给田地房屋，并给予工资，闲时务农，定期训练，有事出征。全家随之迁入，军籍相传，世代不得脱。　
　
唐前期军人同样也是受到国家土地、房屋的优厚待遇，而且也有工资可拿。由其是在均田制解体之前，唐军士兵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这也是魏军武卒与唐府兵类似的一个地方。同样，武卒兵员老化而使战斗力下降的问题在终身制的唐府兵那里也同样存在。　
　
此外，由于武卒与唐府兵都是精锐部队，在武器装备上也都同样是复合化的。唐军士兵一般都是刀、枪，弓三种兵器与一身。魏武卒也是戟、弓弩、剑三种兵器与一身。　
　
那么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也有。一，府兵军级传后代，至少在唐朝前期是这样的。武卒不传而行考核制度。所以兵员上武卒是更加精选的。二，为了让士兵战斗素质更高，吴起等人要求士兵将田地交给家人或是出租给别人去种，而使武卒专心练兵。唐军府兵在这方面就没这么讲就。这里造成两个区别，那就是武卒训练可能比唐军还要好，但是武卒对魏国国家财政的压力也更大。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魏国武卒的单兵素质与唐军前期划上一个“约等于号”！　
　
这里顺便提一下齐军。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齐庄公为勇爵”，其意为齐庄公设置勇士爵位，即在战场上表现勇敢者就可得到爵位。齐国五都有“持戟之士”，也称为技击。齐国的技击之士是战国时代一个非常著名的兵种。“技击”是齐国将百姓进行招幕，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之具有超过过去征发兵的优秀战技素养。“技”的意思也就在此。　
　
魏国武卒在武器装备方面结合了格杀（戟）、远射（弓）两种作战能力与一身，可唯是集攻守于一身的兵种。而魏国的所谓“仓头”和“奋击”分别是以盾排和长矛加强武卒防守或进攻时的战斗力的兵种。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魏军作战时的场面：战阵四周，无数手拿坚盾的“仓头”组成连绵不绝的防线，他们的身后是重装武卒以及“奋击”。武卒们在盾阵之后不断的向进攻而来的敌军释放着利箭，一旦对手侥幸的躲过了利箭的狙杀撞在了“仓头”的盾阵之上，“仓头”手中的戈就将迅速结束他们的生命。当敌军的攻势受挫之后，武卒们便立刻收弓回鞘，与“奋击”一同组成冲击队形，并在“仓头”的盾排配合下，冒着敌军的枪淋箭雨飞速冲进敌阵………　而持戟之士可能依然是一种装备单一的作战兵种。齐国应该在技击之外配有独立的弓箭手部队，当然也包括护阵部队。而技击应该是一种非常善于近距离格斗的兵种。　　
　
但很可惜，技击之士仅仅是齐国的一种以国家财富对自由民实行的一种雇佣兵。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功爵制”优劣的时候说，齐国的技击之士，“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亡国之兵也”　　
　
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杀敌一人，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必然有限，是“亡国之兵”。后来齐国与燕国交战中，齐军大败险些灭国，这也说明齐军的战斗力并不十分强大。　比较类似唐朝后期军队和宋朝军队。　
　
而荀子对秦军商鞅的二十级军功受爵制则有这样一番评价：“秦之锐士，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秦军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赐田宅，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不断受赏，乃至于获得高官厚禄，所以形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能“最为众强长久”。　　
　
　
也难怪荀子认为“齐之技击不能当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韩国军队的情况。在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缘位置有点类似春秋时期的宋、卫两国。都是头等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有个特点，那就是老被人打，或是大国的战争老是在他们的地盘上打。所以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　
　
而同时又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怎么打也死不了。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国家往往是大国势力的“中间缓冲地带”。如果灭亡那就意味着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