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民变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话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也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就如同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让他们找到了把柄。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暴虐，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命苏威做一份“四征高丽”的计划书，苏威接过话头，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
苏威说，我认为这次征高丽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让他们戴罪立功，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就用这些军队打高丽，高丽没几天就完了！
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告退出宫。
苏威走后，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老家伙，我忍他已经很久了，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
话说到这个分上，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就是整人吗？简单！
在裴蕴的指使下，苏威很快被控告“随意任用官员，临阵畏敌”，有这么几条，苏威就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一个月，苏威又被控告：“勾结东突厥”，这可是一顶铁帽子，谁戴上，谁就是铁帽子“亡”。
经过审理，苏威被判处死刑，百口难辨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一直叩出了血，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到底谁应该向谁道歉！）
还好，皇帝杨广网开一面，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并让人传话说：“不忍心诛杀！”真是皇恩浩荡，热烈鼓掌！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连同孙子这一代，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力的味道。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留下的都是鬼话。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苏威说的都是鬼话，没有一句实话，总之什么好听说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将他永久搁置，于是苏威就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终老！
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环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实话听不进，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发生了日全食，在古代，这是不祥的征兆，虽然是迷信，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刹那间，萤火虫漫山遍野，萤火布满高山深谷。这一刻，最是浪漫；这一刻，也是迷茫。
萤火虽多，却点不亮山谷，萤火虽亮，却照不亮皇帝前方的路。
不能解决，那就逃避
国内剿匪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征高丽也遥遥无期，对于皇帝而言，现在的他已经无所事事了，在洛阳实在憋闷坏了。根据统计，在杨广统治的十四年里，他停留在大兴和洛阳宫中的时间总计只有四年多一点，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而他的心，也是驿动的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建造的龙舟运抵洛阳，皇帝的心又动了。大忽悠宇文述又一次看出了皇帝的心事：想去江都了。于是宇文述提议，杨广批准，三下江都就这么定了下来。
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大兴和洛阳，禁军士兵的家属也都在洛阳和大兴，除了皇帝，没有人愿意远行，然而谁又能阻挡住皇帝驿动的心？
左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说，如今民变四起，国内已经政令不通，请皇帝速回大兴，安抚天下百姓。话是实话，情是真情，只可惜已经慵懒失去锐气的皇帝不想再去想这些烦心的事了，洛阳已经让他拘谨，大兴会让他更加紧张，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天地伟业，而是“哪儿舒服哪儿待着”！
对于大兴和洛阳，杨广作了相应的部署：年迈的卫文昇协助十二岁皇孙杨侑留守大兴，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协助十三岁皇孙杨侗镇守洛阳。此前镇守洛阳的有功之臣民部尚书樊子盖于七月八日病逝，在杨玄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樊子盖不在了，下一个樊子盖又在哪里呢？
七月十日，告别的时刻到了，皇帝杨广作诗向洛阳的宫女告别，诗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这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吗？或许是吧。
此时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在作最后的努力，这个人是从九品奉信郎（初级巡察官）崔民象。崔民象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执著地阻止皇帝出行，执著程度堪比当年阻止杨坚出行的章仇太翼。
然而执著并没有感化皇帝的心，皇帝却发怒了，前几天已经在朝会上当场打死一个正六品任宗，也就不差你崔民象这一个了。杨广下令，用刀砍碎崔民象的面颊，拖出去，斩了！
从七月十日起程，皇帝杨广一路在反对声中前行，一路走，一路砍，砍得差不多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了。
在朝会上打死正六品任宗，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斩从九品崔民象，在汜水斩从九品王爱仁，在梁郡（河南商丘）斩一群劝驾回大兴的梁郡人。
每一个牺牲的小人物都永垂不朽，而大人物杨广却遗臭万年。
皇帝杨广顺利抵达江都，这是他三下江都，也是最后一次。公元600年他从这里出发到大兴开始他的储君生涯，十六年后，身为皇帝的他又回来了，江都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他的人生就是围着江都画的一个圈。后世的人无法想象杨广当时的心境，已经心灰意冷的杨广三下江都究竟是为了东山再起，还是为了彻底逃避呢？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隋唐交接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
这一年剿匪英雄张须陀阵亡，剿匪颇有功绩的大将杨义臣因为被皇帝猜忌而被解除兵权，民变形势不可阻挡；
这一年十月六日，大忽悠宇文述病逝，哀痛之下的杨广起用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担任右屯卫将军，皇家杀手横空出世；
这一年，被杨广赶出仪仗队的李密辗转与翟让联合，江湖声名鹊起；
这一年，右骁卫将军李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有地有兵有权有谋有胆，李老虎从此插上了翅膀（此前山西抚慰特使只是皇帝任命官员的全权代表，而太原留守则是地方全方位的一把手）。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福是祸，其实都是自己种的。
第十一章
问天下谁是英雄
英雄辈出的年代
皇帝三下江都，大兴和洛阳交给两个年幼的皇孙看管，此时的隋朝已经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因为皇帝的政令已经不能通行全国，隋朝版图民变四起，数人称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窦建德和李密已经各自拥有了数万兵马，势头压过其他的起义军。
窦建德的经历显示，其实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窦建德，河北人，年轻时胆量和膂力都超过常人，行侠仗义，救危济困。有一次他正在田间耕地，遇到一个同乡丧亲无力安葬，窦建德一声叹息，随即解开自己的耕牛对同乡说：“把这头牛卖了吧，好好给老人家安葬！”自此，同乡们对窦建德有了新的认识。后来窦建德父亲病故，同乡一千多人前去送葬，场面宏大，然而送葬过后，一千多人赠送的安葬费都被窦建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只许他帮别人，不许别人帮他，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侠吧！
不过好人在窦建德那里能得到好处，坏人在那里得到的就全是苦头了，一伙盗贼就在窦建德家里遭遇了有来无回的结局。
这伙盗贼一起到了窦建德的窗前，窦建德早就察觉，却不做声躲在窗户下面，三个盗贼相继从窗户跳进了屋内，结果三个人都有来无回。剩下的同伴被吓破了胆，不敢再进，只能哀求窦建德把三人的尸体还给他们，窦建德从屋里喊了一声：“扔绳子进来往外拖！”
盗贼们把绳子扔了进来，过了不久，窦建德又喊一声：“拖吧！”盗贼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刀用力往外拖，正拖着发现不对劲了，怎么绳子上的人还动弹呢？莫非是诈尸？
不是诈尸，绳子上的人正是窦建德本人！趁着盗贼一愣神儿的工夫，窦建德松开绳子抢过地上的刀，一阵乱砍，整个世界安静了，盗贼们啥也没偷着，反而把命搭进去了。
自此窦建德更加有名，窦建德的家也成了盗贼们心中永远的禁区，惹不起，躲得起！
皇帝杨广一征高丽，声名在外的窦建德被政府招募为随行的壮士，并被任命为一支二百人队伍的队长。如果事情正常发展，那么窦建德很有可能为隋朝建功立业从而成为隋军将领，然而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
窦建德有一个同乡叫孙安祖，也被招募为随行的壮士，然而就在队伍出发的前夕，孙安祖的家里发生了变故，家里遭了洪灾，房屋和土地都被洪水冲走，妻子儿女也因此饿死。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孙安祖无心出征，心情跌落到低谷。
伤痛中的孙安祖申请免役，当地的县令却不同意，还把孙安祖抓起来拷打。
人死了，家没了，申请免役还要被拷打，孙安祖终于忍无可忍，杀死县令逃了出来，直接投奔到窦建德的家里。
此时的窦建德已经看出隋朝的乱相，他预感到这个王朝已经长不了了，因此他没有向官府举报孙安祖，反而把他藏了起来。按照孙安祖的想法，从此只能亡命天涯了，然而窦建德却不主张他当亡命徒，他主张男子汉要干就干大事，怎么能当亡命徒呢？
当夜窦建德集合了几百人交给孙安祖，让他带领这些人出去干一番大事，这个大事就是抢劫，后来孙安祖入高鸡为盗，号称“摸羊公”。
窦建德安排孙安祖出去抢劫，而他自己却依然准备随军出征，毕竟有光宗耀祖的路谁也不想去走绝路，然而窦建德光宗耀祖的路还是被官府掐断了，因为官府怀疑他私通盗匪。
当时河北景山县人高士达在河北清河附近集合了很多变民，这些变民士兵经常到窦建德所在的漳南郡抢劫，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进入窦建德所住的那条街。
漳南郡本身并不大，变民军每次抢劫的财物都能统计出来，然而历次统计，窦建德所住的那条街都是零损失，这让官员们很奇怪。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为变民们地理不熟，不知道路，然而次数多了，“地理不熟，不知道路”就解释不通了。全郡都被抢了个遍，有的还是好几遍，为什么单单窦建德所在的那条街却秋毫无犯呢？
经过官员们的逻辑推理，只有一个解释：窦建德私通盗匪。
有了这个逻辑推理，官员们就如同奉了圣旨，因为按照皇帝杨广的指示，凡是变民的家产一律没收，因此一些官员非常渴望本地出变民，这样就能没收变民的家产当自己的小金库了。
趁着窦建德不在家的时候，官员们把窦建德的家给抄了，人一个没留，然后心安理得地没收了窦建德的全部家产。
官员们不知道，无形间他们已经制造了冤案。窦建德私通孙安祖那是铁案，而私通高士达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了（两人当时根本不认识）。
家没了，军也不能参了，背上冤假错案的窦建德只能将错就错了，当下就带着手下的二百人直接投了高士达，这下私通就变成了明通，冤假错案也就变成了铁案。
在高士达的队伍里，高士达自称东海公，窦建德任司兵（类似参谋长的角色）。不久孙安祖被更大的一个变民头领张金称杀害，他的手下就归了窦建德，这样窦建德直接指挥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人，从初期二百人的小队长直接升任军长了。
经过不断接触，高士达发现窦建德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然而他不但不嫉妒，反而放心大胆地把军权都交给了窦建德，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可爱之处。
农民起义的初期一般都非常质朴，头领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也很可爱，初期的关系可以称作纯粹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一度存在于高士达与窦建德之间，也曾经存在于翟让和李密之间。
得到高士达的信任，窦建德放开了手脚，并亲自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窦建德挑选出六七千人作为自己的部署，然后带着这些人去拜见涿郡的副郡长郭绚，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诈降！
窦建德见了郭绚纳头就拜，声称自己没活路了，已经跟高士达闹翻了，愿意向政府军投降，争取为政府戴罪立功。
要说郭绚这个人智商也不高，窦建德的几句骗鬼的话还真把他蒙住了，窦建德声称愿意做先锋前去剿灭高士达，郭绚还真相信了！（这种智商也能当副郡长！）
窦建德在前面走，郭绚在后面跟，等到郭绚已经完全放松警惕时，窦建德的人却掉转方向杀了回来。郭绚看着凶神恶煞的窦建德向自己冲来，心里还在想，这是唱的哪出呢？一愣神儿的工夫，窦建德已经冲了上来，低智商的郭绚没抵抗几下就被窦建德砍下了脑袋。
哪出？无间道！
首战告胜，窦建德名气更大，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高士达和窦建德这支变民军名气太大了，随即就引来了政府军的高度关注，带队前来剿匪的正是太仆卿杨义臣。
别看杨义臣担任的是文职太仆卿（畜牧部长），实际他是武将出身。他的祖上本姓尉迟，跟随杨坚征战曾立下大功。杨义臣的父亲阵亡后，杨坚把他养在宫中，赐姓杨，名义臣，因此杨义臣对隋朝皇室的感情是带血的。
在攻打高士达之前，杨义臣已经消灭了一支规模数万人的变民军，变民军的头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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