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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无神论的思想更为可怕。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小章：第三集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小章：第四集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时，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俩，估计也很多是他们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类似于商鞅和晁错的表演。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造反。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汉朝的大气候和诸侯王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晚来不如早来。是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时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刘戊到长安朝拜新年，晁错立刻劾奏楚王刘戊在为自己母亲薄太后（楚王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和婢女性交，违背礼制，应当斩首。刘启装作宽宏大量，赦免了刘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以为惩罚。楚国本来就只辖有东海、薛、彭城三个郡，这么一来，等于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国立刻变成了撮尔小国，反正够狠的。
这次新年朝会上，不单楚王，赵王和胶西王也因为被晁错挑出过错而削除了郡县。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后者被削除了六个县邑，都搞得血本无归。
这些削除郡县的提案被刘启拿到朝廷上，让大家讨论，朝中群臣知道晁错的厉害，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有一个叫窦婴的宗室坚决反对，晁错冷眼看着他，把他深深记在脑海里。如果不是很快晁错遭自己倒了霉，我敢说，窦婴的下场一定好不了哪里去。
晁错的建议在朝中顺利通过，楚王、赵王、胶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场的其他诸侯王也都惊骇万分，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整个东方顿时炸开了锅，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错的肉才能解恨。
吴王刘濞首先坐不住了，他虽然没去长安朝会，但也听到了汉朝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削除自己的封地，于是派自己的中大夫应高去见胶西王刘卬，首先表达了慰问，然后问：“我们吴王鄙陋不肖，心里有些忧虑，不敢瞒着你老人家，特意派我来转达他的肺腑之言。”
刘卬客气地说：“敬闻教诲！”
应高说：“现在主上任用奸臣晁错，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无厌，诛罚甚重，而且似乎这种趋势越来越厉害。有一句谚语不是说吗：‘狗先吃糠，后欲食米。’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的诸侯，被他们这么吹毛求疵，哪里还能安稳？我们吴王身体不好，二十多年没有去过长安朝请，非常害怕被主上疑虑，却没有办法表白忠心，所以日日提心吊胆。最近听说大王您也因为擅自出卖爵位的小过错就遭到削除六县的惩罚，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理了，我恐怕汉朝不会就此罢休，希望大王明察。”
刘卬叹了口气：“确实有这件事，但又能怎么办呢？”
应高道：“有共同憎恶的就要联合对付，有共同喜欢的就要联合挽留，有共同中意的就要联合追求，有共同想要的就要联合抢夺，有共同的利益就要死生与共。现在吴王自以为和大王有共同的忧虑，希望能趁着这个时机，奋不顾身，一同为天下除掉晁错那个祸患，不知道大王意下如何？”
刘卬虽然一向以勇武好斗闻名天下，这时也不禁吓了一跳。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道：“寡人这么敢做这样的事，就算主上逼迫，也只有一死而已，岂能不忠于他？”
应高道：“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削诸侯，整个朝廷都对他厌恶。诸侯王岂敢有背叛朝廷的想法，都是被晁错所逼，不得已啊！现在天下纷乱，彗星出，蝗虫起，这是个立功扬名的好机会，为天下忧劳，也是圣人的职责，大王怎能推辞呢？我们吴王希望能诛除晁错，宁愿跟随在大王的车后，翱翔天下，攻城略地，只要大王允许，我们吴王将和楚王悉军攻打函谷关，据守荥阳，食敖仓之粟，抵抗汉兵，建立休憩之所，等候大王来临，大王如果肯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