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战争史- 第52部分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55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沙俄将军的感叹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06。坚贞不屈的芬兰


领导全国大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是幸运的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07。苏芬战争


芬兰的恐惧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十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