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战争史- 第38部分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希特勒特别渴望获得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由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即啤酒馆暴动。希特勒的想法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自己上台执政。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官冯·卡尔，在慕尼黑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发表演说时，大约600名纳粹分子和右翼支持者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带人冲进了大厅，跳上桌子，挥舞着左轮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说国民革命开始了。这也就是酒馆暴动的开始。

希特勒的副手戈林，后来的第三帝国元帅，向惊呆了的群众解释，说纳粹这么做的目的是善意的。戈林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连他都加入了纳粹党中，可见当时纳粹党的影响力有多大。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警察局局长和冯·卡尔这个行政长官，被希特勒等人用手枪逼着赶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希特勒让这三个人承认，他是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这仨人都懒得搭理他——你威胁我们，我们就跟没听见一样，你根本不配跟我们说话。

希特勒一看这仨人不搭理他，就回到大厅说：“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向我们交出了权力，我们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柏林的混乱局面组织一场游行，以拯救德国人民，明天你们要么发现我们组织了新政府，要么会见到我们的尸体。”希特勒实际上在骗人，他说巴伐利亚地方官员已经答应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而大厅中的纳粹党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见他这么说，当然就要欢呼。

被希特勒关着的那哥儿仨，听到纳粹党徒和群众的欢呼，还真以为希特勒这么有群众缘，这么有群众基础，于是就默认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当时很不成熟，稍后就把那哥儿仨给放了，去处理纳粹党跟别的反对派之间的斗殴。那哥儿仨一出来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立刻开始纠集反纳粹的力量。

政变行不通

啤酒馆暴动的第二天，正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庆。这天早上11点多，3000多个纳粹党徒聚集在啤酒馆外面，在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的带领下，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德军的副总参谋长，很有号召力，这里面有他在背后操纵，跟希特勒相互借力。

纳粹党徒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时，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因为他们这属于反政府叛乱行为。警察一拦，戈林首先跳出来，说要杀死前一天控制的人质。实际上他这是虚张声势，人质都放了，还杀个屁呀？警察不知情，只好让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到达歌剧院广场时，他们再一次遇到了警察的阻拦。这时候希特勒的一个保镖跳出来，说不要开枪，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因为鲁登道夫毕竟是民族英雄，所以把他抬出来了。希特勒挥舞着左轮手枪，大喊：“投降！投降！”他让警察投降。

这时候也不知道谁开了一枪，可能是走火，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戈林第一时间就中弹了，大腿、小腿都被打中了，幸亏他皮糙肉厚，是一个400磅的大胖子。1磅相当于中国的9两，你算算他有多重！枪一响，希特勒立刻趴到地上。鲁登道夫将军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因为不会有人朝他开枪，警察闪开一条道让他过去了。

最后，一共有16名纳粹党徒和3名警察被打死，希特勒被捕。当然，鲁登道夫也被捕了。

啤酒馆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纳粹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戈林就曾说，我们再也不会发动政变，我们只需要把国内的局势搅得更糟，这样人们就会要求民族主义者来统治。这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了“靠暴力推翻政府”这条路走不通，人家还没出动军队，刚一出动警察，就把我们干趴下了。

坚决否认有罪

希特勒被捕后，法庭就要审判他，但希特勒把这次审判变成了他的演讲舞台，变成了他的政治宣言。

在庭审过程中，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希特勒。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审判庭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从开口辩护起，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被迫”发动起义的理由。他谈到了暴动，谈到了游行，他说唯一令他后悔的，“是未能与被屠杀的同志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说鲁登道夫仅是与自己合作，但他否认自己有罪。他说，他活着的任务，就是要率领德国重现昔日的荣耀，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当成罪犯呢？他这番话表达了自己“希望使德国重现强盛”的虔诚信念，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因他的这番话，表情都起了变化。

妇女争相来献花

希特勒擅长辩论，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他的雄辩达到了高潮。他的这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有最后发言权，所以法官还不能阻止他。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发动政变仅出自其个人野心之说断然否认，并说指控他想当部长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的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出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就是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而是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没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否则，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起义虽然败北，但人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起义者及支持者注定是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终将到来。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即使在此时此刻，我本人也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被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当检察官准备宣判时，他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希特勒献花的妇女。检察官下令将花清除掉。很多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以表达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从妇女到法庭上为希特勒献花，就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一些女性崇拜希特勒到了何种程度——敢情都出来练“贱”了。经过审判，希特勒获得了减刑，最终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

在服刑期间，希特勒著书立说，俨然已成了职业政治家。据说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了更好的主意。他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在第一卷里，有篇文章叫《四年半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叙述了希特勒的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等。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励志故事，同时也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不仅能够讲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三个问题，而且还能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牢房安静的环境中，希特勒用从典狱长35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将手稿打出来。他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当时也参加了啤酒馆暴动，后来自首了，跟希特勒关在一个牢房里。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甚至还帮希特勒打字，这极大地方便了希特勒。

竟在狱中办集会

不光著书立说，希特勒在争取狱卒方面也做得很出色。他已将监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争取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这边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起来，犯人们竟自己发行了打印的地下报纸。这份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的文章，一般都由希特勒撰写，他也经常为这份报纸画讽刺漫画。

除了为犯人自办的这份报纸写文章、画漫画，希特勒竟然还在监狱里组织晚间集会，连派来偷听的看守都被他的演讲迷住了。一般集会结束时，希特勒总是高喊“万岁”，每当这时，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唱的歌：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采取新的策略

1924年12月，希特勒出狱了。1925年，《我的奋斗》首次出版；同年2月，纳粹党重建，希特勒再任党的领袖。此后几年，纳粹党几经起伏，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机会。

人们生活得越差，对纳粹党来说机会就越好——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惨到了什么地步呢？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德国1933年的经济规模，跌到了1896年的水平，倒退了将近40年，直接退回到19世纪威廉二世时代。整个德国有几百万人失业，经济一片萧条。当时的情况比法国人制造鲁尔危机时还惨。有个德国老兵叫戴林，他回忆说，1933年以前，自己的全部记忆就一个词——饥饿，一家五口，就靠父亲工作，而父亲又老失业。那时候，全家每个星期从政府领到的救济金只有七马克，每天只能花一马克，而这一马克要管五口人一天三顿的饭食，所以我们那时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德国至少有一半人受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活不下去。人们能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少得可怜的土豆和面包。母亲把土豆煮得稀烂，捣成泥、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新鲜蔬菜、水果一点儿都没有，人的生长发育你说能好得了吗？

从这个德国老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凄惨状态，而魏玛共和国对此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不对其进行救助。残酷的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境——德国需要强人，时势造英雄，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而这时，希特勒的策略也在调整。他宣布，鉴于目前的情况，党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希特勒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策略，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元帅的尴尬

为了执行新的策略，希特勒到处演讲，到处拉选票，纳粹党的国会议席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增加。希特勒发挥口才优势，庄重承诺：如果纳粹党上台，将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令人着迷的、幸福的未来！他用社会主义吸引下层人民；他许诺恢复德国经济，拓展生存空间，以获取大资本家的支持。德国的各阶层他都尽力笼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咸鱼翻生的机会就到了。

1932年4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和兴登堡36同台竞选。兴登堡是一战时的德军元帅，又是第二帝国重臣，一直对威廉皇帝忠心耿耿，桌上随时摆放着威廉皇帝的照片。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跟希特勒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居然要跟这小子一起竞选？老元帅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一战下士，可实际情况是，兴登堡经过两次投票，才击败了希特勒。

兴登堡虽然再次当选为总统，可他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逐渐增多，这局面使得兴登堡不管是否情愿，最后都必须让希特勒染指权力。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1932年7月，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得票数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总和，还多出50万票。纳粹党的得票数占总投票数的37。3％，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首应该出任政府总理。问题是，希特勒没有任何管理政府的经验，他是靠街头暴力起家的，从来没治理过国家，此前连科长都没当过。因此，总统兴登堡拒绝当时的总理巴本辞职，只答应让希特勒当副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历史上的变革，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新司机走老路，还是那条老路，只不过换了个新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都是这种类型；第二种呢，是老司机走新路，路是新的，虽然不知前途是否凶险，因为以前谁都没走过，但我是个老司机，经验丰富，可以把车开得又好又稳，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新司机走新路，这种是最危险的，司机既没经验，又不知道前途如何，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于这种。

希特勒呢，属于第三种，典型的新司机走新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想干的事又是以前体制内没人干过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最不靠谱的。而总统兴登堡则属于老司机走新路，多少还靠点谱。所以，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当然不干。

就不让你当总理

其实，希特勒曾考虑过接任副总理，但后来还是没答应。他不想吃半块面包，要来就得来整个的。他在与巴本争吵时说：“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这话体现出他想学墨索里尼，因此他举了这个例子，而墨索里尼是当了总理的。

当希特勒会见兴登堡时，他再次要求担任总理。兴登堡非常瞧不起希特勒，大喊道：“不行，不论是在上帝面前，或是在良心和祖国面前，这都是不行的。”兴登堡是老司机、老派军人，看不上希特勒。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希特勒跟兴登堡会晤之后，不但没当上总理，甚至连报纸都发出号外，说总统斥责了希特勒，把他骂了一顿。为此希特勒非常恼怒，一度离开了柏林。不过，希特勒已经预感到，自己离胜利只差“一里路”。于是，他调整行动策略，对纳粹党进行重新包装，使纳粹党徒改变了以往好斗的街头打手形象。当新国会开幕之后，纳粹党徒表现得非常平静，反对派发言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没在国会里大吵大闹。这样得体的行为，使戈林当选了国会议长。

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这对纳粹党来说是件好事儿。不过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好事儿，正中希特勒下怀，令希特勒又惊又喜——共产党向巴本政权提出了《不信任案》。对此，希特勒下令纳粹党不要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提案，结果《不信任案》获得了通过，巴本下台，这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忙。这之后举行了议会选举，纳粹党丢掉了200多万票，少了34个议席。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