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游到对岸，巡捕乱枪射击——”
沉默——
培文没有说话，顾福广观察着他，他是在惊恐么？一场欢快的游戏，忽然出现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愤怒？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动在即，最需要的是斗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其它同志。可以悲伤，但更要努力，要为他报仇。”他怀疑自己的说法够不够有力，他把烟含在嗓子里，让它随着声音一点点在嘴边散开，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烟熏得更加干燥。
“现在的问题是，冷小曼突然失踪。她不在贝勒路的家中。按照约定，她应该在家里等候你。我担心她被枪声吓坏，逃离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独自在外面，很危险。”
林培文像是突然从梦中醒过来，陡然站起身说：“那我去找她。”话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挂梯。
“你想想，她会去哪里？”顾福广在沉吟，随即又开始说话： “她会打电话来的。五点以前，如果她不来电话，我们要先从这撤离。”
林培文不愿意坐下来，他想做点什么，不想让悲伤控制自己。他没有问自己，听到有人牺牲心里可曾感到害怕。他还年轻。刚赶上大革命时代的尾巴，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全凭一股热情。他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先就做起来，他晕晕乎乎，没空去思考。斗争的残酷性突然摆到他面前，就像烈日晴空里突然乌云密布，下来一场暴雨。他的同伴中，有人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被反动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忽然之间，他就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有时暗自想，如果不是失去联系，也许他早已牺牲。革命大潮席卷而来，革命的组织根本来不及好好组织，反动派突然反扑，一夜之间，他这样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成千上万。在绝望中发起反击的同志大批牺牲，当时他并不害怕。他愤懑，他也想参加反击，他甚至想发动一场个人的自杀性袭击，幸亏他遇见老顾。老顾是深思熟虑的革命者，有计划，有进攻和撤退的方案，他有能力领导大家行动，有能力取得胜利，同志们早已完全信任他。
他无限信赖地望着顾福广，浑身肌肉绷紧，像是等候命令的猎犬，像是个被悲伤压扁到极限的弹簧，只等老顾松开按着他的手指，就会猛烈地跳起来。
顾福广眯着眼抽烟，他感受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亢奋。他为这样的无穷精力感到诧异。连死亡也不能熄灭这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让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时候宣布下一次行动啦。这样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动中，就会闹出乱子。让这些年轻人闲着，早晚还会出这样的事情，与其想办法约束他们，不如让他们行动起来。
他在构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动，一次让人震惊的行动。一次标志性的、让他的组织赢得尊重的行动。它不能像前几次那样，转瞬就被其它更新奇的事件淹没，它要长久回旋——在人们心中，它不是只值两角钱一份报纸价格的头版新闻，它将会是一个传奇。
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发消息，让各种版本互相交织，若隐若现。不光是给记者（他尝试过记者）。租界里有各色各样的势力，也有为各种势力服务的业余情报员，通过这些家伙，他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他在这里。
他的信号说简单也很简单，让人家知道上海有他这样一号人物。不管是干革命也好，干别的事也罢，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年轻人，目标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来，他就想动动帮会的脑筋。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他们帮助屠杀过革命者。如今他在这里，而他们却藐视他的存在。他曾通过老七向他们发出过信号，他是不得已才通过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本不信她会认识什么帮会大人物，可他们确实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选哪一个目标。是福煦路⑷181号？还是戈登路⑸65号。两幢外形几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围墙、车库、前后门、警卫，结构复杂难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各有一家捕房。不同点在于，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是公共租界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说。
这纯粹出于仇恨，顾福广心里这样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种液态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较。但这也不错，至少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福煦路181号的老板是革命的更加明确的目标，他直接参与过大屠杀。但他还要再好好想想，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福煦路有装备更加精良的警卫。
那将是一场小型战役，对他的队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知道怎样开枪，在浦东的海边荒滩，一边吐着芦黍渣，一边朝稻草人射击。或者租船出海，瞄准吴淞口灰暗天际里几只倒霉的海鸥。但真正的战斗是恐惧与恐惧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风？与它相比，暗杀行动不过像是一场淘气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个受害者：加快脚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枪扣紧扳机，看着他缓缓倒地。就像他当年刚参加工人运动，从厕所斜刺里穿过院子，把一蒲包粪便砸在那家伙头上，前一秒钟那个帮会工头还得意洋洋，转转手里的核桃就把游行罢工的队伍拦在厂门口，后一秒钟就屎尿灌顶，颜面尽失，再也抬不起头来，再也没人对他害怕，整个有关他心狠手辣的传奇，一包粪便就轻轻打消。
从本质上来看，暗杀也好，他正在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行动也罢，作用大抵相当于那包屎尿。它让陈旧的权威和陈旧的恐惧感烟消云散，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传奇，新的权势。在阿塞拜疆的劳改营里，他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同寻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证明：摧毁一种权势和建立一种权势都是简单的事，只要你给出足以让人害怕的证据。等他穿越逃出那个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国，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云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宁海东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宁路。
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八分
她差点撞到黄包车上。她回过神来。冷小曼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上午，她本来都已站在电话亭里。要不是那家伙——
直到太阳快落山她才想起打电话。
按照顾福广在电话里给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桥路的蜡烛店。刚上楼梯，老顾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太紧张，说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会无巧不巧遇见这个人。这个——摄影记者。她有很多事都无法解释，虽然她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最新获悉的重要情报汇报给组织。
她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本来应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顾上午在贝勒路发生的危险情况。她又怎能解释清她竟然会在法国公园的水榭里等候他几个小时（像是个焦虑的情人），随后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馆。这个摄影记者，他在船上想给她拍照片，他对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记忆，他好奇心重，他故作潇洒的可笑做派，她对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些事情怎么能一句两句说清楚。
对她内心里那种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说什么？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守在那间过街楼上，她渐渐产生某种类似置身于午后阳光下的感觉，松弛，懒洋洋。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存在，没人晓得她参与那件刺杀案，好像通过某种天晓得的合谋，她已被大家抛弃，既被同志，也被敌人。
她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应该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饭，去调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把船上的事告诉老顾，只是把他说成一个故人，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摄影记者。一个——有同情心、正直、愿意帮助她的人。
问题在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这个人，这个自称名叫薛维世的人，他声称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关系密切的朋友。他特地来警告她，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内线消息，巡捕房怀疑那里的某幢房屋藏有激进地下活动分子。一旦查清具体地址，搜捕就会展开。几天前，这消息是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那家报纸的，让他好捷足先登，率先报道。今天早上，他跟随巡捕房的大队人马跑到贝勒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机会。在康悌路口抄靶子，显然是巡捕房的某项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这个成语。
“为什么他要把情报透露给你？”
“巡捕房的搜捕对象中有一个女人。他一看到我就猜出一大半。他认识我，从报纸上，他猜到我跟金利源码头的行动有关。”
“你承认啦？”
“他不相信我会杀人——不相信我会真的牵扯到暗杀反动军官这类事情里去。”奇怪的是，她觉得这话多多少少符合真相。她稍作编造，是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但却发现这可能更困难。她对自己多少有些诧异，为什么不告诉老顾她在船上与他遭遇的事实呢？海上邂逅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离奇？太像那种——编造男欢女爱故事的小说家的想法？
“但他还是怀疑你跟这事毕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把巡捕房的计划告诉你？”
“是的。他半疑半信。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但我不想再提。他说，如果那会勾起我痛苦的记忆，他不想打听。”
“对你目前的困境，他作为老朋友，有什么建议？”
“按他的想法，越早离开上海越好。可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身不由己，所以不想贸然出主意。但他会帮我在巡捕房打听详情。”
“身不由己？”
“他的意思是说，万一我有什么原因无法脱身。”
“你不能打电话是因为有他在？”
“是的。”
“这就是说一整个下午你都和他在一起。”
“是的。”
“在哪里？”
“一家俄国餐馆，我不认得招牌。在辣斐德路上。”
靠近亚尔培路⑴路口那家餐馆，招牌上写着ODESSA⑵。人行道里侧有两级台阶，他推开那扇弹簧玻璃门。俄国侍者是老朋友，他欢快地讨论着菜单，如同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
“在法租界巡捕房，他到底认识谁？什么职务？”
“他没告诉我。”
“你必须弄清楚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这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她觉得疲倦，但她还是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在向她分派任务。
“你很沉着。处理得很好。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他在巡捕房有关系人，这很有利——”
“他不是我们这种人。”
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活劲。炫耀他的照相机知识，炫耀他点的那些俄国菜，Barjark是一种煎牛肉片，Shashlyk是切成圆形的羊肉片，串在铁钎上用火烤。她历来都结识有志青年，充满纯洁的理想，哪怕是那个死去的曹振武。他很漂亮，简直算得上英俊。他的声音有些轻佻，总的来说很温和。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看？”老顾吹熄手里的火柴棒。
从头到尾他都在望着她。心无旁骛，要来酒却又不喝，想要好奇地问点什么，可又不敢问。假装在口袋里掏摸，却掏出一张过期的马票。你要给我一个联系方式，电话，比如说。如果有情况，我可以及时告诉你。他又掏出一支钢笔，好像那是个魔术师的口袋，他手忙脚乱，这倒不像个魔术师。可那支钢笔没墨水，旧马票上划出一道道白印。遭到拒绝后，他竭力抗辩。
“他相信巡捕房一定掌握确凿证据，所以才会来抓捕我。可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柔弱妇女，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和金利源码头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她竭力让自己回答得更客观一些。
“有没有约定联系方式？”
“他有个报社的电话。但他常常不在写字间。他是摄影记者。整天东奔西跑。他说明天他会给我一些消息，明天中午他会到法国公园门口等我。”
她和他分手时小心翼翼，采用标准的反跟踪技术，突然停下，或是转身穿越车来人往的街道。她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女装鞋帽店里盘桓，透过玻璃橱窗扫视街上的人群。最重要的是警惕三角盯梢，街对面平行的家伙最容易发现，他往往是三个盯梢者中最大意的，他一直盯视着你，于是他的步伐渐渐与你合拍——
直到确信身后没有尾巴，她才打这个电话。
楼下有人在打闹，她分辨得出培文高亢的笑声。夜里的八里桥路比白天更热闹。她听见蔬菜倒进油锅那种爆裂的声音，鼓风机的声音，还有奇怪的不知哪里传来的汩汩水声。
老顾微笑起来，是那种缺乏幽默感的人硬要说笑话时的笑容：“他不会是对你一见钟情吧？”
“我们一早就认识。”
“他冒着危险把巡捕房的情报告诉你，一定是对你有特别的好感。”
夜里六七点钟的时候，人的反应总是比较迟钝，她茫然的望着老顾。
他的皮鞋是用白色和棕色两种颜色的皮拼成的，他一定在穿着上花掉大把时间。他蹲下身，提起裤腿，重新系好袜口上的松紧带。打一个结，翻下袜边，让它遮住那根紫色绒线，单单让它垂下一绺来。他的确相貌英俊，比船上那会更有吸引力，他也知道自己对别人有这种吸引力。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迟钝，很沉重。他一步跳下台阶，转身，用胳膊肘抵开弹簧门，倒退着隐身进门，伸出头来朝她招手。
他对她说：“如果同志都像你这样美丽，我也巴不得参加革命。”他说话这样大声，好像忘记这是个很小的餐馆，让她忍不住伸手按住他挥舞的手，阻止他说下去。
老顾严肃起来：“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为我们所用。当然，一切要看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到底有没有真正过硬的关系，如果是那样，对我们工作的开展将会有极大好处。”
离开餐馆前，他再次警告她，你绝不能再回贝勒路。如果暂时你找不到住的地方，我来想办法。“当然啦，”他说：“你们的组织会有更安全的地方。”
楼下店铺里一阵响动，拖动椅子的声音，纸箱翻倒的声音，林培文咯吱咯吱踩着竹梯，脑袋在楼板上冒出来。
老顾厉声喝问：“什么事？”
他嘿嘿笑：“有只老鼠。”
冷小曼像是对周围的动静毫无感应，她愣愣地坐在桌旁，手里还握着那杯早已冰凉的茶水，那股伤感像是从手心一直蔓延到心里。
⑴Avenue Albert，今之陕西南路。
⑵餐馆名可能借用自黑海边的那座港口城市。
二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夜晚九时整
事实上，特蕾莎并不认为小薛在说谎，她相信他的说法。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唯一让她捉摸不透的就是那些帮会。他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她想到那天夜里，在礼查饭店的床上，她看到他满身瘀伤。她怀疑小薛在说大话，帮会首领怎么会拿他当朋友。她猜想人家对他拳打脚踢，逼迫他监视她。她再次心软。
她一直都喜爱他，喜爱这个身上带着栀子花香的混血私生子。她也喜欢他拍的照片，那些怪异的照片里充斥着尸体上的伤口、散发着酒臭的呕吐物、女人的胴体。她觉得那些照片其实包含着一种洁癖，一种无害的快活情绪，一种古怪的安全感。
如今，由于小薛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切入她的生活——她真实的另一面，这段韵事也好像变得更加�